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嵚
作为一座在过去的一年里为全球抗疫付出巨大牺牲，值得每一位国人肃然起敬的城市。武汉在中国古代史上的一个独家形象，就是其号称“九省通衢”的交通枢纽地位。
在中国历朝历代，武汉的交通地位有多重要？简单看下地图就明白：古称为“江夏”的武汉，正位于江汉平原上长江与汉水的交界处。长江东岸的武昌，以及被汉水一分为二的汉口与汉阳，构成了著名的“武汉三镇”，好似一块坚固的三角形，撑起了整个长江航运的稳定——从这里向西可以沿长江进入四川，向西北可以沿汉水进入关中平原，向东沿长江可顺流到达长江入海口，中国版图里所有的南北水陆要道，几乎都在这里交汇。
这么一个四通八达的“铁三角”，当年也惹来了革命导师孙中山的“偏爱”：1887年时，孙中山就有了“一都四京”的构想。这未来的“中华民国”，应该以武汉为都城，江宁广州重庆顺天则为东南西北“四京”。虽然这个构想最后没能实现，却也足见武汉在他心中的强大地位。
那么问题来了，这地位强大且交通便利的武汉，为何在中国历朝历代，除了曾作为乱世里的“临时都城”外，都从没被正式作为都城呢？甚至每当王朝初建，纠结“定都”问题时，武汉常常都“不在考虑范围之内”。这其中第一个重要原因，应该就是“自然灾害问题”。
说武汉的地理条件，大家都津津乐道武汉发达的交通，但“发达交通”的背后，就是严重的水灾隐患。作为左云梦大泽遗址的一部分，武汉地形南高北低，境内湖泊纵横，还有丘陵与湖田相互穿插，一旦遇到汛期，地势低洼的武汉三镇就极易受灾。以武汉市档案馆的统计，单是从汉代到清代，武汉地区就发生了214次水灾，几乎每十年一次。
甚至，就是在距离今天并不遥远的1931年，武汉就遭遇了震惊世界的“长江大水”，整个武汉三镇沦为一片泽国，武汉地区被淹没农田5090万亩，死亡近15万人。尽管这场灾难，主因是国民党的昏聩统治，但武汉地区特殊的地貌，也是重要因素。
而放在中国古代史上，武汉当地那些曾在唐宋元年间盛极一时的港口，比如“鹦鹉洲”“金沙洲”等黄金港口，都因水灾带来的水文地貌变化，最终渐渐销声匿迹。可以说，武汉数千年的历史，就是一部与水灾的“斗争史”。这样的城市，一旦作为都城，也就意味着一个王朝的政治心脏，从此被置于水灾的巨大威胁下。对于任何一个王朝来说，这显然都是不能接受的。
而与这自然灾害因素同样重要的，就是武汉在中国历朝历代，自身角色地位的变化。
在中国古代史上，一座城池如果想成为都城，便利的交通优势只是条件之一。更重要的因素，就是国防与发展方面的考量。
放在历朝历代的大背景下，武汉的角色，其实也经历了重要的变化。古代武汉城市的萌芽，起于东汉末年。但那时的武汉，只是作为一个军事重镇存在。比如三国时期的魏蜀吴三方，其交界点就是在武汉。然后在晋、宋、齐、梁几个割据政权里，武汉都是其国防的门户。如此“角色”的武汉，也成了兵家必争之地。特别是“司马炎灭吴”和“杨坚灭陈”两场大战，都是以攻克武昌为突破口。
这样的角色，让当时的武汉，成为了一个重要的军事枢纽。“首都”这个角色，显然不合适。而如果单看这几条，武汉又哪里是什么可以“定都”的宝地？分明是战乱频发，多灾多难。
但也就是这交织着天灾与战乱的岁月里，武汉的角色，也在悄然变化。
首先从唐朝中晚期开始，随着安史之乱后唐朝经济版图的变化，武汉的“经济地位”也陡然升级：北方的藩镇打成了一锅粥，位置相对“偏远”的武昌，成了远离战火的乐土。更重要的是，由于其他几条漕运线路在战火中中断，“汉江水道”成了大唐的生命线，发达的漕运迅速激活了武汉的经济。于是唐朝中后期的武汉，就已有了“残灯明市井，晚色辨楼台”的繁华。宋代的武昌南市与鹦鹉洲，也成了驰名全国的商业区……
而从明朝成化年间开始，随着汉水下游主河道入江口的形成，“武汉三镇”之一的“汉口镇”更是火速逆袭，成为长江流域的重量级港口。虽然我们今天常说“武汉三镇”，但一直到明朝洪武年间的时候，未来的“汉口镇”还只是个“两岸芦花垂钓州”的湖泊洼地，根本就没人居住。但随着汉水的改道，汉口也火速发展起来，并在嘉靖年间起正式设镇。到了几十年后的明朝万历年间，明王朝运往北方的漕粮，以及北方运销南方的淮盐，几乎都在这里转运……
汉口的崛起，也折射了当时中国经济版图的变化：如果说明朝之前的武昌，只是湖广地区的咽喉，那么明代的汉口，就已是整个中国的咽喉。如明代地方志形容“当江汉交汇之 处，水道之便无他埠可拟。”而且不止北方与湖广的商货，四川、湖南、湖北、云南、贵州等地的货物，也都要从这里流经。明初时还是“无人区”的汉口，明末已是全国货物的集散地。
尤其能说明汉口重要性的，就是粮食贸易。明代曾有谚语“苏湖熟，天下足”，但从明朝中期起，这话就成了“湖广熟，天下足”。当时的江南大地，因为商品经济的催动，已大量种植经济作物。日常需要的粮食物资，则需要从湖南、湖北、四川等省转运。可以说每一粒米，都要从汉口走。
如此一来，汉口的地位，也就无比重要：明清年间仅汉口镇上的民运码头，就有六十多家，商贾更有数千家，从明朝中后期到鸦片战争前，汉口的人口更是激增了近十倍，发展到鸦片战争前夜，汉口停泊的船只，常年在两万艘以上，每年仅转运淮盐就在三亿斤以上。繁荣的汉口镇，也在明清年间有了“中国四大名镇”的美誉，这样一个经济地位高速升级的“武汉三镇”，尽管没有“都城”的地位，却是中国版图上不可缺的经济枢纽。
而在1840年鸦片战争后，随着中国大门被外国炮舰轰开，武汉却进入了又一高速发展期，凭着独特的航运条件与繁荣的经济，武汉的对外贸易量，一度在中国近代的“五大商埠”里排名第二。看过这些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近代的武昌，能够处处“领风气之先”，终于完成了那场改写中国近代命运的剧变。
如此武汉，虽说一直不是政治中心，但它在中国历史上的重量级地位，却是无法否认：从军事重镇到经济重心，武汉的历史，缩影了中国古代两千年的演变。而这个水灾多发的城市，在历史的一次次考验面前，更是凭着自身的智慧、坚韧、勇敢，一次次战胜灾难，一次次从天灾与战火中站起来，一次次续写着繁华，甚至扛起中国的走向与命运……
“武汉为什么不能定都”的话题里，不止有这个城市的发展历史，更有这座城市代代传承的勤劳、勇敢、坚持。而这，也恰恰是征战杀伐的历史里，最值得我们铭记的地方。
参考资料：《华夏兵家要地》《武汉的地形、洪灾、及成因》《试论古代武汉城市发展的阶段性》《明清时期汉口的发展历程》《武汉的历史地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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