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SOCIOLOGY OF ETHNICITY主办单位：中国社会学会民族社会学专业委员会秘书处 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 第 72 期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 2010 年 8 月 30 日目 录【论 文】从王朝到民族-国家：清末立宪再审视 常 安【译 文】民族国家的胜利：苏联、南斯拉夫和捷克斯洛伐克解体的教训 菲利普罗德 Philip G. Roeder 著，卢露译Association of Sociology of Ethnicity， Sociology Society of ChinaInstitute of Sociology and Anthropology， Peking Uni
2、versity1【论 文】从王朝到民族-国家：清末立宪再审视 1常 安 2引 言清末立宪，作为二十世纪初期席卷全国的社会政治风潮，一直是近代中国研究的重要内容，相关的学术著述也颇为丰硕。即使是法学界，由于清末立宪作为中国宪政运动发端所在的特殊地位，也早已不再秉持“骗局”之论，开始对其倾注愈来越多的学术热情，如对于西方宪政理念与中国政治语境之探讨、 钦定宪法大纲等立宪文本的规范分析、清末立宪中资政院、咨议局、地方议会的设立活动的爬梳、百年中国宪政经验的总结等等 3；这自非偶然，一方面，梳理探究本国宪政变迁，本就是公法学人无可回避的责任所在，另一方面，知往鉴今，也可凸现当下的知识旨趣和现实关怀。但
3、清末十年政局的错综复杂、政事纷争的变幻莫测、以及短时间内整个社会、政治、文化的剧烈变迁，加上其时半殖民地性质导致国际关系和国际风潮对于国内变局的影响，使得后人在回溯反思清末宪政变迁时颇有置身于苍茫大海中的茫然，似乎任何一种视角、任何一个因素，都无法涵摄这短短数年之内的巨变之大致轨迹。纵观中国语境、日本因素、君宪共和、立宪文本、地方自治等研究清末立宪的关键词，总觉尚有言犹未尽之感。既然是立宪，既然是新政，就意味着对已有政治制度的一种全方位的或者部分的变革，那么，清朝原有的基本政治安排有哪些独特性？这种政治安排在近代中国内外交困的格局下对于清末宪政运动又有那些影响？如果产生影响，它又是如何导致清末
4、宪政运动未能实现其制度设计的初衷?中国的立宪运动肇始于清朝，而清朝众所周知又是一个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的王朝、同时清朝也是中国多民族疆域的最终奠基者，这些均使得清代在政治制度构建上呈现出与以往汉族王朝、地方民族政权迥然不同的特质。所以，虽然在 1644 年，满洲贵族入主北京完成从地方性少数民族政权到中央王朝的转变，并且以大一统的中国观来反拨传统的华夷之辨，进而将清纳入中国中央王朝的谱系之中；但终清朝一季，尽管在诸多政治制度上基本承袭明制或者说被汉化，可首崇满洲与满汉一体的矛盾始终存在，而太平天国运动之后、汉族官员坐大，加上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国外民族主义思潮的传入，以及其时中国所面临的前所未有的“
5、保国、保种、保教”的全方位生存危机，使得满洲贵族作为统治者的合法性也开始被质疑。清末仿行预备立宪的开始重要原因之一，即是“迅将帝国宪法颁布以息排满之说” 4，清末立宪的很大一部分内容，也是围绕平满汉畛域问题，同时，主导清末宪政运动推行的决策者中，也大都为满洲贵族出身，因此，满汉关系，可视为影响清末立宪的重要因素之一。更为重要的是、无论是当时清政府的领导者满洲贵族为继续维系自己的统治合法性而开1 原刊载于北大政治与法律评论2010 年创刊号。2 作者：常安，西北政法大学行政法学院宪法教研室教师。3 如王人博：中国近代的宪政思潮 ，法律出版社 2003 年版；卞修全：近代中国宪政文本的历史解读 ，
