_永乐大典_与清代山东的两部地方志_张升.pdf

1、永乐大典与清代山东的两部地方志张 升 李广超提 要 : 乾隆 东昌府志 和道光 观城县志 这两部清代山东的地方志均征引了不少 永乐大典 材料 ，而这些材料都是来源于周永年从四库馆中录出的 永乐大典 东昌府部分 。其中道光 观城县志 所引的 永乐大典 材料是先由盛百二摘抄入其所著的 观录 一书 ， 然后由孙观从 观录 转引而来的 。乾隆 东昌府志 和道光 观城县志 所征引的 明清类天文分野书 元一统志 等书的文字 ， 也应是出自 永乐大典 东昌府部分 。关键词 : 永乐大典 乾隆 东昌府志 道光 观城县志 周永年乾隆 东昌府志 五十卷首一卷和道光 观城县志 十卷首一卷这两部清代山东的地方志有一个

2、共同的特点 : 均引用了不少 永乐大典 中的文字 。由于 永乐大典 在清代一直深藏于皇史宬和翰林院 ， 咸丰十年 ( 1860 年 ) 以后才陆续大量散出于外 ， 因而在道光以前 ， 社会上的人应该是比较难看到 永乐大典 原书的 ， 那么 ， 这些 永乐大典 文字是从哪里来的呢 ? 是转引自他书 ? 还是直接引自 永乐大典 ? 另外 ， 当时基本上没有新编地方志引用 永乐大典 的情况 ， 而唯独这两部方志同引 永乐大典 ， 而且观城原是东昌府的属县 ， 那么 ， 这是纯粹的巧合还是两志之间有某种联系 ? 本文对上述问题进行分析解答 。一 永乐大典与乾隆东昌府志( 一 ) 乾隆 东昌府志 对 永

3、乐大典 的征引乾隆 东昌府志 一般会在所引用的材料后附注出处 ， 如乾隆 东昌府志 卷 21 经籍一 第 1 页载 : “明李珏 东昌府志 九卷 ( 明史 艺文志 ) 。”括号内为该条材料出处 ( 下同 ) ， 也就是说 ， 此条材料出自 明史 艺文志 。如果是出处相同的几条材料相连在一起 ， 那么该志一般是在第一条材料末尾注明出处 ， 而在第二条材料以后注 “同上 ”。另外 ， 该志中有些引用材料其出处不是附注在末尾 ， 而是标在材料开始 ， 如乾隆 东昌府志 卷 13 建置三 学校上 第 1 页载 : “东昌府学 ， 永乐旧志云 : 教授一员 ”第 8 页载 : “聊城县学 ， 永乐旧志云

4、 :教谕一员 ”卷 8户赋一 户役 第 5 页载 : “明初户口总数 ( 永乐旧志 ) : 洪武八年终 ， 总计二万四千二十九户 ”还有乾隆 东昌府志 标注引书 ， 有时用全称 ， 有时用省称 ， 也是需要注意的 ， 如 永乐大典 ， 有时会引为 永乐大典 ， 据乾隆 东昌府志 卷 33 宦迹一 第 9 页载 : “羊暨 ， 晋太傅祜之子 ( 永乐大典 ) 。”第 12 页载 : “羊烈 ， 字信卿 ， 泰山钜平人 ( 永乐大典 ) 。”依据上述的分析 ， 可统计出乾隆 东昌府志 征引 永乐大典 共有 42 条 。除此之外 ， 乾隆 东昌府志 中还征引了不少 “永乐旧志 ”的内容 ， 而这些

5、“永乐旧志 ”的文字也应该出自 永乐大典 的 ， 因为所谓 “永乐旧志 ”， 即永乐 东昌府志 。据乾隆东昌府志 卷 22 金石一 第 8 页载 : “今朝廷开四库馆 ， 因得 永乐大典 中明初郡志 。”盛百二 观录序 载 : “中所引 永乐大典 ， 盖明初东昌志也 ; 东昌旧志 ， 则万历时所15永乐大典 与清代山东的两部地方志胡德琳修 ， 周永年 、盛百二等纂 : 乾隆 东昌府志 ， 国家图书馆古籍部所藏乾隆四十二年刻本 。孙观纂修 : 道光 观城县志 ， 中国地方志集成 山东府县志辑 本 ， 凤凰出版社 2004 年影印 。修也 。”说明修乾隆 东昌府志 时所得的明初 东昌府志 ， 即出

