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视野智慧城市3要素：以人为本、互联互通、跨界创新 埃森哲大中华区医疗卫生与公共服务事业部董事总经理 陈弘毅/文智慧城市是城市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建设智慧城市将涉及城市的所有领域、阶层和地域，也将带动现代城市运行形式、管理模式、生产和生活方式的巨大变化。放眼全球，智慧城打造一个更加智慧的城市要从“理念”和“方法”两方面双管齐下，从“以人为本”理念出发，扎实推进“跨界创新”，逐步让城市更智慧，让生活更美好。陈弘毅市项目的规划建设方兴未艾。以地方政府为主导，政府各部门、企业、社会组织和市民积极参与，各方做了大量工作。诚然，各个项目在规划阶段时，信息技术的起点都比较高，然而，在具体为相关各方提供
2、什么“智慧”服务产品上的产出并不足够。因此，大量项目在建设完成后，更多地只是启用了更先进的IT基础设施，或者是对原有电子政务系统进行了一定的功能延展，但能让最终使用者感到上了一个层次、更便利、更低成本和更可预见的用户体验却并不多见。通过观察，可以把这样的问题归结为两方面：一方面是理念问题，项目推动者是否真正从“以人为本”出发，进行智慧城市的规划建设；另一方面是方法问题，项目规划建设大多还是沿着传统电子政务的思路各委办局级应用系统的规划建设。城市是一个复杂系统，是系统的系统，要把城市里提供的公共服务产品以“智慧”的方式提供给城市中工作生活的人们，就需要打破原来那种“交通”、“能源”、“安防”和“
3、供水”这些单个系统的界限，以符合“人”的使用习惯的方式呈现和提供出来。很少会因为公众或其他利益相关方的反对而对项目的范围和时间进行调整。智慧城市推进方案作为ICT企业，无论在智慧城市切入哪个领域、采取何种开发模式，在推进中都需要在资金管道和市场进入策略中做出审慎选择，任何一个方向的失策都会带来项目推行的巨大困难。 资金管道目前市场主流有4种主流的融资方式：（1）全部由政府提供；（2）PPP模式；（3）BOT模式；（4）完全由私营企业提供。伴随私营企业出资额的上升，其对项目的掌控力度相应提升，但与此同时承担的风险也将线性上升，ICT企业需要在风险和把控中根据项目类型进行选择。展望未来，随着政府债
4、务高涨带来的支付意愿的下降和技术提升带来的变现模式的相对清晰，私营企业无疑在资金上将承担更大的责任，而这也就对企业和政府间的项目和财务架构的清晰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市场进入策略对于政府而言，智慧城市仍旧是一个相对未知的领域，而不确定性也往往会阻碍智慧城市在本地的开展。这时，ICT企业需要在项目的前、中和维护阶段都更加积极地进行参与，并和政府进行绑定，从而对项目进行推行。BCG在市场上观察到了一些优秀的实践：IBM：围绕智慧城市理念，进行360度的品牌和技术推广。西门子：专设智慧城市事业部，并强调本地的市场拓展。华为：打造“擅政、惠民、兴业”的智慧城市。充分发挥其在网络技术和解决方案层面的全面
5、能力，基于“云管端”的网络架构，提供智慧城市整体解决方案，包括顶层咨询、整体规划、各类ICT基础设施，以及面向多行业的各种应用级解决方案。智慧城市主要挑战及ICT企业的提升方向虽然智慧城市的发展已日趋成熟，对于ICT企业的机会也愈发明显，但BCG认为，智慧城市整体行业距离完全爆发仍有一段距离，行业仍面临一系列核心问题亟待解决，这也对ICT企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资金来源掣肘智慧城市全面爆发原因：本地政府越来越不倾向于利用地方债务进行融资，ICT企业将面临更大的融资敞口。ICT企业启示：需进一步加强在融资能力上的提升，并与其他融资单位建立起强合作关系，确保资金可得。 缺乏垂直整合能力，难以释放智
6、能化后的商业价值原因：在过去的广泛案例中，ICT企业仍缺乏清晰的变现模式。ICT企业启示：需进一步聚焦并拓展在价值链环境中的能力，在垂直领域挖掘、拓展更多的机会，打造变现模式。 缺乏高效可复制的商业模式原因：当前各种开发案例都具有较强的独特性，还未开发出标准的模式。ICT企业启示：需要加强自身的“一站式”服务能力，更好地挖掘和理解城市的痛点和需求，提炼出针对形态各异城市的相对统一的解决方案。BCG认为，智慧城市整体行业距离完全爆发仍有一段距离，行业仍面临一系列的核心问题亟待解决，包括资金来源、垂直整合能力和商业模式等，这也因此对ICT企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视野 视野通、医疗、城市安全等等数不清
