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观、世界观决定学问观.doc

1、历史观、世界观决定学问观为什么人的问题，是做学问的一个根本问题。人类社会纷繁复杂而又有规律可循，社会分工越来越细而又相互联系，人们的思想认识丰富多样而又彼此争鸣激荡。做学问，既指向人类社会发展的总趋势和规律性，又关注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与兴衰成败，以至于个体人生，并具体到各种各样、层出不穷的社会现象与问题之中，因而形成综合性、专题性或交叉性的学科门类。无论何种学科门类，都具有基础研究内涵和社会应用功能。我国近代学术大家蔡元培将“学术”分为“学”与“术”两个方面，认为“学为学理，术为应用”，“学必借术以应用，术必以学为基本，两者并进始可”。这一概念性阐释表明，做学问，不仅要探究学理，而且要加

2、以应用。学理从何而来，应用到哪里去，是做学问者始终面对并需要认识和回答的。其中，学理有一个反映什么人的利益与意志，以及“对谁有利”的问题，应用则有一个为什么人服务和为谁所需所用的问题。二者归结到一点，就是做学问为什么人的问题。这是做学问的根本立场、出发点和落脚点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如果模糊不清、游移不定，就会使做学问陷入混沌和迷茫；反之，如果意识性强、思想明确，则会激发做学问的动力，并使做学问有的放矢。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总和，构成人类社会。世界观则是人们对人类社会总的看法与根本观点。为什么人的问题，既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一个本质问题，又是世界观需要回答的一个基本问题。世界观问题是人们思想和行为的“

3、总开关”，是认识和解决其他一切问题的思想源泉。从世界观问题上解决做学问为什么人的问题，有利于找寻做学问的思想认识根源，确定做学问的目的与方向，形成以世界观为基础的学问观。做学问者信奉和坚持的世界观不同，势必导致人生观和价值观也不同，也势必在为什么人的问题上形成不同甚至迥异的学问观。解决做学问为什么人的问题，存在一个正确与否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存在两种可能性：一是为大多数人；二是为少数人甚至为个人。这两种可能性，反映的不只是数量上的差别，而是对社会关系及其本质的认识不同，其根本点在于人民群众在人类社会历史中处于什么地位的问题。是否正确解决了做学问为什么人的问题，不是抽象的，不是以主观意志强弱为判

4、断标准的，而是以客观世界为依据，以主观与客观、知与行相统一为衡量尺度的，即做学问者对于做学问的态度、立场、观点和价值取向，是否正确反映了人类社会的客观实在性及其历史发展的规律性。不仅如此，欲有一个正确的世界观，必先有一个正确的历史观。历史观是对人类社会及其发展规律的总的看法和根本观点，是世界观的有机组成部分，并具有基础性地位。历史观需要回答和揭示社会历史的客观基础和社会历史运动，如关于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关系问题，以及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与特殊规律、必然性与偶然性、连续性与阶段性、主体与动力等问题。有什么样的历史观，就会有什么样的世界观，也就会有什么样的学问观。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科学揭示并阐明人

5、民群众是人类社会历史的真正创造者，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中处于主体地位。这是其他形形色色的历史观所不可能达到的科学境界。唯物史观为正确解决做学问为什么人的问题提供了科学的历史观。无论古今中外，做学问的本质区别在于历史观和世界观的差异或对立。就史学来说，与以往的历史观不同的是，唯物史观的确立和发展，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思想革命和社会变革。正是由于唯物史观在中国的传播和应用，导致了中国史学划时代的发展，并为人民做学问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坚持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做学问，就要依靠社会、深入社会、服务社会。做学问在一定社会条件下进行，并相应地受到这些社会条件的影响与制约，同时随着社会的变迁而在思

6、想、方法与手段上发生变化甚至变革。做学问一刻也离不开社会并需要参与到社会中去。坚持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做学问，就要尊重人民群众的历史主体地位，站在人民群众的立场上，研究人民群众广泛的社会实践，反映人民群众的利益与意志。相应地，坚持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做学问，就要树立人民利益至上、为人民服务的价值观，自觉为人民做学问。为人民做学问，需要把做什么样的学问和怎样做学问，统一到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思想意志和利益要求之中，做为了人民群众和有利于人民群众的学问。坚定理想信念，是为人民做学问的强大精神动力。共产主义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是马克思主义对人类社会历史规律的科学揭示，并在中国集中体现为科学社会主义理

7、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因此，它从根本意义上反映了人民意志、符合人民利益、适应人民要求。坚定这一理想信念，一方面要筑牢共产党人的精神支柱，另一方面要增强共产党人与人民群众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精神纽带，并以此动员、组织和引导群众。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理想信念就是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没有理想信念，理想信念不坚定，精神上就会缺钙，就会得软骨病。”我们既要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也要胸怀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矢志不移贯彻执行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做好当前每一项工作。学术话语体系科学化、大众化，是为人民做学问的重要保障。为人民做学问，需要贴近人民群众的思想实际，将学理用人民群众喜爱听、听得懂的话语体系表达出来、传播出去。新中国成立初期，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侯外庐先生在反思自己的文风中存在的“故作高深”问题时说：“我的文章作风，尤其是表现形式，是很特别的，特别到有时所谓孤芳自赏的程度”，“以为大众化通俗化可以不由我来负担”。他指出：“这想法是错了的，主要错在脱离群众。”文风问题虽然是做学问的表现形式和表达方式问题，但它实际反映的是做学问者的历史观和价值观问题。处理不好这一问题，同样会使做学问脱离实际、脱离人民群众，当然也就不可能达到为人民做学问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