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新常态下全要素生产率问题的若干看法.doc

1、关于新常态下全要素生产率问题的若干看法陈玉荣国际金融危机之后，世界经济格局开始进行深度调整，中国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引擎，但也面临发展速度减缓等问题。习近平总书记从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做出“新常态”的分析判断。2015 年两会期间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第一次把“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作为平衡稳增长与调结构的重要举措提出来。其实，全要素生产率这一概念,最早是由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M索洛提出的,即总产量与全部要素投入量之比。它反映的是生产活动在一定时间内的效率。全要素生产率并非所有要素的生产率,“全”的意思是经济增长中不能分别归因于有形生产要素(如资本、劳动、土地)增长的那部分，能够综合

2、各投入要素的效率，反映生产中除投入以外的其他技术因素以及制度因素对于产出的影响。对全要素生产率的研究也就成为目前我国经济研究的重要领域。为此，中国绿色经济陈玉荣博士拟对此问题进行深入的探讨，如有不周之处，敬请朋友们提出批评和指正建议。一、相关文献的梳理。经济增长是一个国家(地区)的基本经济目标之一。当代西方经济学界一般认为促进经济增长的因素可以分解为三项，即劳动力数量的增长、固定资本存量的增长以及全要素生产率(TFP)的增长。在现实经济生活中，由劳动力和固定资本要素投入增加对经济增长起主导作用的情况，称之为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由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对经济增长其主导作用的情况，称之为集约型的经济增

3、长方式。从长期来看，由于各种生产要素投入都受到边际收益递减规律的制约，而全要素生产率却具有边际收益递增的特点，所以，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是支持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唯一源泉。全要素生产率（TFP）是指“生产活动在一定时间内的效率”，即资源包括人力、物力、财力的开发利用效率。它反映产出增长中不能为生产要素的投入所解释的部分，包括来自微观技术效率改进和来自资源配置效率改进两个组成部分。在计算上，全要素生产率是除去劳动、资本等要素投入之后的“余值”，由于“余值”还包括没有识别带来增长的因素和概念上的差异以及度量上的误差，只能相对衡量效益改善和技术进步的程度。比如，一个企业也好，一个国家也好，如果资本、劳动力

4、和其他生产要素投入的增长率分别都是 5%，如果没有生产率的进步，正常情况下产出或 GDP 增长也应该是 5%。如果显示出的产出或 GDP 增长大于5%，譬如说是 8%，这多出来的 3 个百分点，在统计学意义上表现为一个“残差”，在经济学意义上就是全要素生产率对产出或经济增长的贡献。全要素生产率已逐渐成为分析经济增长方式的重要工具，也是政府制定长期可持续增长政策的重要依据，估算全要素生产率有助于进行经济增长源泉分析，即分析各种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确定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全要素生产率作为衡量经济增长效率的体现，已被大多数学者所认同，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也已经受到越来越多人的关注。目前，已有的研究

5、成果主要有：有些学者从定性的角度对中国经济增长和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关系进行理论研究。经济学家胡鞍钢分析指出 1978 年以来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对经济增长的决定性作用，以及目前中国经济增长模式转变的迫切性，得出未来经济增长的关键是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这一重要结论。张军等测算中国 19521998 年的 TFP 增长率大约在 107，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 139。吴三忙对19532003 年问各要素投入的增长速度进行了测算，研究表明，资本贡献的年均增长速度为 409，劳动产出则为 47，全要素生产率仅为 06，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仅为 1287，经济增长方式仍然属于资本驱动型。石磊等通过

6、对 19782003 年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以及资本、劳动对经济增长贡献的测算发现，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从 1992 年开始有明显下降，1994 年以后，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一直在 O 以下，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则居高不下，整个经济对资本的依赖度越来越大。郭庆旺阿测算了中国 19792004 年的全要素生产率平均增长率为 0891，对经济增长平均贡献率仅为946，指出中国经济增长主要是要素驱动的投入型增长方式。吴延瑞 t“tl 对中国 19922004 年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提出了最新的估计，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平均解释了中国经济增长的 27，远小于同期的日本和德国的类似估计值。因此

7、，中国的经济增长仍然是靠大量的要素投入，尤其是资本形成所推动。现有的关于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方式的研究结果存在着一定的差异，究其原因主要是对于全要素生产率的度量标准不一致。目前，关于全要素生产率的测度方法主要有：统计指数法(如张军)、非参数Malmquist 指数法和索洛余值法。对于索洛余值法，其主要思想是以回归模型的余值作为全要素生产率的估算，但这样往往会产生较大的测算误差，从而影响计算结果的准确性。同时，这种余项或残差本身并不能在模型系统内得到有效的解释。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两种途径。提高全要素生产率通常有两种途径，一是通过技术进步实现生产效率的提高，一是通过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实现配置