6、自 永乐大典 。而乾隆东昌府志 中所征引的明初 东昌府志 ， 只有 “永乐旧志 ”， 因此 ， 乾隆 东昌府志 所征引的 “永乐旧志 ”， 显然是出自 永乐大典 。下面这两个例子也能证明这一点 : 乾隆 东昌府志 卷 4 地域一 沿革 第 1 页载 : “府治 ( 永乐大典 引府志云 : 郡名巢陵 ) ”而嘉庆 东昌府志 卷 1 沿革 第 6 页载 : “东昌府 ( 永乐旧志云 : 郡名巢陵 ) 。”乾隆 东昌府志 卷 19 古迹三 陵墓 第 20 页载 : “冉子墓 ， 永乐大典 引东昌志云 : 在冠县南一十里 。”而嘉庆 东昌府志 卷 45 冢墓 第 26 页载 : “冉子墓 ， 在冠县南

7、一十里 ( 永乐旧志 ) 。”原来乾隆 东昌府志 将这两条材料的出处标为 永乐大典 “府志 ”、“东昌志 ”， 而嘉庆 东昌府志 则将这两条材料的出处均标为 “永乐旧志 ”， 可见 ， 在嘉庆 东昌府志 编者看来 ，“永乐旧志 ”其实就是 永乐大典 的 “东昌府志 ”， 而 “永乐旧志 ”的文字显然也是出自 永乐大典 。据 永乐大典 凡例可知 ， 各地府州志往往较为集中地收载于 永乐大典 中的各府州名下 ， 因此 ， 明初 东昌府志 应该出自于 永乐大典 中的 “东昌府 ”( 卷 6280 6284) 。依据上面的分析 ， 又可统计出乾隆 东昌府志 征引 永乐大典 ( 永乐旧志 ) 有 64

8、条 。( 二 ) 乾隆 东昌府志 征引他书之文字有可能出自 永乐大典 除 永乐大典 外 ， 乾隆 东昌府志 征引之书还有很多 ， 其中有些书 ， 笔者认为其并非是征引自原书 ， 而是转引自 永乐大典 。如该志征引的 明清类天文分野书 元一统志 元和郡县图志 太平寰宇记 九域志 等 ， 这些书在当时均不好找 ， 而其中的 元一统志 在当时根本就是佚书 ， 乾隆 东昌府志 的编者不可能找到其原书 。而且 ， 我们通过对 永乐大典 各府内容考察可知 ， 除主要征引该府方志文字外 ， 其往往还征引 明清类天文分野书 元一统志 元和郡县图志 太平寰宇记 九域志 等书中的文字 。因此 ， 永乐大典 “东昌

9、府 ”部分 ， 其中除大量征引 东昌府志 的文字外 ， 应该还会征引 明清类天文分野书 元一统志 等书的文字 。据此我们有理由推测 : 乾隆志的编者在将 永乐大典 所引的明初东昌府志 摘抄入乾隆 东昌府志 的同时 ， 当然也会顺便摘入其所引他书的内容 。乾隆 东昌府志 编者在摘抄这些材料时 ， 其出处往往标注原引书名 ， 而不标注 永乐大典 ， 给读者造成一种该志所引的材料一一出自原书 、其编者广收博取的错觉 。其实 ， 乾隆 东昌府志 对这些书的征引只是转引 ， 下面的这些材料可以证实笔者这种推测 : 乾隆 东昌府志 卷17建置七 城聚 第 14 页载 : “四口故关 ， 新唐书 于聊城下注

