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人诗歌的抒情由浮泛激荡转向凝重深沉。诗歌的内容是：一个夜晚，诗人站在北京街头，向星空眺望，面对无边无际的宇宙，心中涌起了人生短暂的联想，但是，当诗人把目光转向壮丽的天安门广场，想到了我们“沸腾的战斗生活”，想到了人类征服自然的豪迈气概时，就感到自己“充溢了非凡了力量” ， “我们要把广漠的穹窿，变成繁华的天安门广场”. 在诗人的理性意识中， 望星空是以比较曲折、形象的艺术手法，歌颂“人定胜天的伟大力量，歌颂人民在党的领导下迎难而上，去建设美好、幸福的人间天堂” 的时代主题，但在诗歌的具体展开中，却明显的体现了感受与理念、诗学与政治要求之间的矛盾。在诗歌中，作者少了一贯的明朗豪迈的诗风，而在诗句
2、中添加了的深沉则给人们带来了很多的思考，用极接近个人情感世界的语句，表现了作者对历史挫折的严肃思考和感应。在诗歌中，作者引导读者对自身生命、意义、命运的重新思考，使得这首诗歌富含哲理，体现着作者在诗歌创作上的成熟。他这以后的诗歌，很多也体现着哲理性，像团泊洼的秋天 、 祝寿 、 秋歌等等都属于这一类的作品。 （三）新颖的形式，独特的诗体创造 郭小川在几十年的诗歌创作生涯中，曾先后采用过很多种诗体形式进行创作，如楼梯式、民歌式、自由体、长句体等多种形式。但在众多的诗体中，长句体则为郭小川在诗体方面的独特创造。在评论郭小川诗歌创作很多的文章中，有的人称作这种独特的诗体为“新辞赋体” 。为了表达更加
3、开阔的思想感情，郭小川从我国古代辞赋中借鉴联辞结采的特点，结8合现代汉语规律，创造了这种新诗体。诗体的基本特征是：句子长，又被称为长句体，长廊体。一行诗至少由两个以上的短诗句构成，诗节的组合比较自由，由 2，3 ，4 行诗句构成，节与节之间的字数，句数，大体整齐，压韵 ； 用铺陈排比的手法来表达 ； 容量大，适宜于奔放情诗的抒发。由于短句长排、诗行大体整齐、对应的格式，与铺饰、夸张、重叠、排比、对偶等表现手法大量使用，以及结构、词藻、音韵节奏等方面的考究，有效地增强了诗的情感浓度与语言力度，造成一种宏阔与澎湃的气势，使这种诗体产生了较强的艺术表现力。主要作品有厦门风姿 、 乡村大道 、 甘蔗林
4、 青纱帐 、 青纱帐 甘蔗林 、 刻在北大荒的土地上 、 登泰山 、 团泊洼的秋天等。由于他在诗体创造方面有着较大贡献，有人又称他为“革新能手”。冯牧指出：“ 他从优秀的中国古典诗歌和辞赋吸取营养，创造了一种雄浑有力的诗体。 这种体裁，经过诗人长期实践和运用，逐渐形成了具有自己鲜明特征的风格，在我国诗歌创作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1 但是令人遗憾的是，由于“文革”期间，他遭受了种种迫害，致使他的诗体探索道路没有再继续下去。个人的原因 1、个人的创作历程 郭小川诗歌风格的形成，跟他本人的经历是分不开的。我们可以从他的诗歌的创作历程就可以一目了然。 1955 年到 1956 年，是郭小川诗歌创作的
5、第一个阶段。他写了包括投入火热的斗争 、 向困难进军等诗在内的致青年公民组诗。这些诗感情热烈豪迈，以 “阶梯式”的形式表现斗争、建设、进军的主题，澎湃的激情都倾吐出来，以9政论家的头脑和战土的姿态鼓舞人民投入火热的斗争。但在艺术方面却还显得稚嫩，艺术形象的创作往往被政治性的议论所代替。 1957 年到 1960 年，是郭小川进行探索的一个时期。他在努力克服议论多于形象这一缺陷的同时，开始向复杂的生活内容和新的题材挺进，不再满足于诗的表层鼓动作用，而追求深沉的情感内蕴。有三类创作代表这一时期的成就：一类是为配合政治工作创作的“政治抒情诗”，包括致青年公民组诗（包括投入火热的斗争 、 向困难进军等
6、 7 首市）和 县委书记的浪漫主义 ，这些站在时代的政治高度和“大我” 立场、抒发共产主义浪漫豪情、以马雅可夫斯基式的“楼梯体” 写成的诗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反响，同时也使郭小川名声鹊起。另一类是由于较多表现诗人的个人化情感受到批评的抒情诗，主要是山中 、 致大海和望星空少数作品。这些作品一发表，立刻招致激烈的政治性责难， 望星空更被指责为“主导的东西，是个人主义、虚无主义的东西”。还有一类是同样引起争议并遭批评的 4 篇叙事诗，包括 白雪的赞歌 、 深深的山谷 、 严厉的爱 （有时被称为“爱情三部曲”） ， 一个和八个 。这些叙事诗不仅在内容上对生活作了具有深度的思考，同时在形式上也表现出刻意探