8、效率的提高，主要表现为在生产要素投入之外，通过技术进步、体制优化、组织管理改善等无形要素推动经济增长的作用。从微观层面上讲，企业采用了新技术、新工艺，开拓了新市场，开发了新产品，改善了管理，体制改革激发了人的积极性，都可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从宏观层面上讲，通过资源重新配置，比如劳动力从生产率较低的农业部门转向生产率较高的非农部门，就可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同时全要素生产率也是分析经济增长源泉的重要工具,尤其是政府制定长期可持续增长政策的重要依据。首先,估算全要素生产率有助于进行经济增长源泉分析,即分析各种因素(投入要素增长、技术进步和能力实现等) 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识别经济是投入型增长还是效率型

9、增长,确定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其次,估算全要素生产率是制定和评价长期可持续增长政策的基础。具体来说,通过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对经济增长贡献与要素投入贡献的比较,就可以确定经济政策是应以增加总需求为主还是应以调整经济结构、促进技术进步为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把“创新发展”与“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一道，作为必须坚持的新的发展理念，以此引领“十三五”时期的发展行动。从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特殊要求出发，从经济发展面临的不平衡、不协调和不可持续问题着眼，立足于实现经济增长动力转换，完成全面建成

10、小康社会决胜阶段任务，坚持创新发展的一个重要实施抓手和衡量标准，就是努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越是在更高的经济发展阶段上，越是要靠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实现经济增长。作为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一个重要表现增长速度换挡，是经济发展和人口转变阶段变化的结果。2010 年，按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总量衡量，我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根据世界银行分类和按人均 GDP 衡量，我国进入中等偏上收入国家的行列。同年，我国 15-59 岁劳动年龄人口总量达到峰值，随后开始减少，人口抚养比相应上升。这种阶段性变化意味着，长期支撑我国高速经济增长的传统动力逐渐式微，必然导致潜在增长率的下降，实

11、际经济增长减速。经济增长减速并不必然是坏事。从世界经济史来看，高速经济增长是特定发展阶段上的一种赶超现象。例如，2014 年在世界经济平均 2.5%的增长率下，低收入国家达到 6.3%，中等偏下收入国家 5.8%，中等偏上收入国家 4.5%，而高收入国家只有 1.7%。这是因为，处在较低发展阶段的国家，由于存在技术和生产率的差距，经济增长具有后发优势，可以主要依靠资本、土地和劳动力的投入实现；而对处在更高经济发展阶段上的国家来说，经济增长则必须靠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认识我国经济发展的新常态，就是要认识到依靠传统增长动力，必然要面临减速的挑战，适应和引领新常态则是要探寻新的增长动力，核心是提高全

12、要素生产率及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份额。可以说，越是在更高的经济发展阶段上，越是要靠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实现经济增长。大量经济学文献显示，全要素生产率表现如何，既可以解释可持续经济增长与经济停滞的反差，也被证明是许多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主要原因。在我国当前所处的发展时期，准确认识、把握、适应和引领新常态，重中之重是寻求经济增长新动力，实现创新发展。一方面，这个增长新动力主要来自于全要素生产率，另一方面，全要素生产率是一个衡量创新绩效的重要指标。至于说创新是否成功，最终要以能否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为衡量标准。增长动力转换的核心是从投入驱动的经济增长转向创新驱动的经济增长，使创新真正成

13、为引领经济发展的第一动力。广义理解创新驱动，可以包括两个方面科技创新和体制创新。而这两种创新是否成功，是否可以转化为新的增长动力，最终都是要以能否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为衡量标准。根据我们所做的经济计量分析，在 1982-2009 年期间，在 10%左右的年平均 GDP 增长率中，资本积累扩大的贡献率为 7.1 个百分点，劳动力数量增长的贡献率为 0.8 个百分点，劳动者教育水平提高（即人力资本）的贡献率为 0.4 个百分点，人口抚养比下降的贡献率为 0.7 个百分点，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为 1.0 个百分点。而在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中，接近一半的贡献来自于劳动力从农业转移到非农产

14、业带来的资源重新配置效率。从以往这种经济增长源泉的构成看，随着经济发展阶段和人口转变阶段发生根本性变化，推动高速经济增长的动力结构也将变化，传统部分对增长的驱动力必然减弱。随着在中等偏上收入阶段我国人口红利开始消失，储蓄率和资本报酬率的下降成为不可避免的趋势，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不再能保持原有的水平；劳动力数量逐渐变为负增长，而人口抚养比则已经跨过了从下降到提高的转折点，因此，这两个变量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也将转正为负。经济史给我们的启示是，人力资本和全要素生产率是长期可持续的增长动力，只有显著提高这两个变量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份额，我国经济才能保持必要合理的中高速增长。人力资本与全要素生产率相互补充和