6、知识产权出版社 2006 年版；刁振娇：清末地方议会制度研究以江苏咨议局为视角的考察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8 年版；马岭：“君权从哪里开始让步？-来自钦定宪法大纲的启示” ，载法学家2008 年第 4 期；张千帆：“走向世界的中国宪政制度与文化的百年进化” ，载北方法学2008 年第 4 期等。由于篇幅和主题的限制，此处仅就目前法学界清末宪政史的一些研究路径的具体体现略举一二。4 “两江总督端方奏请迅将帝国宪法及皇室典范编订颁布以息排满之说折” ，载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 ，中华书局 1979 年版，第 46 页。2启的清末立宪运动、还是清末宪政中的平满汉畛域问题，包
7、括为了应对边疆地区在西方帝国主义者挑唆之下而日益严重的分离危机而进行的边疆民族地区新政，实际上均是近代中国从王朝向现代民族-国家的一个转变过程呈现，具有显明的国家建设色彩。但清末政局的动荡不安，和民族主义思潮传入所导致的排满风潮的兴起、使得满洲贵族的少数族群身份作为民族-国家建设领导者的地位被不断质疑，中国多民族的现实以及清朝作为一个多民族帝国内部长期因俗而治的多元化政治结构也使得清末边疆改革的均质化努力成效甚微，这些因素，均增加了这种通过立宪进行现代国家建设的难度、也深刻影响着清末立宪运动的走向。当然，如前所述，清末宪政运动实在过于复杂，似乎任何一种分析视角在其面前都茫然失措；笔者在此处仅想
8、指出的是，影响清末宪政运动的因素非常复杂，除了我们惯常所了解的中西差异、君宪共和争论、地方自治等关键词，似乎还可以从其他方面进行解读，以求对当时的历史情境有个更为全面妥帖的把握。一、清代政治安排的独特性与多面性如有论者所言，清末革命运动的纲领是号召推翻帝制，而宪政运动的要求则是在维持清王朝统治的前提下，进行某些调整改良；但两者都是从不同立场和角度上针对着清王朝的国家政治制度，针对着现存的统治体制和统治秩序。不论革命或改良，都是以清朝的政治制度作为客体、作为对象的；因此，为从本质上探索清末立宪中的政治格局及试图通过立宪进行从王朝到现代民族国家转变的内在困境，必应对清朝原有的政治制度及其特点有所了
9、解。 1就治宪政史而言，这似乎是个常识，但有时候越是常识，越容易被熟视无睹。若仅围绕个别文本，很可能遮蔽了背后纷繁的政治变幻、同时也得出一些似是而非的结论。毕竟，宪政史考察的激变时代的宪政演进，用阿克曼的说法，就是更接近于“宪法政治”时代，而非常规政治时代；更何况，清末的宪政变革，本身又包含了统治者作为少数族群、中国多民族的政治格局与清末民族主义思潮的滥觞、通过立宪实现从王朝向民族国家的转变等多重复杂性。所以，本文的分析从清王朝作为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的中央王朝与多民族帝国疆域奠基者的身份所进行的独特政治安排开始，以求对清末立宪的对象和客体有个相对清晰的认识。关于元与清这两个王朝的性质问题一直是学
10、界的聚讼所在 2，它们既不同于一般的汉族中原王朝，也和金、辽等从边疆入主中原占据华北半壁江山的少数民族王朝不同。以清为例，一方面，其作为中国中央王朝的正朔在大一统的政治理念和清前期一百多年卓越的治理绩效下得到了认可；另一方面，作为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的王朝，其是以数百万人口统治数亿汉人所以在其内部实际上是竭力强化满洲族裔认同以避免被同化，且通过实质上的满汉畛域区分来强化这种内部认同以保持统治能力；同时，统治疆域内部边疆民族地区一国多制的政治现实又使得其很大程度上具有多民族帝国的属性；或许正是因为如此，美国学者柯娇艳（Pamela K. Crossley）关于清代政治制度的一本著作书名即为历史透镜：
