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洪门大佬到致公党领袖

  从1840年鸦片战争前后开始，延后到一百年间，中国政府对内实行“愚民政策”，对外实行“磕头外交”，签署了一系列卖国条约，其中也包括了清朝政府签署的“苦力贸易”条约。派去美国的外交人员只会奴言卑膝，甚至骗取侨民的钱财，而一旦侨民有难，他们不但不管，反而落井下石，令侨民咬牙切齿，痛恨不已，由此也更加驱使侨民自发自主地靠拢堂会，因为政府完全不能信赖，唯有寻求乡党堂会的庇护。当初，许多的华侨，就是以这种最简单的抱团取暖、团结共济的生存选择，投入到美洲洪门致公堂的怀抱，17岁就加入致公堂的司徒美堂，就在其中之列，从此，他为这个组织服务了44年，并成为将致公堂改组为致公党的重要侨领之一。

　　这里仅举美洲华侨为例。“苦力贸易”条约将50万廉价的华工源源不断地运送到美洲，这就是广东人说的“卖猪仔”，这些“猪仔”分别成为了1810年的巴西茶工，1844年秘鲁和圭亚那清除鸟粪苦力，1847年古巴的蔗工，1852年美国加省的淘金工人和筑路工人，1858年哥伦比亚的农奴和矿工… “猪仔”们到达目的地后，是生是死，悉听天命，成为无依无靠的孤儿，公允地说，华工血泪史称得上人类历史上最伤痛的记忆之一。有三位珠江三角洲的华工，20岁左右被卖猪仔到美洲的荒岛种甘蔗，53年后才在檀香山中华会馆资助下乘船回国。53年前活奔乱跳的年轻人，53年后像“畜生”般几乎丧失语言能力，一个音节一个音节地从喉管里憋出来，却凑不成一句完整的“人话”……

  司徒美堂在回忆录《旅居美国70年》片段中写道：“中国人去美国，是从1848年（道光28年）左右开始。听老华侨说，那时是乘坐桅船，航程从三、四个月到半年不定，快慢看天气。在船上，华侨自携咸虾酱佐膳，日久都生了虫，抵岸时胡子都几寸长，眼深面黑，海洋上浪大如山，许多人熬不过风浪，抱着桅杆从香港一直哭到旧金山，等到平安上岸，恍如隔世了…”

  再说司徒美堂自己的所见所闻――“我是在旧金山上岸的。我们手拿布袋，穿着中国土布便服，拖着一条辫子，形容枯槁。脚刚踏上码头，就被美国流氓用马粪和地上的脏东西抛了一身……美国当局借口为了要查一个‘私自入境’的华侨，把波士顿二、三千华侨拘押审问。结果华侨们所开的店、所住的房子无人看管，财物被美国流氓抢光…”

　　由于在异国他乡受到非人待遇，自身权益完全无法保障，华侨蜂拥加入到为华侨主事、争取权益的美洲洪门致公堂，这一点与在国内加入会党乡团的举措意义并不尽相同。在美洲，致公堂不但是亲情乡情的凝聚和象征，也是中华民族传统家帮观念的一个具体化符号，在某种意义上，这同西方人一见到“龙”的图形和字体，一听到“功夫”、“太极”的词汇，就会联想到“中国”一样，美洲华侨一提致公堂就有“家”的感觉，都具有“图腾化”的功能。发展到后来，致公堂改组为致公党，其意义更不可同日而语。

　　具体来说，广东作为中国最著名的侨乡之一，华侨在关键时刻救助国难、无私奉献的事例不胜枚举。仍以美洲华侨为例。尽管华侨华工们当时在国外的生存条件并不好，但他们都省吃俭用将钱财由中国银行寄回了国内，养活了家人，繁荣了当地经济。侨汇曾经是侨眷家属最重要的生活来源，后来竟也成为了国家危难之际的重要经济支柱，特别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山河破碎，华侨华人的家国情怀更加汹涌澎湃，大家捐资捐物，倾尽所有，有的华侨卖掉商铺房子，将侨汇寄给国民政府的抗日机构。那时的侨汇数额到达顶点，成为了举足轻重的抗战经费。

  广东华侨的代表人物司徒美堂的个人历史，就是一部活生生的华侨爱国史、抗战史。司徒美堂是广东开平农民的儿子，幼年时读过几年私塾，童年时曾在木匠家当学徒，14岁只身到美国打工，三年后进入美洲致公堂，成为骨干人物，洪门后人尊称他为五叔。他兴学办报，为侨民排忧解难，有力团结了方方面面的华侨社会的爱国人士。孙中山在美国时都由他照顾，他与孙中山一起吃饭睡觉，为孙中山做牛肉番茄饭，早上还要去市场卖猪肉。他曾说，“谁能出国家于危难，救人民于水火，我就拥护他，支持他！”他一生先后经历了辛亥革命，北伐战争，抗日战争，还有新民主运动等等，一直竭尽全力资助和支持革命，孙中山因此感叹“华侨是革命之母”。