15、配合，既是创新驱动的源泉也是创新驱动的归宿。在资本积累、劳动力数量和人口抚养比对经济增长贡献逐渐减弱的情况下，如果人力资本和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不变，经济增长速度就会降下来。根据估算，GDP 的年度潜在增长率，从过去三十余年的 10%左右，下降到“十二五”时期的平均 7.6%，预计“十三五”时期将进一步下降到 6.2%。然而，这个估算的潜在增长率并不是我国经济增长的宿命。在传统经济增长动力难以为继的情况下，如果通过体制创新完善制度环境，一方面可以挖掘劳动力供给潜力，促进资源重新配置，延长传统的人口红利；另一方面可以加快技术创新速度，赢得新的增长动力。无论是延长传统动力的机会窗口，还是挖掘新的增长

16、动力，都意味着全要素生产率要显著提高。我们进行的模拟分析表明，如果在“十三五”期间全要素生产率的年平均增长率可以提高 1个百分点，就可以提高年平均潜在增长率 0.99 个百分点。换句话说，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几乎可以不打折扣地转化为经济增长速度。然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不可回避地要经历艰难困苦的转方式和调结构过程。三、转方式和调结构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必由之路。经济发展新常态下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不可能在和风细雨中实现，而需要经历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产业结构调整的阵痛。在存在大量农业剩余劳动力的情况下，劳动力向生产率更高的非农产业转移，可以像摘取低垂的果子一样，立竿见影地获得

17、资源重新配置效率。但是，随着农村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和劳动力大规模转移出来，劳动力转移速度将明显放慢。从人口数据看，无论按照常住人口的口径还是按照户籍人口的口径，作为外出打工主体的农村 16-19 岁的青年人口，都已经于 2014 年达到峰值，今后总量将绝对减少。与此同时，年龄在 40-45 岁的农民工数量也开始减少，这是因为他们没有在城市的长期预期，在这个年龄阶段就开始退出城市劳动力市场。相应地，在政策环境不变的情况下，农民工外出的净增长速度也必然减慢。实际上，这个趋势已经显现。例如，在 2005-2010 年期间，外出农民工年平均增长率为 4%，2014年下降到 1.3%，而 2015 年上

18、半年仅为 0.1%。因此，未来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主要将来自改革红利，而改革红利则直接体现在发展方式转变和结构调整的效果上。具体来说，旨在保持可持续中高速增长的经济体制改革，归根结底要通过延长人口红利以及寻找新的增长动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市场和政府在其中都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首先，建议明确要求“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加快提高”，为户籍制度改革以倒排的方式设定了时间表，用有针对性的指标规定了路线图，必将产生明显的改革推进效果，创造有利于潜在增长率提高的改革红利。通过清除一系列与户籍制度相关的体制障碍，可以进一步疏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转移，稳定城镇化速度，获取资源重新配置效率，提高潜在增长率。由于户籍制

19、度的存在和基本公共服务的不均等，农民工就业是不稳定的。当人口结构变化到这样的阶段，潜在的外出农村人口不足以补偿回流的农民工时，劳动力短缺现象将进一步加重，还会造成生产要素的逆向配置，进一步降低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速度，形成所谓逆库兹涅茨现象。只有户籍制度改革的实质性推进，才能阻止农民工的倒流，避免出现逆库兹涅茨现象。其次，在推动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过程中，企业的微观经济活动是创新的中心，政府的作用是在宏观层面创造良好的激励机制和政策环境。建议正是从这两个方面，指出了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不容回避的路径，即一方面，优化劳动力、资本、土地、技术、管理等要素的配置，激发创新创业活力；另一方面，要做到这一点，必

20、须更加注重运用市场机制和经济手段化解产能过剩，完善企业退出机制。这就要求创造一个充分竞争的市场环境，形成一个能者进、庸者退、劣者汰的“创造性破坏”机制，实现生产要素向效率更高的产业、行业和企业集中。最后，全要素生产率应该以适当的形式成为引导创新发展的指标。新的发展理念要转化为相应的发展实践，应在具体的规划中形成对应的指标，或许不必直接用于考核，但作为一种宏观激励信号，有助于引导政府、社会、企业了解什么是全要素生产率，如何才能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各自在其中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例如，新加坡政府认识到全要素生产率对于经济增长可持续性的重要性，于 20 世纪 90 年代把全要素生产率每年提高 2%设定为国家目标，从此创新能力和竞争力不断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