11、清代统治思想的历史演变与民族特性 。 31作为中国中央王朝正朔的“清”1644 年清朝入关后，清统治者首先面临的一个政治理论难题即是其作为少数民族王朝统治中国领域的政治理论难题，即清是否被民众尤其是内地汉族民众认可为一个统治中国的中央王朝。毕竟，满族以东北少数民族数百万之众入主中原，入关初期与内地军民又经历了激烈的军事冲突，其所秉行的强行剃发、易冠等行为因与汉族传统风俗文化相悖更是引起了汉族民众1 韦庆远、高放、刘文源：清末宪政史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49-50 页。2 如何柄棣与罗有枝的对清朝性质的论争，见（美）何柄棣：“捍卫汉化：驳伊芙琳罗斯基之再观清代 ”，载清史研
12、究2000 年第 1、3 期；张勉励：“再现清代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性介绍一篇西方研究清史问题的论文” ，载（清史研究1999 年第 2 期。3 Pamela Kyle Crossley, Orphan Warriors: Three Manchu Generations and the End of the Qing World,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1.3的强烈反抗；因此，在军事镇压确立其统治地位后如何从政治理论上确立其统治的合法性便是其必须面对的政治命题，尤其是在满汉冲突严峻、夷夏大防观念被当时的汉族知识精英所广为强调之时。
13、1当时的清统治者对此的应对则是，淡化华夷之辨，强调其是“仰承天命” 、 “抚定中华”的中国中央王朝正朔。实际上，早在 1635 年，皇太极即未雨绸缪，改国号为清，称年号为崇德，表明了其觉醒成为中国皇帝，公然以有天下自期的意向。中国历代的国号，皆有其特殊的意义，与各朝的背景具有密切的关系，就边疆民族王朝而言， “其国号的演变往往较多曲折，最初多以种族或部族命名，仅在控制汉人地区并建立边境国家或者征服王朝后，始采用汉式国号，以减低种族色彩，增强政治号召，并赢取中原正统” 2。所以，国号作为一种政治符号，其名称的演变，往往反映国家性质的嬗递，以及统治者内在的政治认同。这其中， “清”有与“明”比美之
14、意，改元“崇德”也可与崇祯相比，之所以不再采用努尔哈赤所定的“金”之国号，对其本族也禁称“女真（诸申） ”而改为“满洲” ，即是避免引起中原汉人的敏感和怀疑， 3也是为了与“明”争夺中原正朔进而将自己纳入中央王朝的谱系范畴。 4清入关后，首先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以调整满汉矛盾，并完成从边疆少数民族政权到中国中央王朝的转变，如在经济上停止圈地、恢复生产，在政治文化制度上开科取士、尊崇儒学；并且在官方的民族关系处理意识形态上宣称满汉一体，进而大大缓和了满汉矛盾。另外，清统治者通过一系列刻意的政治宣传叙事，来着力论证其作为中国中央王朝正朔的合法性地位。以雍正大义觉迷录为例，其所采取的手段即是通过消解华夷
15、之辨来确立统治的合法性，首先，雍正强调“惟有德者可为天下君”为“万世不易之常经” ，明朝自嘉靖以来“君臣失德” 、 “生灵涂炭” ，说明其继明朝而成为中国中央王朝是顺天承运、以德配天；其次，雍正指出“本朝之为满洲。犹中国之有籍贯” ，且“舜为东夷之人。文王为西夷之人。曾何损于圣德乎” ，以此来说明华夷之辨的相对性；最后，雍正以“自我朝入主中土。君临天下。并蒙古及边诸部落、俱归版图。是中国之疆土。开拓广远。乃中国臣民之大幸。何得尚有华夷中外之分论哉”的治理绩效，来说明其统治的合法性，并声称“我朝肇基东海之滨，统一诸国，君临天下，所承之统，尧舜以来中外一家之统也，所用之人，大小文武，中外一家之人也
