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审查，主要是录音制作者、演唱者、词曲作者权利的审查等。例如在北京鸟人艺术推广有限公司与桂林鸿锐有限公司、出版社录音制作者权纠纷中，作为复制品的复制者桂林鸿瑞公司，尽管提供了录音制作者和发行者的证明，证明其复制已经取得表演者、词曲著作权人许可，并向其支付报酬，但是未能提供词曲作者、演唱着、录音制作者的授权委托书，仍需承担责任。 在确定复制者身份问题上比较简单，根据新闻出版总署的相关规定，所有境内的光盘复制厂商的模具镜面上必须蚀刻SID码，这种SID码具有唯一性，即一个模具只有一个SID码，不可能出现在第二个。因此原告可以凭此起诉复制厂家主张权利。如果复制者否认SID码是其公司，可以提供相反证据证
2、明，或申请鉴定。但在复制者为了逃避追究，将SID码破坏，使之无法判断是哪家复制的，这种情况下可以通过鉴定的方法确定复制者。即权利人可以直接将需要鉴定的音像制品，直接寄送至设在深圳的“公安部光盘生产源鉴定中心”由该中心通过与样盘库中的样盘直接对比，鉴定出复制厂商。该中心是根据2000年3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新闻出版署联合发布公通字(2000)21号文设立的，目的是为了适应“扫黄、打非”，保护知识产权工作需要，解决目前各地办案过程中遇到的光盘生产源无法识别问题，该中心出具的鉴定书可以作为定案的依据。在广东艺洲人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诉安徽旭日光盘有限公司录音制作者权纠纷中，尽
3、管旭日公司破坏了SID码，通过该中心的鉴定，还是准确的确定了复制厂商，并被法院认可，判决其承担责任。 3、销售者。作为音像制品发行工作的终端销售者，同样承担一定的法律义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九条的规定，发行者应当对其发行的复制品有合法来源承担举证责任。这里的合法来源的注意义务，首先要确保所销售的音像制品，是从有合法资质音像批发商处获得，是正规音像出版社出版的音像制品。其次确保音像制品没有明显的盗版痕迹。作为专业的音像制品销售者，相对于普通消费者，更具有鉴别能力，如批发价格是否明显低于市场价格；是否使用国家明令禁止发行的音像制品，如宣扬色情、暴力
4、、反动、民族分裂等。在笔者代理一起涉及进口音像制品的发行权纠纷中，尽管销售者提供了侵权音像制品是从正规的音像批发单位购进，有销售发票和提货单等可以证明，但最终法院判决认为，被告作为经过新闻出版主管部门批准的经营单位，应当具有鉴别非法出版物的能力，并应保证其进货为正规出版物。由于涉嫌侵权音像制品属于进口音像制品，根据规定必须标注却没有标注进口音像制品的批准文号和登记合同号，且封面与盘面记载的出版单位、发行单位均不一致，这些符合非法音像制品的特征，根据音像制品管理条例第三十六条的规定，被告有能力有义务审查，却属于疏于其注意义务，判决承担责任。选择销售者对权利人主张权利意义重大：第一，根据民事诉讼法
5、第二十九条规定，侵权行为由侵权行为地和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权利人可以根据需要，选择比较方便自己的法院诉讼。第二可以确保取得侵权证据的合法性，不至于因取得证据来源不明，而不被认可。在取证方式上通常有两种做法，一是自行到盗版销售商处购买侵权音像制品，取得相关证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的规定，当事人自行或委托他人已订购、现场交易等方式购买的侵权复制品而取得实物、发票，可以作为证据。但这种取证方式必须保证购物发票与所购买的音像制品相互印证，即在取得购物发票记载的音像制品名称与实物相符。如今盗版销售者的警觉性都比较高，有的根本就不愿意开具发票，更不用
6、说在发票上写明具体音像制品的名称了，这种情况下自行购物交易的方式，可能就无法起到证明的作用。但各地法院也有不同认识，如山东济宁中院，只要原告提供了购物发票和涉嫌侵权音像制品，就完成了举证责任，如果销售者认为发票与实物不能相互印证，则需要提供相反证据加以证明，因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的规定,销售者在销售商品开具发票时，应注明具体的商品的名称、价格等主要款项。没有写明具体名称，责任在于销售者。笔者认为，这样认定不妥，主要理由如下：第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实施细则仅是部门行政管理规章，行为人违反该管理规定，那么它应当承担相应的行政责任，但不能因此免除当事人在民事诉讼中应承担的
7、举证义务。第二该管理办法是规定发票必须开具了商品的名称、价格等主要款项，但没有规定必须具体到把每个音像制品的具体详细名称、曲目、演唱者都写清楚，法律没有强制性规定，实践中大量的小额零售发票也不可能做到如此细致，这与日常交易习惯不符。第三法律依据不足。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原告主张盗版光盘是从销售者处购买，就应当对此事实举证，即有责任有义务举证证明所取得的发票与购买涉嫌侵权的盗版光碟具有关联性，如果举证不能，就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 另外一种的做法是申请公证证据保全，即通过公证处对权利人购买盗版音像制品的整个过程进行保全公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条规定：“为有效公证文
