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周恩来与我国导弹事业的战略决策（文末有赠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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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1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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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的成立，是世界和平力量的一个发展，饱经战争蹂躏的中国人民更需要和平。毛泽东、周恩来都认为，中国如果没有原子弹、导弹等尖端武器技术，人家就瞧不起你，就没有应有的大国地位，这是一个大的政治战略问题。尽快掌握国防尖端技术，成为新中国的不二选择，中共中央作出了发展导弹事业的战略决策。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新中国导弹事业创建65周年的历史交汇点上，认真考察我国发展导弹事业的战略决策过程，对于全面总结中国共产党领导航天事业取得的辉煌成就和基本经验，在全社会大力弘扬航天精神，开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共产党人是在观察国际局势和根据国家安全需要作出发展尖端事业的。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当时德国、美国、英国和苏联等世界强国相继展开了核武器及导弹研制。战后美苏两国竞相研发导弹核武器，引发了现代战争的革命性变革。掌握原子弹和导弹技术并装备军队，成为世界大国争相发展的目标。
作为人民解放军三军统帅的毛泽东，对此认识最为清晰深刻。早在1951年5月抗美援朝战争正在进行之时，毛泽东就派总参谋长徐向前去苏联洽谈购买武器装备，搞技术项目，以发展自己的兵工生产。1955年国庆大典，毛泽东登上天安门城楼感慨万千地说：“这一事实证明，中国人民已完成组织起来的任务，今后的任务是如何把自己装备起来。”陈毅认为，“此一概括甚为正确，工业农业的发展，社会主义工业化，即解决装备之唯一途径。”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对军事科学技术和武器装备的关注，正是为了装备中国人民，保卫中国人民。从组织起来进而到装备起来，这既是形势所迫，也是自身的发展需要。
党和国家领导人把目光投向了正在迅猛发展中的尖端武器。据时任周恩来军事秘书的雷英夫回忆：“1952年在编写我国第一部军事规划《五年军事计划纲要》时，军委和总参曾考虑过我国研究试制原子导弹、核潜艇等尖端武器技术问题。毛主席、周总理认为这是一个大的政治战略问题，一个国家没有原子导弹等尖端武器技术，人家就瞧不起。为此，军委、总参在讨论军事计划时，都赞成要搞原子导弹（当时叫火箭）等尖端武器技术，但如何搞法，何时上马，则须根据实际情况，实事求是地决定。”为此，周恩来曾专门写信给竺可桢，介绍他的军事秘书雷英夫去征求竺的意见。竺可桢谈了研究试制尖端武器必须具备的条件。雷英夫来访一事，在竺可桢日记中有所反映。
看来，新中国的导弹事业，也应该从1952年讲起。1952年8月17日～9月24日，周恩来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到苏联访问，将第一个“一五”计划《中国经济状况和五年建设的任务》及《中国国防军五年建设计划概要》送交苏方讨论。9月16日，周恩来偕粟裕、刘亚楼、邱创成、王诤等同布尔加宁进行军事会谈，研究解决苏联向中国提供军事援助的一些具体问题，涉及到发展尖端武器的设想。讨论中提到中国要发展原子弹、导弹问题，苏联没有同意。
在自己条件尚不具备、苏联人又“没有同意”“不帮助”的情况下，新中国发展尖端武器的最初的酝酿，便悄无声息地停顿下来。几年后的1957年7月26日，在中国已经起动了原子弹和导弹研制之际，彭德怀在军委会议上说：“我们自己的火箭研究停了四年，吃了亏，第二个五年计划再不能放松研究了。”彭德怀的一番议论，是目前我们在有关领导人的文献中所看到的研制导弹动议的最早记录，也从一个侧面印证了雷英夫的回忆。
彭德怀所谓“火箭研究停了四年”，概指从1952年最初酝酿到1956年期间，有心起动，但条件尚不具备，所以停了下来。这四年期间，当是世界主要军事强国在导弹武器研发上取得长足进展，我周边形势更加严峻之时。研制导弹武器的呐喊从未停息，它代表的是一个大党，一个国家和军队中枢深思熟虑后作出的历史性选择。