7、索的努力。句式上初步形成后来那种长于铺陈的长句，诗节则在同一首诗礼保持统一。 60 年代前期是郭小川诗歌创作的第三个阶段，是郭小川在诗歌艺术上的探索时期，他开创了与时代精神相协调的两种抒情体式“新辞赋体”和“ 新散曲体” ，代表性作品有厦门风姿 、 乡村大道 、 甘蔗林 青纱帐 、 青纱帐 甘10蔗林 、 祝酒歌 、 昆仑行等。此时的抒情诗，似乎又恢复到统一于“时代大我” 的情感模式当中，不过由于艺术上的成熟，时代的豪情通过较为个人化的有节制的表达，显得意味深长。 1966 年“文化大革命” 开始以后，是郭小川诗歌创作的第四个阶段。这时，诗人受到严重的摧残和迫害，被剥夺了写作和发表作品的权利，
8、但他仍然写出了万里长江横渡 、 江南林区三唱等作品。特别是写于 1975 年的团泊洼的秋天 、 秋歌 等，抒写了诗人对当时社会矛盾的严肃思考和战斗激情，标志着他这一时期的创作高度。 2、诗人的爱国情感 郭小川从学生时代起，就热情投身于抗日救国的浪潮中,并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来表达。抗日战争初期, 他怀着满腔的爱国热情,离开北平,几经周折辗转,终于抵达山西太原 ,投笔从戎,成为王震将军三五九旅的一员,后任王震的机要秘书。在那火热的革命年代,他一手举枪,战斗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一手拿笔, 饱蘸一腔热血,写下许多充满革命激情的诗篇,鼓舞部队奔向战场, 英勇杀敌。人们赞誉他是战士诗人。因他天资聪颖,才华横溢
9、,年轻有为,充满朝气, 深受王震、胡乔木、陆定一等人器重。共和国诞生后,他不负众望, 继续奋笔写诗,热情歌颂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光辉成就, 一度成为文艺界一颗光彩照人的诗人。他的诗洋溢着饱满的政治热情，一种对于伟大的党和祖国，伟大的革命事业，伟大的人民军队真诚和挚爱的感情。在他的诗作中，我们不难看出饱含在诗句里面的那种具有激情的、喷涌式的情感的宣泄。如在他著名的甘蔗林 青纱帐一诗中，他这样写道：“可记得？我们曾经有过一种有趣的梦幻：/革命胜利以 以纪念辛亥百年为标志，2011 年中国社会的历史热达到了顶峰。在我们的传统中，当代人看前朝史，一直都是个复杂的学术和政治命题，早已超越历史学的范畴。在
10、不同诉求和立场的指导下，社会各群体对前朝史的解读也就形态各异，客观与歪曲，误读与真相，交织在一起。今天这种纠葛不仅存在于学界，更在于传媒和网络构建的民间历史论述。有人怀抱着强烈的现实关怀，去改造历史，有人为了迁就现实去扭曲历史，于是，我们的历史论述一方面前所未有的热闹，另一方面却也是从未有过的混乱。在我们这样一个视历史如信仰的民族， “以古讽今”的传统根深蒂固，于是也就有了“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这类说法。还有真正的历史吗？我们应该怎样看待自己民族过去的那些人和事？当代国人又该如何去看待包括辛亥革命在内的前朝史？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王奇生是近年来大陆民国史学界最优秀的学者之一，他的两本著作党员
11、、党权与党争 、 革命与反革命不仅赢得了学界高度评价，更引起了公众的广泛关注。近日，记者访问了王奇生教授。理解革命，告别革命南风窗：对于辛亥革命的官方纪念，大陆和台湾无论形式还是内涵多有区别，但有一点却相当接近，国民党将辛亥革命定义为“未完成的革命”、共产党则称其为“不彻底的革命”，您怎么看待这个耐人寻味的共识？王奇生：辛亥革命的结局确实非常独特，基本上是一个妥协性的东西，我们长期以来认为妥协是不好的，实际上这个妥协是一个和平过渡，把辛亥革命看做一次改 朝换代的话，放在中国历史的长河里，也算得上是最温和的一次了。到后来国共政权更迭的时候，无论是 1927 年前后的“清党” ，还是 1949 年
