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可持续发展运动持续深入推进，在世界范围内取得了广泛共识和响应，尤其是近20年来，全球气候问题引发越来越多的关注与争议，同时促使人们在能源革命、减碳降耗等技术创新方面做出更大努力，经济、社会领域的议题也不断扩大与深化。人们越来越意识到绿色生态发展的重要性。构建可持续发展型城市、保护生物多样性、形成健康的居住环境已经成为全球发展的重要趋势。
2015年9月25日，193个成员国在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峰会上正式通过了17个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旨在从2015年到2030年间以综合方式彻底解决社会、经济和环境三个维度的发展问题，推动世界转向可持续发展道路。17个可持续发展目标涉及到我们当下面临的全球挑战，包括贫困、不平等、气候、环境退化、繁荣以及和平与正义等。特别是目标8提出要促进持久、包容和可持续经济增长的发展目标，成为了各个国家和地区发展的共识。
图1 可持续发展目标[1]
图片来源：https://www.un.org/sustainabledevelopment/zh/sustainabledevelopment-goals/
在追求可持续发展的今天，都市圈等巨型城市区域（mega-city region）、巨型区域（mega-region）的健康可持续发展问题日益受到广泛关注。基于多元价值的健康可持续的规划设计理念已经在国际上很多标杆地区进行了实践和推广。如世界著名的都市圈东京首都圈、纽约都市圈、伦敦都市圈均与健康可持续的建设理念相结合，在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区域可持续发展方面形成了丰富的实践经验。
1.1 东京都市圈
东京都市圈，包含“一都三县”（东京都和埼玉县、千叶县与神奈川县）。
随着都市圈的不断扩张，东京同样出现了居住条件差、公共服务供给滞后、环境恶化以及通勤时间过长等问题，而东京都市圈在处理问题时积累了很多成功经验。首先是以产城融合的思路规划布局新城，形成多中心网络型格局。1976、1986和1999年的第三至五次都市圈规划修订提出东京都市圈发展从单中心向多中心再向网络型升级[2]。规划22座业务核都市，对首都非核心功能进行疏散，通过提高就业和生活服务机会的可达性来增强新城的吸引力，逐渐形成多中心和网络型空间格局。其次是轨道交通引领，促进都市圈要素在各个节点间流动。在新城、业务和都市的基础上，以轨道交通引领公共服务和零售商业集聚在轨道交通沿线，以轨道交通区域站点为中心开发多处生活节点，高效促进都市圈要素流动，有序引导人口疏散。再次是塑造良好的都市生态环境。一是大都市区重新调整法案重申对自然益处的认识，提出有必要保护居民得以拥抱健康自然环境的绿色空间。通过制订各种绿色行动计划加大树木种植。二是布局高度可达的城市公园和开放空间。2011年东京专门制定城市规划公园和绿地的发展政策，恢复所有水岸和绿色走廊，并提出城市绿化空间是为市民提供救济的地方，将开放的绿地作为提供居民疏散地点，成为抵抗自然灾害的重要手段。
1.2 纽约都市圈
纽约都市圈又称为“纽约-新泽西-康涅狄格都市圈”，其空间范围包括纽约市及邻近的新泽西州、纽约州和康涅狄格州的31个县级行政单元。
第四次纽约大都市区规划将与人类居住相关的生态内容纳入区域发展框架之中，通过多种方式建设健康韧性系统，以增加城市抵抗灾害能力。如纽约市2019年发布的《One NYC 2050》提出了增长、平等、可持续性、弹性、多样性和包容性的原则[3]，旨在确保纽约的城市能够应对当前和未来的挑战。《One NYC》2050由8个目标（活力的民主、包容性经济、活力的社区、健康的生活、公平卓越的教育、宜居气候、高效出行、现代基建）组成，在应对气候变化上，重点关注实现碳中和以及100%的清洁电力，具体举措包括获取诸如太阳能、风能、岸上和海上的风能等可再生能源，以及确保交通出行向更可持续的模式转变，加强公共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等与人们健康居住生活有关的议题。除了关注韧性基础设施建设外，还通过人们生产生活方式的改变促进区域的可持续发展。
1.3 伦敦都市圈
伦敦都市圈的核心区域是大伦敦政府（GLA）所管辖的由伦敦金融城（City of London）和32个自治市所组成的“大伦敦地区”（Greater London），即伦敦市，其中又分为“内伦敦”和“外伦敦”。