1955年1月15日，毛泽东主持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作出发展原子能事业、研制核武器的战略决策。党中央作出研制原子弹的决策后，对发展导弹武器的探索也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1955年10月，我国著名空气动力学家钱学森安全回国，成为高层作出发展导弹事业决策的加速剂，中国的导弹事业呼之欲出。
1955年11月，钱学森赴东北参观学习。时任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院长的陈赓大将会见钱学森时问：“中国能不能发展导弹？”钱学森干脆地回答说：“为什么不能搞？外国人能搞，我们中国人就不能搞？难道中国人比外国人矮一截？”陈赓说：“好，我就等你这句话。”几乎与此同时，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的任新民教授等也在12月向中央军委提出发展导弹的建议。
1955年12月26日，彭德怀在医院接见了钱学森，同他讨论了发展导弹问题，并且指示总参谋部负责装备工作的万毅进一步与钱学森进行研究。12月30日，万毅向彭德怀、黄克诚报告说：“12月27日，我同钱学森商谈过一次，据他说，以彭副主席同他谈时所提打300至500公里的要求，在两年内可以由研究试制到工业生产，但这解决了20%的问题；最重要的飞行自动控制器的80%问题，如无国外资料，自己从头开始，可能需10年，也许短些。钱学森还谈了国内技术人才、机构设置和投资问题。建议军委予以讨论，下决心开始这一兵器的研究工作。”这是我军高级领导人和战略科学家之间，就发展导弹武器进行的一次成功互动，也是首次较为深入的交流。钱学森的意见，为以后的导弹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
1956年1月12日，彭德怀同陈赓接见苏联总顾问彼得鲁瑟夫斯基，在谈论苏联专家在中国的工作情况后说：“中央政治局开会，同意加快我军现代化建设，现在我国工业发展速度也加快了，我们打算研制火箭武器，不知道苏联能不能向我们提供这方面的图纸、资料。”这应该是有明确记载的向苏联顾问透露中方研制尖端武器的设想。
根据彭德怀的批示，总参谋部装备计划部部长万毅，在和钱学森详细分析我国研制导弹武器的有利条件与需要解决的问题后，以总参的名义向中央军委提交了《关于研究与制造火箭武器的报告》。1956年1月20日，彭德怀主持第57次军委会议，讨论了这个报告。
1956年2月16日，周恩来会见了钱学森，讨论了发展导弹相关问题，并委托钱起草《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意见书》。22日，周恩来收到17日钱学森提交的《意见书》，阅后即送毛泽东审阅。钱学森在《意见书》中提出了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的组织草案、发展计划和具体实施步骤。钱学森的《意见书》成为我国进行导弹研究的重要步骤之一。
1956年3月6日，彭德怀在军委扩大会议上作了《关于保卫祖国的战略方针和国防建设问题》的报告。专题讲了“必须积极着手研究中国尚不能生产的新式武器（如核武器、导弹和其他新式武器等）的设计制造问题”。这个报告，被称为“最早落实到文字上的关于在中国研制导弹和核武器的正式文件”。3月15日，毛泽东听取了彭德怀汇报军委扩大会议的情况和讨论中提出的问题，提出会上关于战略方针和国防建设问题的报告应当报中央政治局。
◆1957年11月19日，毛泽东在莫斯科会议通过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宣言》上签字。
毛泽东在1957年11月出访苏联参加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谈到中国人努力“要把中国变成一个真正的大国”时说：“现在还要估计一种情况，就是想发动战争的疯子，他们可能把原子弹、氢弹到处摔。他们摔，我们也摔，这就打得一塌糊涂，这就要损失人。问题要放在最坏的基点上来考虑。我们党的政治局开过几次会，讲过这个问题。”
经过近四年的酝酿和筹备，1956年春，中国导弹事业进入正式决策关键时刻。
