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克斯与数字时代的文化焦虑.pdf

1、文化集萃712024 年第 3 期福克斯与数字时代的文化焦虑王 欣（上海大学 上海 200444）马克思及其著作在英国早期文化研究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然而随着新自由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兴起，马克思被边缘化，成为社会科学的盲点。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使学者们纷纷意识到马克思及其理论仍适用于当今社会，从而掀起了一股研究马克思的热潮。在这一背景下，英国学者克里斯蒂安福克斯（Christian Fuchs）认识到了利用马克思主义考察经济与文化和媒体的相互作用的重要性，这为他后来的数字劳动批判理论体系的建构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一、媒介批判理论的文化研究转向媒介批判理论是在法兰克福学派的影响下“从不同

2、的角度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传播过程中不平等的权力关系进行揭露的传播理论”。大体说来，媒介批判理论主要包括法兰克福学派、政治经济学派和文化研究学派。除此之外，也还存在不计其数的无名学派。法兰克福学派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意识形态进行了大胆的揭露与批判，但是由于社会历史原因，它没有特别关注经济基础以及文化工业的受众端意义问题，而这些未完成的工作主要由政治经济学派和文化研究学派来继续进行。二战结束后，电子媒介开始迅速普及并向产业化的方向不断发展，垄断资本主义不断带来新的问题与挑战，国家角色在资本主义社会传播产业中的影响越来越大。在此背景下，不同版本的传播政治经济学应运而生。政治经济学【摘要】电子媒介的普及促

3、进了媒介批判理论的发展，但在新自由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影响下，媒介批判理论转向文化研究，并逐步偏离马克思主义，这导致了文化研究的危机与困境，而马克思也成了社会科学的盲点。福克斯指出，要想解决这一问题，必须重新阅读马克思，建构马克思主义传播理论框架，实现文化研究与经济的和解，对新时期的资本主义进行批判。【关键词】福克斯；媒介批判；文化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图分类号】B08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4)03-0071-04【DOI】10.20024/ki.CN42-1911/I.2024.03.023派将大众传播系统视为整个社会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主张从社会整体的角度运

4、用政治经济学方法对其生产和再生产过程进行分析。文化研究学派产生于 20 世纪 50 年代，理查德 霍格特（Richard Hoggart）、雷蒙 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和EP汤普森（Edward P Thompson）的一些著作的出版为早期文化研究的出现奠定了基础，他们也因此成为早期文化研究学派的代表人物。1964 年英国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成立标志着文化研究正式得到了教育体制的认可，促进了文化研究学派的发展与盛行。文化研究学派特别注重对大众媒介的研究，尤其是对文本与受众之间关系的分析。早期文化研究者借助马克思主义，在资本主义社会所带来的不平等与阶级压迫的条件下对媒

5、介进行了考察，做出了一系列极具实践价值的工作；后来在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和葛兰西（Antonio Gramsci）的影响下，文化研究逐渐转向媒介的意识形态功能分析。20 世纪 70、80 年代以来，文化研究的地位开始不断凸显，政治经济学则日渐边缘化。针对这一问题，凯尔纳（Douglas Kellner）指出：“20 世纪 70 年代后期至今，政治经济学的维度的重要性在整个文化研究的领域里渐渐消退。”西方马克思主义在这一转向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结构主义的兴起虽使文化研究受到了一定的冲击，但真正对文化研究产生重要影响的是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者阿尔都塞。阿尔都塞对马克思的意识形态

6、概念进行72今古文创了重申，认为意识形态是“个人对于他所存在的实在环境的想象性关系的再现”，这种意识形态的再现是通过人们的日常生活实践来实现的，而媒介就被视为再现意识形态的主要工具。在阿尔都塞的影响下，霍尔等人将研究重点转向媒介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问题上。由于阿尔都塞的理论存在脱离具体历史经验等问题，文化研究学派的学者们纷纷转向葛兰西的霸权学说，这一转向被称为文化研究的“葛兰西转向”。霸权主要指的是统治阶级对意识形态的控制和领导。葛兰西想通过这一概念来解释统治阶级如何在与大众的动态的相互制约的过程中实现自己的统治。与阿尔都塞不同的是，葛兰西主张一种绝对历史主义，即一切都是动态的，都要到历史中去