10、云 : ( 永乐旧志 ) 。”第24 页载 : “贝邱故城 ， 寰宇记 云 : 贝邱在今临清 ( 永乐旧志 ) 。”卷 42 “列传七 孝义上 ”第 2 页载 : “王师威 唐书 孝友传 ( 永乐大典 ) 。”第 3 页载 : “李肆 唐书 孝友传 ( 永乐大典 ) 。”如果乾隆 东昌府志 编者能看到 元一统志 晏元献类要 太平寰宇记 新唐书 原书 ， 怎么会在后面标注其出自 永乐大典 ( “永乐旧志 ”也出自 永乐大典 )呢 ? 可见 ， 乾隆 东昌府志 所引的 元一统志 等书的文字均是转引自 永乐大典 的 。况且 ，新唐书 其实是比较普通的书 ， 连这样的书都转引自 永乐大典 ， 我们更有

11、理由推测 ， 乾隆 东昌府志 所征引大量他书的文字 ， 应有相当多是转引自 永乐大典 的 。总之 ， 乾隆 东昌府志 对永乐大典 的征引是比较普遍的 ， 包括以下两种情况 : 其一为直接征引 永乐大典 ， 会标明出自永乐大典 或 “永乐旧志 ”; 其二为虽未标明征引自 永乐大典 ， 但实际上转引自 永乐大典 。25 中国地方志 2013 年第 1 期盛百二 : 柚堂文存 卷 2， 乾隆刻本 。嵩山修 ， 谢香开 、张熙先纂 : 嘉庆 东昌府志 ， 中国地方志集成 山东府县志辑 本 ， 凤凰出版社 2004年影印版 。( 三 ) 乾隆 东昌府志 所引 永乐大典 的来源前引乾隆 东昌府志 云 :

12、“今朝廷开四库馆 ， 因得 永乐大典 中明初郡志 。”已经清楚地说明当时所得的明初永乐 东昌府志 是出自四库馆中的 永乐大典 。那么 ， 这些 永乐大典 材料是如何得以从四库馆流到乾隆 东昌府志 编者之手的呢 ? 笔者认为 ， 这些 永乐大典 材料是馆臣周永年从四库馆中抄出寄回的 。周永年 ， 字书昌 ， 号林汲山人 ， 济南历城县人 ，乾隆三十六年 ( 1771 年 ) 进士 ; 乾隆三十八年 ( 1773 年 ) 征入四库馆 ， 改庶吉士 ， 授编修 。在入四库馆前夕 ， 周永年正在东昌府参与编修 东昌府志 。其时东昌府知府是胡德琳 ， 周永年是其聘请的修志者 ， 也可以说是胡氏的私幕 。

13、胡德琳 ， 广西临桂县人 ， 乾隆十七年 ( 1752 年 ) 进士 。胡德琳于乾隆年间在山东历任知县 、知州 、知府等职 ， 与周永年交往甚密 。早在胡氏任山东历城知县时 ， 即聘周永年参与修 历城县志 ， 据桂馥 “周先生 ( 书昌 ) 传 ”载 : “县令胡德琳延先生与青州李文藻同修历城县志 ， 即出其书 ， 肆力搜讨 。既成 ， 学士朱筠目以详慎 。”此后 ， 胡氏调任济宁州知州 ， 并倡修当地志书 ， 而周永年亦跟随胡氏参与编修了 济宁直隶州志 。胡德琳是在乾隆三十五年 ( 1770 年 ) 任东昌府知府的 ， 四十年 ( 1775 年 ) 离任 ， 至四十二年 ( 1777 年 )

14、 又复任 。乾隆 东昌府志 始修于乾隆三十七年 ( 1772 年 ) ， 至乾隆三十九年( 1774 年 ) 修成初稿 ， 而直到胡氏复任知府时才梓行 。乾隆三十七年 ， 周永年与一同参修 东昌府志 的盛百二均在东昌府 ， 据盛百二 佑亭张君墓志名 载 : “岁壬辰 ( 乾隆三十七年 ) ， 在东昌 ，周林汲永年向余言张子茂初之好学 ， 余心识之 。”因此周氏当时应已参与 东昌府志 的编修了 。乾隆三十八年闰三月 ， 周永年被征召入京编修 四库全书 ， 据 清史稿 卷 109 志八十四 载 : “( 乾隆 ) 三十八年 ， 诏开四库馆 。延置儒臣 ， 以翰林官纂辑不敷 ， 大学士刘统勋荐进士邵