  特别是在抗日战争初期，1932年1月28日，淞沪抗战刚刚打响，司徒美堂心系同胞安危，马上就投身于抗日救亡的事务中去；2月初，司徒美堂作出三项决议：以致公党（堂）名义呼吁支持坚守在上海的十九路军；迅速成立洪门筹饷局机构，发动募捐；组织华侨青年航空救国。3 月，致公党又组织“美洲华侨抗日救国后援会”，派遣华侨义勇队回国，捐购飞机大炮，帮助救护伤员，并向东北抗日义勇军捐款10 万个大洋。同时，司徒美堂与旅美侨民组织了“纽约华侨抗日救国筹饷总会”，他被选为纽约救总常委，从那天起，他为募捐工作殚精竭虑了整整五年，每天上午十点投入工作，深夜十二点才下班，从未间断。当时的募捐方式分额捐、飞机捐、散捐，还有中餐馆里的自由捐和公债票等等。额捐就是规定每人每月额捐15美元，八年抗战，仅额捐一项就筹备了1400万美元，平均下来，纽约华侨每人额捐了800美元左右。

  1934年，一．二八淞沪抗日名将蔡廷锴前往美国，访遍十多个城市，实际上是作抗日大宣传。每到一处唐人街，都受到华侨的舞狮相接，狂热欢迎，与对往日由国内来美的钦差官僚冷淡的态度相比，天地之别。许多美国市民也参与到欢迎蔡将军的行列，赠送他金钥匙、宝剑和纪念戒指。最搞笑的是，美国侦探部也出动了十几架机器脚踏车“助阵”，也许是半保护半监视的意思吧。

  蔡廷锴将军是广东人，十九路军官兵多数也是陈炯明麾下的粤军旧部，以老广为主体的美洲华侨把自己对祖国的忧思和挚爱，都倾注在这位抗日英雄身上，而司徒美堂更是寸步不离左右，全程陪同，帮将军挡开特务的骚扰。蔡廷锴的到美，激舞了华侨的志气，后来漫延到整个美洲，华侨的抗日救亡意识得以唤醒。

  1938年7月中，日军飞机轰炸广州，南粤大地生灵涂炭。7月17日，美国40多座城市的华侨华人同时举行示威游行，司徒美堂带领华侨来到日本驻纽约领事馆，递交抗议书，当时连美国人、朝鲜人和日本友人也加入了示威行列，一致谴责日军的侵略行径。

　　1941冬天，年逾古稀的司徒美堂经香港回国，老先生跛足，必须拄杖而行，却以惊人的毅力步行200里到达广东的东江游击区，经由粤北的曲江转道桂林和重庆，一路了解国内的抗日情势；在重庆与国民党和中共方面的领导人会晤，在此期间，与周恩来结下友情……回到美国后，司徒美堂马上从北美飞到南美，一口气跑了十多个国家，加拿大、古巴、秘鲁、巴西、巴拿马等等，日夜奔走，到处演讲，以致公党的影响力和他个人的感召力，以提升华侨华人的民族意识为己任，发动全美洲华侨加入募捐活动。

  从致公堂到致公党，从一个堂会式的松散的民间组织到一个具有明确党纲、思想的政治党派，大家都认同他这个人，都愿意把钱掏出来。司徒美堂有什么惊人的个人魅力吗？如果有，那就是致力为公的精神火炬在他身上燃烧，大家都相信他是公心救国，公心为民，而不是为了其它的什么目的。司徒美堂成为了一面最令人信服的旗帜，整个美洲华侨的抗战热情达到了轰轰烈烈的程度。从1936年到1946年，20多万美洲华侨以抗日捐款、购买公债以及侨汇家用的名义，往国内输送了4.8亿美元，为八年抗战最后胜利和世界和平立下汗马功劳。

  与此同时，隔着大洋和彼岸，司徒美堂与南洋的华侨首领陈嘉庚遥相呼应，率领华侨团体共赴国难。应该说，海外洪门致公堂自立堂开始，就是本着爱中华、爱乡亲、谋求国家独立富强和抵御外侮为宗旨，几百年来，他们团结华侨力量，为国家捐钱捐力，甚至捐掉了性命。自从改堂为党，组织更加严密，人数更加庞多，目标更加坚定。

  随着太平洋战争爆发，战火烧到东南亚，为抵挡日本侵略军的暴行，南洋的致公党组织积极投身于抗日救亡阵线，比如成立华侨自己的抗日武装，或加入当地的抗日队伍。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等国家的致公党人士许志猛、官文森、陈演生等众多热血男儿，秘密组建了一支华侨青年抗日敢死队，投身于国内战场；更有一大批南洋华侨的后代，个个是青春儿女，有的家庭所有的兄弟姐妹都上阵了，他们在日军封锁了中国运输路线的危难关头，义无反顾地作为机械师来到了滇缅公路，每日开着装载军用物资的大卡车穿梭在前线和后方，二十四道拐上沐风栉雨，以血肉之躯演绎了南侨机工可歌可泣的抗战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