7、检验。这正符合文化研究学派注重经验的传统，由此一来，在葛兰西的影响下，文化研究学者将大众媒介看作是统治阶级增强霸权的工具，同时也是被统治阶级反霸权的武器，并且将文化研究的重点转向“对媒介文本的多义性与受众的解读上”。总之，在他们的影响下，文化研究学派将研究重点放在媒介的意识形态功能分析上，认为政治经济学是一种简单的“经济化约论”，反对将经济看作对一切有决定性影响的因素。除此之外，新自由主义的兴起也是导致媒介批判理论文化研究转向的一个重要因素。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科学技术的应用使得生产力得到迅速发展，资本主义开始由国家垄断向国际垄断阶段过渡，新自由主义以其自由化、市场化、全球一体化等特征

8、迎合了资本主义发展的需要，得到了广泛推行。“新自由主义的兴起导致学者们对社会阶级和资本主义不再感兴趣；相反，谈论全球化、后现代主义反倒成为时尚。”在此影响下，文化研究几乎完全忽略媒介文化产品的生产和劳动过程，而仅关注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所鼓吹的“消费”。二、当代文化研究与马克思的偏离文化研究学派自从诞生之时起，就与马克思主义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威廉斯作为一名文化主义者，曾在他的著作 文化与社会：18701950 中明确表明自己对马克思主义具有浓厚的兴趣，并且终生致力于“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研究。另一位英国文化研究奠基人汤普森深受马克思理论的影响，认同马克思对阶级的动态分析，坚持并捍卫马克思主义是

9、一种“强调人类经验和文化”的思想的观点。但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第二代主任霍尔（Stuart Hall）却对马克思主义并没有什么兴趣，甚至有时与马克思主义背道而驰，他认为马克思的研究存在很大的缺陷，因此文化研究与马克思主义之间无法实现完美契合。因此，从文化研究的起源我们就可以看出，文化研究学派并不是“一种有着固定议程的连贯紧密、统一的运动，而是连贯松散的一组趋势、议题和问题”，不同的文化研究学者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是不同甚至可能是截然相反的。因此，必须指出的是，虽然绝大多数文化研究学者都认同马克思关于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具有决定性作用的观点，但他们往往将其随意地理解为一种简单的经济化约论，因

10、而十分抗拒政治经济学的观点，于是出现了20 世纪70 年代中期开始的文化研究学派与政治经济学派之间的争论。20世纪90年代，分别以劳伦斯 格罗斯伯格（Lawrence Grossberg）和尼古拉斯加汉姆（Nicholas Garnham）为代表的文化研究与政治经济学之间的争论达到顶峰。在加汉姆看来，文化研究与政治经济学之间并不存在本质性的冲突，双方存在矛盾的原因是由于文化研究学派存在认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一种决定论的误解，因此只要破除这种误解，文化研究与政治经济学就能重归于好。格罗斯伯格坚决否定了加汉姆的这种观点，他认为文化研究与政治经济学之间从未有过亲密关系，虽然文化研究近来有回归经济

11、问题的倾向，但是“文化研究无需回到事实上从未存在过的某种关系之中我必须拒绝和解的邀请”。这场论争并没有给文化研究和政治经济学带来任何实质性的变化，争论过后，双方各自回到其原有轨道。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加汉姆和格罗斯伯格之间的讨论表明了，自从加汉姆和格罗斯伯格完成他们的主要著作之后，在文化研究领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即对马克思、马克思主义以及在阶级和资本主义背景下的文化分析的严重抛弃”，而这也就导致了文化研究的危机与困境。三、“经济”与“观念”的和解2008 年全球范围内金融危机的发生使新自由主义不再被视为一种共识，人们开始重新审视资本主义。与此同时，“马克思东山再起”“危机让马克思复活”“马克思

12、又流行了”等词条也重新出现并流行。许多文化研究学者开始认识到：“重新整合文化研究与政治经济学是有某种急迫性的”，只有借助马克思主义实现“经济”与“观念”的和解，才能帮助文化研究走出当前的困境。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格罗斯伯格等学者开始了他们的工作。格罗斯伯格在他的 文化研究的未来时 一书中提出，文化研究应该“承担和接受经济问题而不至于落入还原主义和本质主义”。但他所主张的“激进的语境主义”的观点导致一种多元价值观，将马克思理论消解为一般价值论。约翰哈特利（John Hartley）认同格罗斯伯格关于文化研究处于危机之中的观点，并主张通过演化经济学的方文化集萃732024 年第 3 期法将经济学引入