为应对工业革命以来人口向大都市过度集中，防止因蔓延带来的成本上升和效率低下，早在1945年大伦敦规划中就提出在伦敦建成区之外设置5英里“绿带”，作为伦敦的农业和游憩地区，阻止城市过度蔓延。绿带政策作为重要的城市规划控制手段，稳定执行至今。截至2003年，划入伦敦绿带的土地总面积达到5129km²，最大宽度达到30km，绿带面积持续扩张。近年来，为了弥补绿带政策的不足，英国一些地区还陆续探索了“绿色地带”“战略空隙”“农业缓冲区”和“绿禊政策”等新的生态功能区政策，持续保持绿带政策的弹性，控制城市规模的无限蔓延。
综上所述，健康可持续已经成为国内外大都市区建设实践的重要关注点，而在都市圈的健康设计和建设过程中，不仅要考虑中心功能疏解、韧性基础设施的建设和生态修复，还要强调人本出发，通过提高人们的交通便捷性、改变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等手段来提升地区的可持续发展竞争力，这为健康都市圈的建设提供了坚实的实践基础。
大都市区、都市圈是城镇化发展到较高阶段时产生的城市空间组织形式。粤港澳大湾区经过近30年的发展，已经从城市群迈入都市圈的时代，主要呈现以下特征：
2.1都市圈双核集聚趋势强劲
从2000、2010、2020年企业总部分支的联系可以看出，总部经济正在向广州、深圳的都市圈核心集聚。从联系强度的紧密程度可看出，广州内部、深圳内部以及广州和深圳之间的联系更为紧密，特别是深圳的福田、罗湖、南山以及广州越秀、天河、海珠等核心区集聚强度最强。
图3广州、深圳都市圈2000、2010、2020年总部分支联系
图片来源：广东省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
图4广州、深圳都市圈2000、2010、2020年部分区域企业自容度（仅显示排名靠前的区域）
注：企业自容度指本地企业在本地开办分支企业的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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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都市圈服务集聚与生产扩散并存
从1990年至2020年珠三角三产GDP总值及比重来看，于2012年开始，珠三角第三产规模开始超过第二产，第三产业比重从2000年的47%，到2010年49%，上升到2020年57%，这是珠三角经济发展的一个转折点，意味着服务业已经成为珠三角经济的主要引擎，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
图51990年-2020年珠三角三次产业GDP总值及比重变化
由于高端服务业更倾向于向核心城区集聚，这一转变趋势进一步促进了广州、深圳都市圈核心区人口的集聚和城市服务功能的提升。
图62015-2020年珠三角各市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营业收入
从广东省2000、2010、2020年生产性服务业的总部分支情况来看，珠三角各城市间的生产性服务业联系越来越紧密，且广深佛莞四个核心城市联系更加紧密，而四个核心城市以外的惠州、中山、珠海以及江门等市均有较大幅度的关联度提升，肇庆的关联强度也在提升。随着珠三角生产网络的扩散，服务网络的联系越来越密切。
图7广东省2000、2010、2020年生产性服务业总部分支联系
图片来源：广东省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
与服务业集聚趋势相并行，受产业双转移以及国际形势等的影响，珠三角地区的制造业自2008年左右开始慢慢沿着交通廊道向外围低成本地区外溢，规模也不断增大。2020年，珠三角先进制造业增加值达到16357.9亿元，占规模以上工业比重达到58.5%，占比超过50%的有5个城市。其中深圳占比达到71.2%，惠州达到62.2%，珠海占比达到60.1%，东莞占比达到53%，广州占比达到58.2%。在制造业向更外围转移的同时，先进制造业及高新技术产业的占比在珠三角核心地区各城市不断扩散壮大。
图8 珠三角2008年前后企业分布情况
图片来源：广东省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