7、的系统。每一个系统本身都可以是一个庞大复杂的系统。传统上，它们各自向市民提供服务，有自身的治理体制、管理流程、物理基础设施、人员队伍和信息系统。每一个系统也会和其它系统发生连接，试图协作以为市民提供更高级的“跨界”服务。从一个城市的角度来审视这些系统，可以把城市想象成一个更大的系统，即系统的系统。近几年来，由于企业在应用新科技和新服务模式上的不断创新，市民对服务获得的期望越来越高，他们希望政府部门也能像竞争激烈的市场中的企业一样不断提升服务水平。他们期望的服务体验是直接面向“城市”这一“单一窗口”，而不用去面对城市之下的每一个单一系统。这给城市管理者带来了巨大挑战。幸好，互联网和数字化技术有机
8、会带来低成本和更可靠的“系统连接”，面向个性化需求，整合内部服务功能，提供创新服务能力。当然，每个系统内部的全面数字化，服务功能的原子化、可配置化和可嵌入化，是构建城市级别整合创新服务的基础。因此，我们预计，智慧城市大量的工作还是要打基础，即进一步完善系统内部的数字化和管理模式创新。跨界创新我们依然用“生活休闲旅游”这一需求举例说明。生活休闲旅游是公众生活的重要领域，生活休闲资源获取可通过信息查询和预订、相关咨询交流、甚至推送得以实现。生活休闲旅游服务是由政府、企事业单位等不同组织系统提供的。目前的生活休闲旅游信息缺乏整合，分别由不同的相关方独立管理，市民难以获得完整的全面信息及资源的便捷使用
9、。以“信息查询和获取”为例，市民在前期获得信息之后，如果要获得预订以及之后的交通服务，那么还需要另行切换，无法在原有的平台上获得一连串的信息。因此，在人的“个性化”深层次需求维度，要求服务者提供高度的“信息连接”。我们的观察发现，这种信息连接不单需要政府和企事业单位把“资源及活动信息”进行连接，而且需要把“交通”信息进行连接。如此，智慧城市系统提供给市民的活动信息或咨询建议，就是更为全面的覆盖活动前、活动中和活动后的建议。由此可见，在“跨界整合”的基础上，智慧城市管理者就能开发提供原来单个“系统”所不能提供的“服务能力”，这就成为创新。最近，习近平总书记在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上谈到：“要
10、以信息化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统筹发展电子政务，构建一体化在线服务平台，分级分类推进新型智慧城市建设，打通信息壁垒，构建全国信息资源共享体系，更好地用信息化手段感知社会态势、畅通沟通渠道和辅助科学决策”。在这样积极的背景下，打造一个更加智慧的城市更加要从“理念”和“方法”两方面双管齐下，从“以人为本”理念出发，扎实推进“跨界创新”，逐步让城市更智慧，让生活更美好。人对智慧城市的深层次需求包含6个维度：融入社区、个性化、包容、创新、安全、可靠。按照这6个维度画一张需求的“肖像”，应该能获取更完整的“人”的需求，这些需求深入“人”的内心，当“人”去使用这些资源时，能获得更优质的体验。因
11、此，我们提出智慧城市建设新思路从“人”的需求出发，在跨界整合城市各部件和系统的服务功能的基础上，提供出创新的服务能力予以城市居民。以人为本在智慧城市项目的规划中，大多定义了智慧城市信息系统应用的3大服务群体，即市民、企业和政府部门自身。归根到底，信息系统应用的使用者还是人。那么如何充分挖掘人的深层次需求呢？举例而言，“生活休闲旅游”是市民的一个普遍需求，是很多中小企业提供的产品服务，也是政府和公共机构提供的主要公共产品和管理对象。从市民需求角度可以理出一个“生活休闲旅游”资源使用和服务获取的流程：“公共资源/活动信息获取与查询资源预订资源使用互动交流”如果简单地认为上述的“信息获取与查询”、“
12、资源预定”、“互动交流”就是智慧信息平台的需求输入，那就离以人为本还差一段距离，因为还没有进入挖掘“人”的深层次需求的境界。这里，我们总结出人对智慧城市深层次需求的6个维度（如图）：融入社区、个性化、包容、创新、安全、可靠。在考虑“信息获取与查询”、“资源预定”、“互动交流”这每一个环节的需求时，不妨按照以上6个维度来画一张需求的“肖像”，应该能获取更完整的“人”的需求，这些需求深入“人”的内心，当“人”去使用这些资源时，能获得更优质的体验。进入互联网和数字化时代，人们对体验的要求越来越高，这是个体验经济的时代，更令人愉悦和更具个性化的服务是赢得信任和支持的关键。千城一面的智慧应用系统已经无法
13、满足人们的期望，需要从城市个性需求出发。系统的系统一个城市，当地政府和公用事业机构负责向市民提供公共产品服务。经过多年的发展，城市公共服务产品提供系统已经形成了一个复杂的体系，其中包含了能源、供水、交“人”对智慧城市的深层次需求1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成就原著/道格拉斯诺斯 译者/刘瑞华导 读刘瑞华（清华大学经济研究所副教授）一道格拉斯诺斯（Douglass C. North，1920）是当代经济史学界最受瞩目的大师之一。这本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成就是他的近期著作。为了理解诺斯的理论脉络，有必要介绍一些他早期著作的内容。诺斯在学术上的贡献与 1950 年以来西方学界兴起的新经济史或计量史学 （c