15、晋涵 、周永年 ， 尚书裘曰修荐进士余集 、举人戴震 ， 尚书王际华荐举人杨昌霖 ， 同典秘籍 。后皆改入翰林 ， 时称 五徵君 。此其著者也 。”除偶尔出任地方考试官外 ， 此后至乾隆四十七年 ( 1782 年 ) ， 周永年一直在北京修 四库全书 ， 不可能直接参与修 东昌府志 之事 。不过 ， 其时周氏在馆中担任校勘 永乐大典 纂修兼分校官 ， 主要负责大典本编纂与校对 ， 正可以利用其身份摘抄出 永乐大典 “东昌府 ”部分 ， 提供给 东昌府志 编者参考 。因此 ， 尽管周永年实际参与修 东昌府志 的时间很短 ， 但乾隆 东昌府志 仍将其列为首席主纂者 ，显然是对其提供 永乐大典 材料

16、工作的充分肯定 。关于周永年抄录 永乐大典 材料一事 ， 还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来证明 :其一 ， 四库馆开馆期间 ， 录副大典本的现象非常普遍， 而周永年正好是其中一个突出的代表 。程晋芳 勉行堂文集 卷 5 周官新义跋 载 : “周官 旧二十二卷 ， 此吾友周书沧从永乐大典 录出者 ， 得十六卷 ， 而地官 、夏官缺焉 。余与书沧 、孔荭谷各抄一本 。”可见 ，35永乐大典 与清代山东的两部地方志胡德琳主修 ， 李文藻 、周永年编纂 : 乾隆 历城县志 五十卷首一卷 ， 成书于乾隆三十六年 ( 1771 年 ) ，乾隆三十八年刻印 。桂馥 : 晚学集 卷七 ， 丛书集成初编 本 ， 中华书局

17、 1985 年影印 。胡德琳 、蓝应桂修 ， 周永年 、盛百二纂 : 乾隆 济宁直隶州志 ， 清乾隆五十年 ( 1785 年 ) 刻本 。胡德琳在乾隆三十四年 ( 1769 年 ) 任济宁知州 ， 开始编此志 ， 召集盛 、周等人同纂 ， 并于乾隆三十五年 ( 1770年 ) 之夏完成初稿 。随后 ， 胡氏升任东昌府知府 ， 估计周 、盛也跟着他到了东昌修志 。可见 ， 周氏 、盛氏在当时应该是胡氏的幕客 。盛百二 : 柚堂文存 卷 4。赵尔巽等 : 清史稿 ， 第 3187 页 ， 中华书局 1976 年版 。张升 : 四库全书馆研究 ， 第 176 191 页 ， 北京师范大学 2010

18、年博士论文 。版本下同 。周官新义 是周永年从 永乐大典 中辑出的 ， 程晋芳和周永年等均将此书录副 。另据 标点善本题跋集录 载 : “斜川集 六卷二册 ， 宋苏过撰 ， 周永年辑 ， 清乾隆间济南周氏林汲山房钞本 ， 近人邓邦述手书题记 。封面有林汲山房传钞字 ， 林汲为山东周书昌先生斋名 ， 与邵二云同在史馆 ， 同辑 永乐大典 ， 一时竞写未见之书 ， 故往往一书而互有详略 ， 不独此书然也 。乙丑春 ， 群碧再记 。”这里提到周氏不但录出有大典本 斜川集 ， 而且说其 “竞写未见之书 ”。因此 ， 周氏录副大典本应是不少的 。当时馆臣录副 ， 固然有时是他们自己誊抄 ， 但更多的时候

19、是雇抄手抄录 ， 故当时馆臣家中活跃着众多抄手的身影 ， 如周永年家即雇有抄手 10 人帮其抄书 ， 据前引桂馥 “周先生 ( 书昌 ) 传 ”载 : “后成进士 ， 欲入山治 仪礼 ， 被征纂修四库 。借馆上书 ， 属予为 四部考 ， 佣书工十人 ， 日钞数十纸 ， 盛夏烧灯校治 ， 会禁借官书 ， 遂罢 。”如此多抄手帮助 ， 周永年摘抄 永乐大典 “东昌府 ”部分应是比较容易的 。其二 ， 四库馆臣替在外地者录副大典本的现象也很普遍。周永年录副大典本 ， 亦有投寄外地者 ， 据汪辉祖 书金楼子后 载 : “太史 ( 指周永年 ) 从 永乐大典 辑录 金楼子 六卷 ，命致鲍君以文者 ， 亦