2.3 都市圈轨道交通向西岸倾斜
从湾区已投入运营的轨道站点的网络中心度水平对比来看，中心度水平较高的站点主要分布在广佛及西岸地区，表明以广州、佛山为中心的周边站点是连接能力、中心程度及中转功能均较高的区域。新增轨道交通推动深圳、南沙综合枢纽功能提升，部分新建站点展现了其从无到有对于轨道交通整体网络结构的影响，如西丽站、南沙站。在规划轨道交通网络中，深圳网络地位有明显提升，成为新综合轨道枢纽，西丽站连接能力及中转功能均进入前十位；南沙成为广州另一重要枢纽，网络等功能均有提升；各功能前十位站点主要分布于深圳、南沙、中山、江门等城市。
都市圈作为国家或区域参与全球竞争与国际分工的地域单元，深刻影响着国家的国际竞争力和全球的经济格局。当前的都市圈研究更多聚焦于都市圈网络的功能组织强度和效率，而本研究则更加关注都市圈聚集带来的健康挑战，这些挑战包含三个层面：首先是有关城市居民最为基本的身心健康，即我们所处的物质环境层面，包括人们赖以生存的大气、水、土壤、生态环境等因素；其次是都市圈对自然灾害风险的抵御能力层面，包括城市可能面临各种台风、洪水、山体滑坡等极端天气、自然灾害时的对抗抵御能力；再次则是整个区域的空间网络组织层面，区域网络的过度集聚化，是否会造成使危机更易传播到网络中其他节点的“爆发点”，从而形成区域的“系统性风险”[5]。
3.1 物质环境层面：自然环境退化带来健康挑战
粤港澳大湾区在经济迅猛发展和人口快速扩张中，自然生态破碎化严重。2017年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用地规模接近9700平方公里，建设用地规模在逐年增加，而2009-2017年粤港澳大湾区（珠三角）生态空间共减少704平方公里，其中包括河流面积131.33km²，林地面积327.33km²，耕地面积32km²，湖泊面积1.33km²，草地面积212km²。随着城镇密集区集中连片发展，都市圈的不断集聚和扩大规模，造成城市间绿化隔离带和河流生态廊道等被侵占，区域性森林湿地生态空间受到挤压，生态孤岛增多，城市热岛效应日益突出。这对我们所处的物质环境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生存环境面临着严峻挑战。
3.2 地区韧性层面：遭遇灾害冲击风险增大
和世界其他都市圈相比，粤港澳大湾区同样面临着严峻的极端天气问题，极端天气威胁滨海地区安全。从全球各海域比较来看，风暴出现频率高低依次为西北太平洋、西南太平洋以及东北太平洋[6]。1949-1980年，热带气旋在广东沿岸登陆的有193次，直接在珠江口登陆的占20.7%。受热带气旋的影响，引起珠江口超过警戒水位的有40次，其中增水值超过2.0m的有3次。珠江口作为风暴潮多发地区，一般风暴潮位均在2.0m以上，最大一次风暴潮是1938年7月27日在斗门县白蕉和泥湾，潮位为3.37m。1983年第9号强台风使珠江口出现特大风暴潮，致使横门、南沙、黄埔等地最高风暴潮位高达2.29-2.63m，引起最大增水达2.0-2.5m，高潮时增水最大值为1.3-1.5m[7]。2008年至今，珠江河口连续出现了更大的风暴潮，抬高了外江水位，特别是2017年的“天鸽”、2018年的“山竹”均对湾区城市产生较大影响。由于2008年后有超千年（2017年、2018年）的风暴潮出现，各频率设计潮位增加了0-0.76m。面对极端天气的严重威胁，粤港澳大湾区对都市圈韧性的要求更高[8]。
3.3 网络组织层面：极化导致网络韧性下降
克雷斯波（Crespo）等运用度分布（层级性）、度相关（同配性）指标对多种类型的区域知识网络结构进行了对比研究，发现网络中心处于联系紧密以及网络边缘处于适度松散的状态，且中心节点与边缘节点联系较好的网络结构是最具有韧性的[9]。但是当城市网络中心度升高到一定程度，即某些核心城市产生极化，那么网络的风险会呈指数级迅速增长，整个网络结构的韧性将下降。
随着都市圈网络从“分布式”走向“集中式”，尽管出现了大量专业化的外部节点，但它们的独立性不高，并未形成理想中的多中心格局，而核心城市的集聚度则在不断提高，尤其是以轨道为主体的新型交通网络在不断强化核心城市的中心地位，极化水平远高于过去。这一方面使得网络的组织强度变得更高，另一方面也使得网络的脆弱度提高了，一旦出现疫情等重大危机导致中心节点的瘫痪，外部节点难以承担起组织功能，由此将导致相当大范围网络的整体瘫痪。比如，上海在长三角中是单中心城市区域，存在核心城市的网络中心度远高于区域内其他城市的现象。在今年3月份疫情中，因为区域其他地区未形成稳定的次级网络结构，导致整个长三角高度依赖于上海这个中心城市的单项联系，而成为韧性水平易发生大幅度衰减的“脆弱性节点”，长三角因为上海进行封控而失去核心城市的服务、资源供给等联系则更容易面临更大的风险，导致整个区域的网络韧性下降。