14、liometrics）密切相关。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从美国的经济史学界崛起的新一代学者特别强调结合经济学与历史，并且致力于应用经济分析与统计方法研究历史问题。诺斯就属于第一代的新经济史学家，在 1950 年就开始推动应用经济理论分析历史的工作。在 1961 年，诺斯就出版了美国的经济成长，1790-1860 年 （The Economic Growth of the United States， 1790-1860）一书，探讨美国在内战以前的快速经济成长。该书可说是新经济史革命开始之后的第一本专书，也是有关美国经济史的一本经典之作。诺斯在该书中清楚的利用国富论的论点和美国的历史资料， 说明十九
15、世纪前美国经济成长的动力是来自出口贸易、资本流入与区域扩张，由于这些动力引发了专业分工的利益与组织的创新，而提高社会所得。此外，这些力量也导致教育与知识的投资，以及技术进步而产生长远的影响。接着在 1966 年，诺斯又写了美国过去的成长与福利：一部新经济史 （Growth and Welfare in the American Past： A New Economic History ） 。这本书中，他延续了前书的分析，进一步探讨美国经过快速成长的后果。在他的分析之下，美国在十九世纪以后的土地政策、农民抗争和政府积极介入经济活动的发展，都有其历史背景。诺斯也在这本书里开始提出对公共部门的政策和
16、法规的历史分析。在 1960 至 1966 年之间正是新经济史全面拓展的时候，诺斯担任了经济史学刊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的主编之一。他鼓励了许多投入新经济史研究的少壮学者，也曾大胆采用了一些颇具争议性的稿件。看着新经济史的逐渐成长，诺斯也努力提醒学者们，一方面要尽量利用既有的理论来研究历史，另一方面也要针对历史问题再建新的分析架构。诺斯在对新经济史的作法提出反省之外，也拿出了研究的结果来支持他要求新理论架构的呼吁。他在1968 年发表的研究海洋运输的文章中指出，虽然传统经济理论里生产力的来源是归于技术进步和资本增加，但是自十七世纪至十九世纪约两百多年间海洋
17、运输的船舶技术并没有多大改变，资本投入比率也并没有明显增加。真正造成十八、十九世纪英国海洋运输生产力成长的原因是制度上的改变，使得船运组织能利用英国海军的保护成功地防止海盗与扩大市场，以致降低营运成本及提高载货率。 那时，诺斯已经开始对新经济史做深层的反省，并且找寻新的研究方向。诺斯的反省使他在 1974 年美国经济史学会会长演说中以超越新经济史（Beyond the New Economic History）为题，提出了严厉的批判。 他对新经济史最大的批评是它所破坏的超过它所建设的，他曾将新经济史的作法比喻为摇撼苹果树让烂果实掉下来，以免妨碍好果实的生长，但是经过新经济史的一阵撼动之下，经济
18、史这棵大树上的果实几乎掉光了。因此，他警觉到若要得到历史知识的果实，必须加强理论的营养与灌溉。诺斯给经济史施予的养分就是制度的分析。二诺斯首先采纳的是寇斯（Ronald Coase）所开创的交易成本和财产权理论。诺斯在引进新理论之际，并不主张完全放弃既有的理论，尤其是倍受批评的新古典经济理论，而是在既有的理论基础上为历史问题发展新的分析架构。这种作法使得在诺斯影响之下而在经济学界新兴的新制度学派 （New Institutionalism ）有别于以往许多与新古典经济学对立的学派。引进制度的分析使诺斯在批评新经济史之时带来了建设。诺斯与蓝斯戴维斯（Lance Davis）于 1971年出版了制
19、度变动与美国经济成长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al Growth） 。这本书里所强调的是制度创新是造成美国经济成长的主因。在已有的制度之下，当获利机会不能充分被利用时，就面临制度改变的时机，成功的制度改变经过财产权的重新安排得以降低交易成本。戴维斯与诺斯利用美国的历史经验说明成功的制度变动如何提高效率促进经济成长。紧接着，在 1973 年诺斯与汤马斯（Robert Paul Thomas）的西方世界的兴起 （The Rise of the Western World）一书问世，在经济史学界造成了更大的影响。这本书里，诺斯与汤马斯将制度的分析架构应用到十2至十八世纪间欧洲的历史。他们比较英、法、荷兰与西班牙等国经济发展的过程，指出各个社会的资源丰寡虽然会影响经济成长，但是有效率的组织才是长期经济成长的关键。有效率的组织才能造就出有利于成长的制度与财产权，并且在条件改变时顺利促成制度的变动。相对于荷兰与英国的成功，法国与西班牙的失败显示出健全的制度并不容易获致。由于集体行动所遭遇组织上的困难，私人团体所能达成的制度改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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