20、俨然在焉 。”可见 ， 周永年曾从 永乐大典 中辑出 金楼子 并寄给在外地的鲍廷博 ( 字以文 ) 。另据周永年 致桂未谷函 云 : “宋元人医书 ， 永乐大典 甚多 ，不知何者为外间所无 。求陈先生速开一单 ， 从荭谷处寄来 。此刻王史亭先生现办此门故也 。要先开其最难得者 。”可见 ， 周氏还能根据需求者所开书单 ， 从 永乐大典 中抄出佚书或相关材料寄回 。因此 ， 周永年完全有可能将 永乐大典 “东昌府 ”部分录出寄回东昌府 。总之 ， 笔者推测乾隆 东昌府志 所引 永乐大典 材料是周永年从四库馆中录出寄回的 。乾隆 东昌府志 初稿修成于乾隆三十九年 ( 1774 年 ) ， 但在后来

21、还不断续修 ， 直至乾隆四十二年 ( 1777 年 ) 胡德琳复任东昌府知府后才刊行 ， 因此 ， 周永年完全有时间摘抄 永乐大典 材料寄回 ， 而 东昌府志 编者亦能从容利用周氏所抄的 永乐大典 材料以助修志 。二 永乐大典与道光观城县志道光 观城县志 十卷首一卷 ， 为道光十八年 ( 1838 年 ) 知县孙观纂修 ， 道光十九年( 1839 年 ) 修成梓行 。该志也征引了一些 永乐大典 的文字 ， 那么这些文字又是从哪里来的呢 ?( 一 ) 道光 观城县志 对 永乐大典 的征引道光 观城县志 对 永乐大典 的征引一般会在其后标注出处为 永乐大典 ， 如该志卷 2 舆地志 第 16 页载

22、 : “弓兵三十名 ( 永乐大典 ) 。”卷 2 舆地志 第 11 页载 : “慈善坊 ， 在县治南 。仁义坊 ， 在县治北 ( 永乐大典 。今废 ) 。道光 观城县志 共征引 永乐大典 14 条 。需要注意的是 ， 道光 观城县志 有时对 永乐大典 的征引是间接引用的 ， 如该志卷 2 舆地志 第 16 页载 : “永乐大典 东昌志 : 范县 、朝城并有急递铺 。观独无 ， 以其僻也 ( 观录 ) 。”“东昌府崇武水驿 ( 崇武 ， 永乐大典 东昌府志 作荣武 ) 。”以上的间接征引给我们两点启示 : 其一 ， 道光 观城县志 所引 永乐大典 应多与 永乐大典 “东昌志 ”有关 。其二 ，

23、道光 观城县志 所引的 永乐大典 “东昌志 ”应来自于 观录 ， 因为如果道光 观城县志 是直接引自 永乐大典 原书 ， 为何还要在其后标注 观录 呢 ?45 中国地方志 2013 年第 1 期台北 “中央图书馆 ”特藏组编 : 标点善本题跋集录 下册 ， 第 525 页 ， 台北 “中央图书馆 ”1992 年版 。张升 : 四库全书馆研究 ， 第 181 183 页 。萧绎 : 金楼子 附 ， 丛书集成初编 本 ， 中华书局 1985 年影印版 。王献唐辑录 : 顾黄书寮杂录 ， 第 3 页 ， 齐鲁书社 1984 年版 。王嘉曾 ( 号史亭 ) ， 当时为四库馆中校勘永乐大典 纂修兼分校官