16、，所行之政，礼乐征伐，中外一家之政也” ，将清统治者与儒家传统政治文化中的尧舜圣哲相比，其自认的正统地位自是不言而喻 5。所以，清统治者通过以德配天、华夷一家的政治文化叙事以“天下共主”自居，加上主动融入儒家文化、承袭明代政治制度、在中前期长期实行轻徭薄税的政策，以及清朝入关几十年来文治武功的治理绩效现实，逐步确立了其作为中国中央王朝正朔的合法性地位。清前期百余年的所谓康乾盛世，清对中国这个多民族大国疆域的最终奠基，使得满洲贵州以少数族群统治以汉族为主体的近四亿人口的合法性也不再被质疑，甚至当十九世纪中叶太平天国运动打出1 华夷之辨是儒家传统政治观和民族观的一种代表性学说，如孔子所谓“夷狄之有
17、君，不如诸夏之亡也”,“内诸夏而外夷狄” ，即区分华夏与夷狄；但这种区分并非绝对的，且和现代民族主义思潮中的种族民族主义还有一定区别，有朦胧的种族意识的强调，更多的是文化意义上的一种区分，如“夷狄入中华则中华之，中华入夷狄则夷狄之” 。一般来说，当汉族政权处于弱势或者未能成为统一中国的中央王朝时，往往通过强调华夷之辨来力图确立自己统治的正统性，如东晋与南宋。关于中国政治文化史中的“正统”问题以及历代统治者为论证其统治正统性的不同努力，饶宗颐在中国史学上之正统论中有非常出色的分析。饶宗颐：中国史学上之正统论 ，上海远东出版社 1996 年版。2 萧启庆：内北国而外中国：蒙元史研究 ，中华书局 2
18、007 年版，第 62 页。3 汪晖：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 ，三联书店 2008 年版，第 536 页。4 另外，如郭成康所指出的，即使在后金起兵揭开了长达 25 年之久的对明战争之后，努尔哈赤和皇太极也从来没有萌生过在国家版图之外另辟乾坤的念头,他们念念不忘的是，如何尽快实现入关取代明国以为天下中国之主的宏图伟业，另一方面，明朝也没有把建州女真视为“属国” 、 “外国” ，而是国家边远地区羁縻卫所的长官，而非摒弃于大中国之外，所以那种认为满洲不属于中国的论调无疑是极其荒谬的，详见郭成康：“清朝皇帝的中国观” ，载清史研究2005 年第 4 期。5 清世宗实录卷一百三十，雍正十一年四月己卯。4驱
19、除清妖的口号时，以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为代表的汉族政治精英仍然坚决站在了清统治者的一边。2首崇满洲与满汉畛域如前所述，清统治者在官方的民族关系处理意识形态上大力宣扬“满汉一体” ，并在清初对于八旗的满洲身份可以回避以缓和满汉矛盾。 1但尽管如此，以满洲不足百万的人口统治数亿汉人，一个现实的政治难题即是被多数人口文化同化的可能，所以终清朝一季，统治者都极力提倡衣冠、骑射、语言、文字等满洲传统文化以避免被汉化的可能，即强调“满洲根本” ，如天聪八年，皇太极上谕：“肤闻国家承天创业，各有制度，不相沿袭，未有弃其国语，反习它国之语也。事不忘初，是以能垂之久远，永世弗替也” 2，将国语（满语）提升到国
20、运兴衰的高度，顺治时期，曾令宗室弟子停习汉文，年复一年的木兰秋狩，除了有绥远蒙古诸部等北方诸民族的意蕴，很大程度上也是为了巩固满洲的骑射传统；即使到了乾隆时期，仍将保留满语骑射作为加强满洲认同巩固统治阶层内部凝聚力的重要内容。另外，由于东北为“龙兴之地”，禁止汉人出关及遣送旗人充实根本之地两种手段对东北实施周密而严厉的封禁、以保证满洲传统的“不受污染” 3。凡此种种，均是为了确保统治阶层内部的“满洲认同” 。清末立宪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即“化除满汉畛域” ，一方面，这是缘于当时排满主义风潮盛行之下清统治者不得不做出的让步，另一方面，族群平等、国民平等，本就是宪政理念的应有之意和现代民族国家建设的
21、必备所在。 “畛域”即界限、区分，本来满汉作为两个不同的族群，具有一些各自不同的民族特点是再正常不过了，但满洲贵族为了强化统治阶层内部的认同，在诸多具体政治安排方面都人为的划分了差别对待的制度畛域，此即清末立宪中沸沸扬扬的满汉畛域之渊源所在。清末仿行宪政的第一步，即是厘定官制，即官制改革，而清代职官制度的一项重要特色，即官缺制度。凡内、外官分满洲缺、蒙古缺、汉军缺、汉缺，实际上是以族群归属作为官员选任的方法，这其中，满族可以出任汉缺，但汉族不能出任满缺。还规定了满洲、蒙古官职的最低标准， “外官从六品首领，佐贰以下官不授满洲、蒙古。道员以下不授宗室” 。 4在中央国家机关，则实行满汉复职制度，