规划主要任务。1956年4月12日，聂荣臻审改《关于12年内我国科学对国防需要的研究项目》报告，当日，中央军委办公厅以《关于12年内我国科学对国防需要的研究项目的初步意见》为文件标题印发征求意见。《意见》中涉及航空工业、电子科学、热核子应用、海军装备等各个方面的发展蓝图。这个《意见》，在我军武器装备发展规划中，首次将导弹武器作为重要项目突出出来，表明此时高层不仅有了发展决心，而且有了较为具体的详细规划。
组建领导机构。1956年3月14日，周恩来主持中央军委会议，决定筹备组建导弹航空科学研究的领导机构——航空工业委员会。随后，聂荣臻向周恩来并中央军委、中共中央写报告，建议新成立的航委负责导弹研究机构的组建，组织导弹研究与试制工作，通盘协调导弹与航空工业的研制、生产的方针、方向等问题。4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并批准周恩来提出的主抓原子能建设和主管导弹事业的两个委员会领导成员名单。导弹研究领导机构的建立，为导弹事业奠定了组织基础。
作出正式决策。1956年5月2日，毛泽东主持召开最高国务会议，第二次讲《论十大关系》，特别强调了发展尖端武器问题。毛泽东说：“国防不可不有。我们现在还没有原子弹。但是，过去我们也没有飞机和大炮，我们是用小米加步枪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和蒋介石的。我们现在已经比过去强，以后还要比现在强，不但要有更多的飞机和大炮，而且还要有原子弹。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毛泽东《论十大关系》“讲话的基本思想，是在毛泽东、刘少奇等听取中央三十多个部门工作汇报的基础上，经过中央政治局多次讨论和统一认识后，由毛泽东集中概括形成的”。看来，发展导弹事业的决策，确实是“经过中央政治局多次讨论和统一认识”的基础作出的。
明确战略地位。1956年4月17日下午，聂荣臻主持召开航空工业委员会首次会议，研究了航委的方针、任务及工作程序等问题。5月10日，正式向国务院、中央军委提出《建立我国导弹研究工作的初步意见》的报告，标志着中央高层对导弹武器的认识又进了一步，包括对国外发展动态，相关技术进展，我国国防需求等都有清醒认识。
正式宣布决定。1956年5月26日，周恩来出席中共中央军委会议，讨论通过了聂荣臻提交的《建立我国导弹研究工作的初步意见》报告。《周恩来年谱》对这一次活动的定位是：“代表中共中央宣布发展中国导弹武器的决定”。
批准发展方针。1956年10月8日，国防部五院召开成立大会，会上提出了五院的建院方针，“自力更生为主、力争外援，尽可能利用资本主义国家的科研成果。” 10月15日，聂荣臻向周恩来并彭德怀写报告，建议批准“我们对导弹的研究制造应采取自力更生为主，力争外援和利用资本主义国家已有的科学成果为辅的方针”。17日，毛泽东阅周恩来转来的报告后批：“照办。”至此，中国导弹事业正式拉开大幕，中央批准的五院建院方针，也成为中国导弹事业的发展方针。
明确中心工作。1957年研究制订的《国防科学技术研究工作10年（1958—1967）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军队的科学技术研究工作，应以研究制造中程导弹和防空导弹及其裂变和聚变物质装料为中心，同时，根据中国的地理条件，开展陆、海、空军常规武器和战斗保障器材的科学研究工作，改进军队现有的武器装备，加强防护救治能力。
争得苏联支持。1957年9月，毛泽东批准聂荣臻率领以中国政府工业代表团的名义到苏联进行谈判，经过35天的努力，于10月15日签订了中苏两国政府《关于生产新式武器和军事技术装备以及在中国建立综合性原子工业的协定》（简称《国防新技术协定》）。毛泽东亲自听取代表团副团长宋任穷在谈判期间回国的汇报，批准了这个援助协定。
◆1957年11月，毛泽东在出访苏联参加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期间，与苏共领导人会谈。
启动导弹潜艇。1958年6月27日，聂荣臻向彭德怀、周恩来并毛泽东、中共中央递交报告说：“我国的原子能反应堆已开始运转，这就提出了原子能的和平利用和原子能动力利用于国防的问题。在国防利用方面，我认为也应早作安排。为此，曾邀集有关同志进行了研究，根据现有的力量，考虑到国防的需要，本着自力更生的方针，拟首先自行设计和试制能够发射导弹的原子潜艇。”周恩来、邓小平、毛泽东、林彪、彭德怀等先后作出指示、圈阅，中国研制导弹核潜艇的报告，获得批准。
1958年5月27日～7月22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及其讨论过程中，毛泽东四次谈到尖端武器问题，并提出了发展尖端武器的“十年功夫”畅想，也可以看作是预期目标。