13、文化研究之中，“该方法强调当今文化业的价值由社交网络中公民和用户共同动态的创造”。但是哈特利只看到了互联网中的交流与民主，而忽略了其中隐藏的各种各样的不平等与剥削。除此之外，与格罗斯伯格和哈特利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不同的是，保罗 史密斯（Paul Smith）提出，英国文化研究对马克思主义的偏离导致其在政治上变得无关紧要，因此“文化研究应明确地重新定位为基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劳动和阶级分析以及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马克思主义文化研究”。在此背景下福克斯指出，经济危机的出现和文化研究的困境使得文化研究学者们认识到文化研究需要更多地关注经济问题，但是不同的学者在关注的力度以及其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问题上产生

14、了分歧。在福克斯看来，我们生活在一个具有多层面不平等的世界，要想改变这种状况，就需要我们重新审视资本主义。而马克思主义为我们进行这项工作提供了强有力的工具，因此我们需要认真对待经济如何与媒体、文化相互作用的问题，“创造出一种具有时代性、政治相关性、实用性和批判性的文化和媒体研究”。四、“马克思归来”之后是什么如前所述，如前所述，在新自由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影响下，马克思主义被边缘化，成为社会科学的盲点。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后，西方学界重新掀起一股研究马克思的热潮，不少学者开始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仍然适用于当今社会，从而燃起了对马克思主义的兴趣。著名青年马克思主义学者福克斯与文森特莫

15、斯可（Vincent Mosco）也发出了“新的马克思主义时代到来了”的呐喊。这一时期，学者们纷纷在解读马克思原著的基础上，开始构建马克思主义传播理论框架，并以此为基础分析当下的传播问题。而由于“商品化在传播领域的深化使得传播作为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双重性质更加明显”，一部分学者在经历了文化研究与政治经济学之间的分裂以后，开始借助这一契机试图实现二者之间的融合，以期实现传播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当代新发展。但与此同时，福克斯指出，马克思在当今传媒研究中并没有得到充分认可，一些主流研究仍无视马克思，试图淡化马克思对传播研究的影响。在此背景下，莫斯可与福克斯首先总结分析了传媒研究对马克思的十大偏见。随

16、后莫斯可指出，马克思主义传播理论应该“说明传播和文化是怎样的物质实践，劳动和语言是如何相互构成的，传播和信息如何是同一社会行为以及社会建设意义的辩证实例。把这些任务置于一个更大的理解权力和反抗的框架之内，这样就会把传播直接融入马克思主义的传统涌流之中，而这一传统至今依然存在并具有现实意义”，也就是说，劳动是当代信息经济和文化产业研究的盲点。而马克思主义传播研究把传播与资本主义相联系，因而马克思主义传播研究在当今乃至今后很长一段时间仍是十分重要的。许多学者为解决这一问题做出了不懈的努力和贡献，其中福克斯的 数字劳动与卡尔 马克思 一书是克服当今数字媒体时代“劳动盲点”最系统化、理论化的第一部传播

17、学著作。他在书中以随着数字化技术的发展出现的新的劳动形式数字劳动为切入点，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基础，构建了自己的数字劳动批判理论体系，对社交媒体时代的异化与更加隐秘的剥削方式进行了鞭辟入里的分析。而这也引起了我们的深思：科学技术的发展为我们带来了极大了便利，推动了我们的进步，但劳动者并没有真正从各种剥削和奴役中解放出来，反而进一步遭受到了更严重、更多样化、更广泛的压迫与剥削。在数字媒体时代，我们更应该思考怎样摆脱数字资本的控制，防止自身的异化，促进自身全面而自由地发展。注释：刘海龙：大众传播理论：范式与流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8 年版，第298 页。（美）道格拉斯凯尔纳著，丁宁译：媒体文

18、化，商务印书馆 2013 年版，第91页。（法）路易 阿尔都塞：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思想 1970 年第151 期。闫方洁：文化研究的限度与政治经济学的理性回归基于当代西方媒介批判理论的反思，新闻界2019 年第3 期，第 44 页。（英）克里斯蒂安 福克斯著，周延云译：数字劳动与卡尔 马克思，人民出版社 2020 年版，第14 页。（英）克里斯蒂安 福克斯著，周延云译：数字劳动与卡尔 马克思，人民出版社 2020 年版，第 82 页。Patrick Brantinger，Crusoes Footprints:Cultural Studies in Britain and Americ

19、a，New York and London:Routledge，1990，p.ix.Lawrence Grossberg，“Cultural Studies vs.Political Economy:Is Anybody Else Bored with This Debate?”Critical Studies in Media Communication，1995,12(1):72-81.（英）克里斯蒂安 福克斯著，周延云译：数字劳动与卡尔 马克思，人民出版社 2020 年版，第 83 页。Robert E.Babe，Cultural Studies and Political Econom