12、前后的“ 解 放”，都是你死我活的较量，要么全赢，要么全输，要么全得，要么全失，毫无妥协的空间！国共两党的政治文化其实有很多相似。南风窗：上一代人因为救亡而信仰了革命，下一代人因为经历了“文革”而憎恶革命、解构革命。历史好像一直是这样，一代接一代，不断纠偏。比如我们 70 后、80 后的年轻人，没有经历过任何革命，却有很多人对革命充满热情和向往。王奇生：我们现在各种观念都有，这不是坏事，就怕只有一种声音。作为历史研究者来讲，要把研究对象放回当时的历史情境下去审视，比如考察当时的人为什么 要革命，是在怎样的时代背景下选择革命。有的历史学者将自己喻为法官，喜欢对历史人物判断善恶，任情褒贬，其实历史
13、学者对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应重在理解， 而非简单褒贬。脱离历史情境的空洞评判，也最容易被人空洞翻案。不断地“翻烧饼”，使得历史学蒙上一层反复无常的阴影。我们应回到当时状态下设身处地去理 解那个时代的人和事，理解前人是怎么思考和选择的，理解他们为什么在有多种选择的时候，选择这一条路而不是那一条路。南风窗：这听起来跟傅勒的思考法国大革命思路很像，他对自己国家前朝的法国大革命的理解、还原和批判，我就觉得比我们中国人对自己的历史评说精彩 得多，他完全进入了历史的复杂性，您那本书革命与反革命从某种程度上有那种感觉，不过傅勒的书里，我还是读出了他对对与错的评判。王奇 生：所谓对和错是很难说的。比如，不能因为
14、“文化大革命” 以及毛泽东晚年的一些错误，就认为 1949 年以前中共不应该搞革命，而应该搞改良。近代以来，改 良也尝试过，从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到清末新政，其实都在进行体制内改良。但当时很多人认为改良缓不济急。近代以来，中国人有一个基本的“焦虑”，即在西方 列强有形的压迫和无形的压力下，一种持续性的“亡国”危机意识。 “救亡图存”这个词，我们今天的历史书也许说得太滥了，但对那时的中国人来说， “救亡图 存”是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 国家快要亡了， “救亡”刻不容缓。由急迫、急切，进而急进、激烈，几乎是那一代中国人的普遍心态。其实我们进行了 各种尝试。当前面一个不成功或者不够成功的时候，后面的手段就
15、会越来越激进。近代中国的政治变革具有鲜明的阶梯式、递进式特征。变革与革命不断推进，一次 比一次激烈，总认为前一次不够彻底，或者是不够成功，还要“再起” 革命。上层革命不够，还要下层革命；城市革命不够，还要乡村革命；不单要对外革命，还要 对内革命；政治革命不彻底，还必须通过社会革命“根本解决”从而形成一种不断革命、反复革命的格局。南风窗：历史的价值一个是还原真相，还有一个应该是给今人留下精神财富吧，人类历史上各个阶段和国家的思想和实践所积累的那一套关于革命的话语、文化和精神，比如法国的大革命、中国的“五四”运动等，它们信仰的那些精神在当代真的就失去价值了么？王奇生：革命本是一种非常手段，如果超脱
16、历史的语境，成长于和平年代的人们可能会认为革命太过于强暴，甚至认为革命违背人性，革命不择手段，革命压倒一切，人性的所有方面都要受到压抑，人的日常伦理和基本的价值观念都被革命的价值观念所取代。南风窗：所以，在今天思想领域的争论，这依然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革命性与人性的纠葛，国家的富强重要，还是人的尊严、价值重要？虽然很多理论家都试 图证明这二者是统一的，但在现实的国族竞争中，却并不尽然。从历史的角度看，这能不能被视为近代以来，我们这样的后发现代国家必须要付出的代价？王奇生：可以这么说，为了一个国家的目标，我们的代价非常大。当 1949 年革命成功时，毛泽东向全世界宣布：中国人站起来了。这句话非常沉重。问题主要出在 1949 年以后的不断革命。这一点其实也不难理解，一个革命几十年的政党，一旦执政，马上就转型，就脱胎换骨，恐怕是不现实的。很多观念我们几十年才调整过来。南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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