第一次是6月21日在全体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指出：“现在又要打原子战争，洲际导弹，我就不懂了。”“还有那个原子弹，听说就这么大一个东西，没有那个东西，人家就说你不算数。那么好，我们就搞一点。搞一点原子弹、氢弹，什么洲际导弹，我看有十年工夫完全可能的。”这是毛泽东在我国经济技术还不发达的1958年就提出用“十年功夫”来发展我们自己的尖端武器的预期目标。
第二次是6月23日在各小组长座谈会上的讲话。谈到我军的发展要经过三个阶段，在讲了第一阶段是小米加步枪，现在进入步枪加飞机大炮阶段后，毛泽东说：“几年后还有新发展，就是常规武器加特种武器。军事科学也是这佯，否定小米加步枪没有道理。将来有了特种武器，也还应有小米加步枪。”这是在谈要处理好特种武器与常规武器的关系。强调的是常规武器不可少，但老人家期望的分明是“常规武器加特种武器”的未来发展前景。
第三次是6月29日在会议小组长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指出：我们的战略方针是积极防御，敌人使用了核武器后，我们必须有“还手”之力，还要把它打垮。这恐怕没有尖端武器是做不到的吧。
第四次是7月12日在讨论军委扩大会议问题会上的讲话。《毛泽东年谱》只记载了开会这件事，其他未记。《彭德怀年谱》留下了珍贵记录：7月13日参加军委扩大会议主席团会议，黄克诚传达了7月12日毛泽东的指示，其中有“积极防御战略方针不变，把敌人打败之后打出去；全军员额不再减少，要搞原子弹、海军陆战队、空降兵”等相关内容。看来，这次会议是中央军委扩大会议的一个逻辑延续，毛泽东的讲话，显然与前几次讲话精神一脉相承。
明确我们的对策。1959年12月4日，在讨论国际形势和我们对策问题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针对敌人“在和平的旗帜下准备战争，大搞基地、导弹，准备用战争的方法消灭社会主义”的对策，毛泽东提出：“我们怎么办？”他说：“周总理讲了三条：一、建立独立的经济体系；二、突破国防尖端；三、党的团结。这三条提得很对，再加一条：四、建立技术队伍。”我们注意到，“突破国防尖端”成为对付帝国主义包围的重要举措。
确立国防工业方针。1960年1月22日~2月27日，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在广州举行。会议传达了毛泽东对大的战争、原子战争的两种可能分析：一种是打不起来，一种是打得起来。目前这两种可能主要的是打不起来。然而，只要帝国主义存在，战争的威胁就依然存在。根据毛泽东这一思想，会议提出了“树立准备打全民战争和现代战争（在原子导弹等大规模杀伤武器条件下的战争）的思想”。会议通过的《1960年国防建设工作纲要》，关于武器装备的发展，确立了“两弹为主、导弹第一”方针。
确定十年卫星上天目标。1960年4月13日，毛泽东召开会议提出：“十年搞一亿吨钢，卫星上天。”毛泽东为什么那么看重卫星上天？因为发射卫星上天，需要运载火箭，而运载火箭的基础便是导弹技术，发射卫星的能力也意味着具有了原子弹的远程投送能力。所以，卫星上天，即意味着中国的导弹技术的飞跃。
由于国际形势的变化和中苏关系的演变，1959年6月始，中国尖端事业的发展屡屡受到来自政治方面的干扰，中苏关系完全破裂之后，国防新技术协定难以顺利进行。但是，中国人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发展尖端事业取得了重大成功。
这期间的接连而来的两件事，对中国尖端事业几乎造成灾难性打击。第一件事是中断核武器援助。1959年6月20日苏共中央以苏联、美国、英国正在进行部分禁止核试验的谈判为由，拒绝按协议规定时间向我国提供原子弹样品和技术资料。1959年7月中央政治局庐山会议决定：“自己动手，从头摸起，准备用8年时间搞出原子弹。”
第二件事是苏联召回全部在华专家。1960年7月16日，苏联政府照会中方，决定于7月28日至9月1日召回在华工作全部苏联专家。8月14日，贺龙向中共中央、毛泽东写了《关于在当前形势下国防工业建设几个问题的报告》，中共中央批准了这个报告，指出：“在国防尖端工业方面和一切建设方面，都必须贯彻执行发奋图强、自力更生方针。”航天人经过发奋努力，于1960年9月10日，用国产燃料成功发射苏制P-2地对地导弹。11月5日，又用国产燃料成功发射第一枚国产地对地导弹东风一号。从此，中国有自己的导弹了！
在1961年到1962年期间，面对来自苏联的压力、国内经济建设的调整和严重自然灾害三大挑战，一时争论四起，以导弹、原子弹为主要标志的国防尖端项目是“下马”还是“上马”的问题，形成了尖锐的矛盾。面对各种质疑，党和国家领导人多次对发展我国的尖端和导弹事业作出指示。