24、 。( 二 ) 道光 观城县志 所引 永乐大典 的来源既然道光 观城县志 所引 永乐大典 是来自 观录 ， 那么 ， 我们来看看 观录 中所引 永乐大典 的来源 。观录 为盛百二所著 ， 已佚 。盛百二 ， 字秦川 ， 又字相舒 ， 号柚堂 ， 乾隆二十一年 ( 1756 年 ) 举人 ， 官山东秀水 、淄川知县 ， 所著有 柚堂文存 观录 等 。据道光 观城县志 孙观序载 : “乾隆丙戌 ， 秀水盛秦川先生权篆斯邑 ， 欲修邑志 ， 以瓜期迫促 ， 事不果行 。后纂东昌 、济宁诸郡志 ， 每见有涉于观者 ， 辄手书之 ， 条分类析 ， 编为四卷 ，名曰观录 。而于前明一代典故尤加详焉 ， 阅

25、今有七十年矣 。”卷 9 艺文志 第 37 页 “观录序 ( 姓名无考 ) ”载 : “壬寅秋 ， 柚堂先生自泺源移席曹南 ， 示余以 观录 四卷 ， 盖丙戌 、丁亥间先生曾守观城篆 ， 以其志之阙略模糊 ， 不能忘情 ， 十余年来历修历城 、东昌 、济宁诸志 ， 博采群籍 ， 见有涉于观事 ， 笔而记之 。”可见 ， 盛氏在任观城县知县期间 ， 欲修志书未果 ， 但此后一直留意关于观城的资料 ， 每遇这方面的材料即记录下来 ， 分类编排 ， 终成 观录 一书 。如同周永年与胡德琳之关系一样 ， 盛百二与东昌府知府胡德琳关系也不错 ， 亦曾随胡氏修过多种志书 。乾隆三十七年 ( 1772 年

26、) 胡德琳倡修 东昌府志 时 ， 盛氏与周永年等一起参与其事 。随后 ， 周永年入四库馆修书 ， 从中摘抄出 永乐大典 “东昌府 ”材料以供修志 ， 而盛氏当时仍在志局 ， 当然能看到这部分 永乐大典 材料 。而且 ， 观城原就属于东昌府 ， 至清朝雍正八年 ( 1730 年 ) 才改属濮州 ， 永乐大典 “东昌府 ”中肯定会收有关于观城的内容 ， 而盛氏又一直留心观城的材料 ， 因此 ， 他自然会趁机将有关材料抄入其 观录 一书中 。前引盛百二观录序 载 : “中所引 永乐大典 ， 盖明初东昌志也 ; 东昌旧志 ， 则万历时所修也 。”这说明 : 观录 确实引用了 永乐大典 的材料 ; 观录

27、 中所引标注为 永乐大典 的材料 ，均出自 永乐大典 明初 “东昌志 ” ( 亦即 “永乐旧志 ”) 。这恰好可证明 观录 中所引的永乐大典 材料是盛百二利用其修 东昌府志 机会从 永乐大典 “东昌府 ”中摘抄的 。那么 ， 观录 所引的 永乐大典 材料为何出现在了道光 观城县志 呢 ? 前引道光观城县志 孙观序载 : “公余多暇 ， 偶检得先生是书 ( 观录 ) ， 乃进邑之绅士 ， 广为采访 。而于长夏枯坐 ， 宵灯不寐之时 ， 手自钞辑 ， 凡旧志所载与通志 、观录 有异同者 ， 皆悉存之 。于引用诸条之下 ， 各著其书名 ， 以备参考 。”可见 ， 观录 中所收的材料 ， 道光 观城县

28、志 是尽可能收入的 。观录 中所引的 永乐大典 ， 该志当然也会抄入 。另外需要注意的是 ， 正如前述 东昌府志 征引他书之文字有些可能出自 永乐大典 一样 ， 道光 观城县志 征引他书之文字也有可能是出自 永乐大典 ， 因为 : 其一 ， 道光 观城县志 征引之书中有很多是与前述乾隆 东昌府志 转引自 永乐大典 之书相同的 ， 如 明清类天文分野书 元一统志 元和郡县图志 太平寰宇记 九域志 等 ， 其中 元一统志 本就是佚书 ， 既然乾隆 东昌府志 的编者不可能看到 ， 道光 观城县志 的编者也不可能看到 。其二 ， 乾隆 东昌府志 在转引 永乐大典 中他书材料时 ， 往往不标注 永乐大典