20、y:Toward a New Integration，Lanham:Lexington Books，2010，p.5.（下接第107 页）文化综合1072024 年第 3 期四、总结“桃之夭夭”在 诗经周南桃夭 中首次出现，意为桃花繁盛美丽之貌，并借此比喻美人的姣好动人之态，在后世广为运用。但是，现在提到“桃之夭夭”，人们总会想到另一个成语“逃之夭夭”，一个表示逃跑得无影无踪的诙谐用法。汉语大词典 将这种现象简单解释为“桃”“逃”同音，所以被人们用作了诙谐语，但是事实并非如此简单。经过考察，“桃之夭夭”发展为“逃之夭夭”应该有四点原因：首先，汉语常采用双关的方式来写诗词和创造歇后语，幽默生动，

21、因为“桃”和“逃”同音相谐，所以人们也用“桃之夭夭”来表示逃跑之意，久而久之形成了一个新的成语，便是“逃之夭夭”；其次，用“桃”来表示“逃”还有深层的民族文化的原因。自古以来，桃木就被人们赋予了特殊的意义。在春秋时期，桃木可以镇宅辟邪、驱邪纳福的观念便非常流行，并且流传至今，所以用“桃”也可以表示使鬼怪邪崇“逃之夭夭”，表达了人们想要驱除鬼怪，避开灾害的愿望；再次，根据“夭”的历代形体演变情况，其以“人”为根本，呈现的是一个人摆动手臂，疾步奔走的状态。季旭昇先生也认为“夭”应本为“奔走”之义；最后，笔者考察CCL语料库中有关“夭夭”的语料共计127条，发现用“夭夭”来形容人逃离之态是有历史渊源

22、的，从形容女子身姿曼妙，到形容蛇、绳子、龙等有长度的事物弯曲着活动，之后形容人不计方向，慌忙逃离一处地方，奔走一段距离，这是一个义项发展渐进的过程。参考文献：1罗竹风.汉语大词典Z.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6.2董玉梅.春联的社会功能与文化传承刍议J.历史教学问题,2009,(03).3阚绪良,吕晓玲.从“桃之夭夭”到“逃之夭夭”J.安徽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0,(04).4(汉)许慎著,(宋)徐铉校订.说文解字M.北京:中华书局,1963.5段玉裁.说文解字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6季旭昇.说文新证M.台北:台湾艺文印书馆,2002.7汉语大字典编辑委员会.汉语大字典(第

23、2 版)Z.成都:四川辞书出版社,2018.8朱熹.诗集传M.北京:中华书局，2011作者简介：唐婷婷，女，四川大学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硕士研究生。Lawrence Grossberg，Cultural Studies in the Future Tense，2010，p.101.（英）克里斯蒂安 福克斯著，周延云译：数字劳动与卡尔 马克思，人民出版社 2020 年版，第94 页。（英）克里斯蒂安 福克斯著，周延云译：数字劳动与卡尔 马克思，人民出版社 2020 年版，第97 页。（英）克里斯蒂安 福克斯著，周延云译：数字劳动与卡尔 马克思，人民出版社 2020 年版，第100 页。赵月枝：马克

24、思归来：网络时代的马克思主义与传播研究，清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 年第3 期。（英）克里斯蒂安 福克斯著，周延云译：数字劳动与卡尔 马克思，人民出版社 2020 年版，第 83 页。参考文献：1刘海龙.大众传播理论:范式与流派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2(美)道格拉斯 凯尔纳.媒体文化M.丁宁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3(法)路易 阿尔都塞.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J.思想,1970,(151).4闫方洁.文化研究的限度与政治经济学的理性回归基于当代西方媒介批判理论的反思J.新闻界,2019,(03):43-50.5(英)克里斯蒂安福克斯.数字劳动与卡尔 马克思

25、M.周延云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20.6Patrick Brantinger,Crusoes Footprints:Cultural Studies in Britain and AmericaM.New York and London:Routledge,1990.7Lawrence Grossberg,“Cultural Studies vs.Political Economy:Is Anybody Else Bored with This Debate?”J.Critical Studies in Media Communication,1995,12(1).8Robert E.Babe,Cultural Studies and Political Economy:Toward a New IntegrationM.Lanham:Lexington Books,2010.9Lawrence Grossberg,Cultural Studies in the Future TenseM.2010.10赵月枝.马克思归来:网络时代的马克思主义与传播研究J.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33(03):1-16+190.作者简介：王欣，女，汉族，山东临沂人，上海大学哲学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哲学。（上接第73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