聂荣臻梦寐以求。1961年7月12日上午，聂荣臻在听取国防部五院工作汇报时坦言：一定要突破导弹技术。“我做梦都在想这个问题”。1961年8月20日，聂荣臻给毛泽东报告指出：“我国国防尖端技术在1958年前还是空白，几年来，发展速度是相当快的。国防尖端技术的研究试验已具有一定规模，集中和培养了相当数量的技术干部，并已摸到若干重大技术问题的关键，有些问题已进入攻坚阶段；争取三五年或更长一些时间突破国防尖端技术是有条件的，有信心的。”因此，“虽然遇到国民经济暂时困难，这个方针和决心也不应改变。”
◆聂荣臻在中国第一座实验性原子反应堆和回旋加速器的基建工程峻工庆祝大会上讲话。
周恩来反复强调。1961年4月3日，周恩来在第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上作《关于国内外形势和当前任务的报告》时，再一次要求突破尖端技术。周恩来在听取国防工业委员会北戴河会议情况汇报时指出：“尖端要有，有了导弹、核武器，才能防止使用导弹、核武器；如果我们没有，帝国主义就会使用。”在周恩来、聂荣臻等同志的努力下，中央军委于1961年10月12日召开第31次常委会议，决定：“国防工业方面，科学研究着重搞尖端，生产主要搞常规，基本建设主要搞配套。尖端要搞，不能放松，这不仅是个军事问题，而且是个政治问题。”自此，两弹“下马上马”之争基本平息，两弹攻关的任务得以坚持下来了。
毛泽东一锤定音。1962年6月8日，毛泽东在杭州听取杨成武、许世友汇报台湾蒋介石军队最近可能在东南沿海进行军事冒险和我们在军事方面的各种准备工作情况，以及6月6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情况。《毛泽东年谱》记载这次毛泽东的指示说：“关于军工生产，赞成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确定的方针，利用这个机会把军工搞起来。对尖端武器的研究试制工作，仍应抓紧进行，不能放松或下马。”最高领导人的果断拍板，保证了中国尖端事业在国际国内重重考验面前继续前进。
中国人民排除各种干扰，心无旁骛，中国的导弹事业一路高歌，取得了历史性成就。继1960年11月5日成功发射中国人自己制造的导弹东风一号后，1964年6月29日中国人自行研制的东风二号导弹首次发射成功，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1966年10月27日原子弹、导弹“两弹结合”全射程试验成功，1970年4月24日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顺利升空。中国人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掌握了国防尖端！充分体现了党的意志、国家的意志和人民的意志，反映出中国共产党的高瞻远瞩，中国领导人的坚强决心，中国人民的自力更生精神。中国导弹事业的历史性成就，在人民共和国创业征程中，留下了一笔最为宝贵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中国共产党发展导弹事业的英明决策，在中国共产党的辉煌历史上，是值得大书特书的灿烂篇章。
今年是毛泽东同志诞辰130周年。缅怀毛泽东同志的光辉业绩，学习他的崇高精神风范，对于在新时代新征程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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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书对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学习了解党的历史，正确认识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具有帮助和启迪作用。
曲青山同志现任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院长、中国中共党史学会会长、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咨询委员会委员，是党的十九大、二十大代表，第十九届、二十届中央委员，长期从事党的宣传思想工作和党史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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