29、 而直接标注原引书名 ， 这种标注法显然也有可能影响盛百二 。盛氏在 观录 中标注出处时 ， 只将出自 永乐大典 “东昌府志 ”的文字标注为 永乐大典 ， 而有可能将一些转引自 永乐大典 的材料只标注原引书名 。其三 ， 据道光 观城县志 卷 1舆地志 第 19 页载 : “元一统志 : 三乡 ， 曰安定 ， 曰崇福 ， 曰里仁 。 东昌府志 : 三乡 ， 吴娄 ， 宗娄 ， 耿堌 ( 永乐大典 ) 。”如果道光 观城县志 是直接引自 元一统志 ， 为何还要在其后标注 永乐大典 呢 ?这说明道光 观城县志 ( 包括 观录 ) 所引的 元一统志 ， 其实都是转引自 永乐大典 。(联系地址: 北京

30、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邮编: 100875)本文责编 : 王丹林55永乐大典 与清代山东的两部地方志the present with knowledge about the past， but also reflects the unique role of local records materials in historical researchand serving the contemporary societyTentative Remarks on the Features of Laoshan District Records Li Peng( 39)Narrative Commen

31、ts on the Features of Laoshan District Records Qu Fugang( 42)Narrative Comments on Privately Compiled Local Records Shi Ku Yi Zheng ofLate Qing Dynasty Xia Yuanming( 46)Shi Ku Yi Zheng is a privately compiled local records completed during the reign of Emperor Xianfeng， which recordsmainly contents

32、such as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peoples livelihood， social customs， and dialects of Zhengping County inJiaying Prefecture of Guangdong in Qing Dynasty ( now Jiaoling County of Meizhou City) . Among which contents related toroutine social life took the main part， and thus received good comments fro

33、m contemporary readers due to its high historicalvalue. Along with the rise of Hakka consciousness in the Jiaying region of Guangdong since late Qing Dynasty and the Re-publican Period， and along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Hokka research， this book started to be thought of as important texts inHakka cu

34、ltural research. The cultural events recorded in the book in particular， are often seen as Hokka culture with uniquecharacters by researcher， but the author takes the view that this is to interpret the book using concepts and values of latergenerations and we need to be cautious in doing soThe Yongl

35、e Canon and Two Local Records of Shandong in theQing Dynasty Zhang Sheng， Li Guangchao( 51)Dongchang Prefecture Records during the Reign of Emperor Qianlong and Guancheng County Records during the Reignof Emperor Daoguang， two local records of Shandong in the Qing Dynasty， both quoted many materials

36、 from the Yongle Can-on， and these materials originated from the Dongchang Prefecture part of the Yongle Canon hand copied by Zhou Yongnianfrom the Imperial Library of the Four Branches of Literature. The materials quoted from the Yongle Canon by GuanchengCounty Records during the Reign of Emperor D

37、aoguang were first extracted by Sheng Baier into his Records of Observa-tions， and then quoted by Sun Guan as a secondary source into the local records. The texts from books such as The GreatMing Book of Categorized Astronomical Divisions and The Yuan Unification Records， quoted by Dongchang Prefect

38、ure Re-cords during the Reign of Emperor Qianlong and Guancheng County Records during the Reign of Emperor Daoguang， shouldalso come out of the Dongchang Prefecture part of the Yongle CanonSecond-round Local Records Compilation Should Strengthen Comprehensive Accounts of DisasterRelated Contents Zha

39、o Xijun( 56)During the Anti-Japanese War， under the combined influences of multiple factors from both inside and outside， therewere notable changes in rural Shaanxi. The transmutation of farmersconcepts of civilization surpassed those of the past interms of both dynamism and depth， shown mainly in t

40、he marked uplifting of educational and cultural level， the gradual weak-ening of the traditional patriarchal clan thoughts， the stimulation and strengthening of national and state concepts， and thegradual increases of civilization elements in the evolution of social customs. The transmutation of farmersconcepts of civili-zation fastened the paces of social evolution in Shaanxi， had far-reaching influences on the modernization process of Shaanxi，and occupied an important position in the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history of Shaanx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