22、以内阁大学士为例， “内阁大学士，满、汉各二人。初制，满员一品，汉员二品。顺治十五年，改与汉同。雍正八年，并定正一品” 。 5但一些涉及到军事、边疆安全的要害职位，如理藩院这样权力空前强大的治边机构，从院务大臣、到主事、笔贴式，均非汉缺且以满员为主，驻防边疆地区的将军、都统、办事大臣，也均用满员，另外如山陕总督、四川总督、两广总督这样的地方军事要地所在的主政大员，最开始也定为满缺。 6另外，如官员的俸禄、守制、回避、休假等方面，也均存在一定的不平等规定。科举制度作为封建社会中国几乎唯一的人才流动、汲取机制，已不仅仅是一种教育制度，而是一种重要的政治制度，但在清代，满族单独设科、并确保足够的录取
23、名额。清朝特有的八旗制度，除了具有军事组织的制度意蕴，更是一种重要的政治安排，旗人作为职业军人、不从事生产活动、其生活依靠财政供应；也正因为如此，清末立宪中要解决的一大经济政治难题，即是旗人生计问题；驻防各地的旗人，自辟旗营旗城居住、不许从事农工商职业、也不得与汉1 参见孙静：“满族形成的再思考清中期满洲认同意识研究” ，复旦大学 2005 年博士论文，第 50-160 页。2 太宗文皇帝实录卷 18，天聪八年甲戌三月辛酉，第 320-321 页.。3 孙静：“满族形成的再思考清中期满洲认同意识研究” ，复旦大学 2005 年博士论文，第 45-100 页。4 清史稿 志 85 选举 55 清
24、史稿 志 89 职官 16 雍正时山陕总督始用岳锺琪为总督，参用汉人自此始,但纵观康、雍、乾三朝 160 余年历史，重点区域基本为满员。清代中期以后一方面统治稳固另外一方面满洲权贵生活日趋奢华进而在一定程度上不得不依赖汉员，督抚、按察使、布政使等地方大员的族属关系方面旗籍、汉籍之间比例才有所降低，但即使如此，边疆民族地区的大员仍一袭满洲。具体的数据和定量分析可参见李霞：“清前期督抚制度研究” （中央民族大学博士论文） ；魏秀梅：“定量的观察探讨清季督抚的人事嬗递” 、 “定量的观察探讨清季驻防将军” 、 “都统之人事嬗递”，分载于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集刊第 4、10 期等。5族通婚，实际上是在
25、社会结构方面，通过旗民分治的方式，将旗人置于特殊位置之上，以增强其政治认同。 1司法制度方面、上至皇族、下至普通旗人，也均享有不同程度的司法特权。在司法管辖权方面，各省旗人与民人之间发生的案件，刑事案件由旗人专门的司法机构理事厅与州县会同审理，民事安家由州县审理但须将笔录供词与拟审意见等一起交由理事厅处理。 2刑罚制度上、旗人一方面可以享有一定程度的死罪豁免权 3，另一方面也可二是用鞭责、枷号取代正刑，旗人犯笞杖罪，各照数鞭责;犯军、流、徒罪免发遣 ,以枷号代之。 4 旗人的诸项法律特权，是清末沈家本修律的重点改革内容，也是清末立宪中平满汉畛域呼声中所列满汉差别的典型范例。对于清代满族的族裔意识，传统观点一般认为满族入关后制度上“清承明制” 、文化上则被汉化，有的西方学者则强调满洲独特的族裔意识甚至视满族为征服中国的殖民王朝，显然，前者源于汉族中心主义的史观因素，后者则是典型的西方殖民理论对于中国历史的歪曲。 5 客观的讲，就满洲贵族而言，一方面，其要通过淡化华夷之辨强化大一统史观来确立其中央王朝的正统系谱；另一方面，为了防止其族群内部因接受汉文化而产生分化进而弱化统治力量而采取强化内部族群认同的做法，甚至，为了强化这种内部的族群认同，在其具体的政治安排也设置了诸多人为区隔。3多民族帝国的政治秩序塑造与内在矛盾如果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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