基于健康视角的粤港澳大湾区都市圈空间结构发展几点思考
根据东京、纽约、伦敦等世界著名都市圈在健康可持续发展城市建设方面积累的政策创新和实践经验，结合粤港澳大湾区所面临的健康挑战，我们认为可以从以下几点进行思考，以促进粤港澳大湾区都市圈空间结构的健康发展。
4.1 依托碧道、绿道等线性空间，塑造山水融城的健康环境
水岸地区是粤港澳大湾区自然系统中最丰富活跃的地区之一，是具有特色的生活和生态空间，也是推进健康运动、建设健康都市圈的优质空间载体。
首先是强调水岸的线性特征，注重水岸空间的体系化建设，优化水岸地区的连通性，通过步道、自行车道、绿色网络和绿色基础设施有机串联起来。目前，珠三角的碧道、绿道、古驿道建设体系较为完善，尤其碧道就是依河流水系而建。因此，水岸空间的开发建设，应与碧道、绿道等线性要素充分对接起来，同时将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森林公园、湿地公园等连接起来，形成区域绿色休闲网络。
其次是大都市地区用地紧张，可大力推广小尺度绿化种植。在城乡的河流、道路、公园、庭院、铁路沿线和周边种植树木，增加绿色空间。可推广屋顶绿化，并要求新开发的居住和商用楼房必须设计屋顶绿化项目。可在停车场、水边空间、街角等各种边角地区进行绿化覆盖，通过努力改善区域自然环境，实现绿地、水系和开放空间最大化，建立复杂多样的粤港澳大湾区生态系统，以达到美化城市景观，提升空气质量，降低城市热岛效应，以及吸收城市内部碳排放。
再次是将水岸、绿化与运动空间结合。如东京首都圈在多摩川、隅田川等地区建设河岸公园，将体育运动设施沿河岸布置，设置足球场、棒球场等。旧金山湾区在人口聚集地的国家海岸地区建设国家公园 Golden Gate National Recreation Areas，成为国家公园系统访客最多的地方之一。规划依托碧道、绿道等线性空间，将绿化、运动、健康用多种形式和功能融合，塑造环境健康又具有良好生态的都市生活环境。
4.2 加强陆海统筹，联动建立湾区韧性防御体系
我国现行的应急体系和防灾规划主要针对单个城市，而风险在城市网络中的跨域传播对区域层面国土空间治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区域的空间治理有待打破行政区划、组织边界以及部门分隔等各种形式的壁垒。因此，我们可在对区域城市网络整体结构的认识基础上，在编制区域国土空间规划的过程中，加强跨区域联动建立粤港澳大湾区韧性防御体系，借助大数据监测、人工智能预测等科技手段，形成区域防灾防疫联动网络，共享资源，共抗风险。
4.3 积极促进多中心网络结构形成，构建“反脆弱”都市圈
相较于单中心城市网络结构的高脆弱性，多中心组团化和多层次结构特征能够一定程度上提升网络整体结构对风险的抵御能力以及从灾害中恢复的能力。“黑天鹅”概念的提出者纳西姆·塔勒布还提出了另一个重要概念，即“反脆弱”，指一个系统不断从小型风险中恢复从而变得更加强韧的能力，由此也能够避免在黑天鹅式重大灾害冲击下覆灭的危机。都市圈应当成为一个“反脆弱”的系统，在突然风险冲击导致某些网络联系失效时，城市仍可以通过次级结构保证网络局部正常运行，而非完全被孤立[5、10]。
因此，粤港澳大湾区的空间网络应在各层级依据区位、资源、结构等特性形成分散化的多功能中心，优化整个区域结构的层次属性，提高结构层级内的网络连接性和层级间的冗余度，以保证在某个城市面临风险时，区域资源调配渠道的有效性。同时，注重重要公共基础设施的分布式、去中心化布局设置，培育区域空间网络自组织和自我调节、恢复和学习的能力，不断从每次冲击中汲取经验，并通过区域规划干预引导大湾区网络结构优化。
要支撑“反脆弱”网络系统，仍然要强化高效连通多中心的基础设施体系，进一步促进优质资源在都市圈各个节点之间的流通，尤其要促进多制式轨道的互联互通，本文基于都市圈的视角，进一步梳理高铁、城际、地铁等各类型轨道交通服务的层级分工，破解条块分割、衔接不畅的困局，做强资源要素流动主骨架，促进都市圈跨界高效流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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