8、书所证明的事实，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但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因此公证取得的证据具有较高的法律证明力，销售者很难提供证据加以推翻，可以很好的弥补前一做法的不足。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即使公证机关在公证过程中，不向涉嫌侵权的当事人表明身份，也不影响公证证据的效力。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第二款的规定：“公证人员在未向涉嫌侵权的一方当事人表明身份的情况下，如实对另一方当事按照前款规定方式取得证据和取证过程出具的公证书，应当作为证据使用，但有相反证据的除外。” 关于侵犯音像制品以上权利的赔偿标准，根据著作权法第四十八条规定：“侵犯著作权或与著作权有关的权
9、利的，侵权人应当按照权利人的实际损失给予赔偿；实际损失难以计算的，可以按照侵权人的违法所得给予赔偿。赔偿数额还应当包括权利人制止侵权行为所支付的合理开支。权利人的实际损失或侵权人的违法所得不能确定的，由人民法院根据违法的情节，酌定判决50万元以下的赔偿。”从以上的规定可以看出，采用了弥补损失的赔偿原则。对于从事这方面代理工作者来说，这里无需赘述。现实生活中，笔者遇到了这么一种情况，北京一家公司对其享有词曲著作权和录音制作者权的几首歌曲，针对不同版本盗版碟，以张为单位，一张起诉一次，即使诉讼主体完全相同也是如此。在短短几年的时间里，反反复复起诉达二三百次，以每次每首歌至少可以获得判决赔偿二万元，
10、一张盗版碟有两首以上的歌曲保守计算，可以获得800万元以上的赔偿。当笔者参与诉讼后，把所有的案件作个统计，计算给法院听，并指出原告本可以将相同诉讼主体，不同盗版碟放在一个案件中起诉，原告之所以分开起诉，浪费人力物力财力和司法资源，目的是为了获得更多的赔偿。原告的合法权利应当保护，但不能滥用，更不能利用诉讼来谋取不当的商业利益，特别是在目前音像制品整体市场低迷的情况下，原告的这一做法可以获得比正常商业经营更多利益。在之后的法院判决中，虽然没有对原告的这一做法是否属于权利的滥用给以明确的认定，但在判决数额上大幅度降低，每首歌只判决1500-2000元不等，降幅达十倍之多。这不由的让笔者想起，前一段
11、时间中央电视经济与法频道报道了一起专访，内容是一家北京的知识产权代理公司，与多个权利人签订版权代理协议，委托这家公司代理版权打假活动，并约定将打假的所得按照一定的比例进行分成，一年一个业务人员的收入能达到上千万元。这种如初一瞥的打假活动，是否属于权利的滥用，还有待于以后的司法实践给出明确的答案 作者：董善阔 单位：安徽文得律师事务所 2009年8月10日或许你现在背井离乡，生活过的马马虎虎，拿着2-3千的工资，有电视看有电脑玩，这就够了，但是未来在哪里?下面的话请耐心看完，也许会对你有一些的帮助! 每年，制造业都会吸纳很大一部分大学毕业生，在这些职场新人庆幸找到工作，对未来充满憧憬的时候，他们
12、的前辈已在制造业内打拼了几年的师兄师姐们却怀着深深的忧虑，他们不知道未来会怎样?他们不知道何时会被抛弃?与世隔绝的社会生活 人是社会化的生物，和前程黯淡相比，与世隔绝的工厂生活更能使人自卑与绝望。你努力挣扎向上，想脱出现有的阶层，最终发现是那么的无力，而年华却已老去。 当你走出大学进入工厂，你会发现自己的生活世界是那么狭小，你的活动范围基本是工厂、出租屋、超市。你和生产线上那些天天重复同一个工作的普工并没有什么区别。除了上班和睡觉，你最重要的活动就是去超市购买所需的生活用品。其他的社会生活最多也就是与同事打牌、喝酒，你建立不起自己的社会资源。你孤身一人在外地打拼，身边没有父母亲人，只有一帮同病
13、相怜的同事，当你需要帮助的时候，需要维护自己的权益的时候，身边的人都无能为力。你的生活圈是那么的狭窄，人际交往显得那么苍白。有一天，你离开了现在的工厂去到另外一个地方，现有的同事朋友都会失去联系，你需要在新的公司重新来过。那无奈的漂泊注定了总是在重复地画着大小不一但形状相似的圈。春夏秋冬四季转换，你的工作服也在冬夏间轮转，你和所有的外地人都没有明显区别。在本地人眼中你们都只是打工的而已。如果你很乐观的话，倒是可以把公司的工作服看作是一种福利，冬夏各两套，从周一穿到周五周六，基本上不需要再多买什么衣服。毕竟你可以自由地穿自己衣服的时间一周也只有那么一两天。此外，工厂食堂每天会给员工提供伙食标准为十块钱左右的工作餐。伙食费有些公司要从员工工资里扣除，有些公司则当作一种福利完全免费。但食堂饭菜的难以下咽很多人都深有体会，发霉的面包、没削皮的土豆、黄色的青菜、无从查证的劣质油等等，花样百出。在外租住的员工还可以在周末时自己改善一下伙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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