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版权信息书名：我们收获的男人们作者：美杰丝米妮 瓦德译者：孙麟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出版时间：2024-01-01ISBN：9787521755824品牌方：中信联合云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献给我的弟弟乔舒亚亚当德都，他在前方引路，我在后方跟随。我们看见了闪电，那是枪支冒出的火光；接着我们听到了雷声，那是大炮发出的巨响；然后我们听见了哗哗的雨声，那是汩汩的流血声；到了我们收割庄稼的时候，我们收获的却是男人们的死尸。哈丽雅特塔布曼风华正茂的少年成了惯犯，尽管不该这样，我们仍跌跌撞撞地度过这些艰难时刻。我们漫无目的地活着：上帝啊，请救救我不安的灵魂。为什么我的弟兄们还没长大就要死去？选自图帕克沙库尔对我第
2、一个孩子说的话我站在一个孩子的残肢上，不论这个孩子是失去性命的我还是我死去的弟弟，我声嘶力竭，我不能离开这里，因为这是我最宝贵的也是最无用的东西，它虽然没有了生命，却是最接近生活的生命：这是我的安身立命之所选自A.R.安蒙斯复活节的早晨序章每到周末，母亲便带上我们，从密西西比州沿海地带出发，驱车前往新奥尔良探望父亲，这时她总会说上一句：“把门锁好。”父亲在和母亲离婚前的最后一次分手后，搬去了新奥尔良，而我们仍住在密西西比州的迪莱尔。父亲在克雷森特城拥有的第一间房子是个一室户，面积不大，里面刷成了黄色，窗户上装了铁栅栏。房子坐落在一个小型的黑人街区什鲁斯伯里，这个街区一直延伸到堤道天桥的北面下方
3、。房子的北边有个围着栅栏的工业场地，南边是条州际高架公路，路上汽车嗖嗖的飞驰声、砰通的落地声不绝于耳。我是家里四个孩子中最大的一个，既然是老大，我理所当然地支唤起弟弟乔舒亚、妹妹内里沙和沙兰，以及和我们一起生活了很长时间的表弟阿尔东；我让他们拿来父亲多余的床单和沙发垫，铺在客厅地板上，这样我们就有足够的空间休息了。父母当时睡在家中唯一的卧室里，他们曾试图和解，虽然最终还是没有成功。乔舒亚老是说房子里有鬼，晚上我们平躺在没有电视的客厅里，注视着铁栅栏的影子偷偷地穿过墙壁，等待着它发生变化，等待着本不该在那儿的东西移动。“有人死在这儿了。”乔希说。“你怎么知道？”我问他。“爸爸跟我说的。”他回答道
4、。“你是想吓唬我们吧。”我嘴上这么说，喉咙里咽着句：这确实挺吓人的。那差不多是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的时候，我正在上初中，上的是密西西比州一所圣公会私立学校，里面多是白人学生。我是个没见过世面的女娃娃，我密西西比州的这些同学也都和我一样土里土气。我的同学称新奥尔良为“谋杀之都”。他们会讲些白人从车上拿下杂货时被枪杀的恐怖故事。这是团伙犯罪，他们会这么说，但只字未提那些残忍暴虐、丧尽天良的歹徒是黑人，我同学中有好几个都有种族主义倾向，却没说起这个，真让我感到吃惊。在学校里，每当我的同龄人谈起黑人，他们都会不时地朝我张望。我是靠奖学金维持学业的，能在这里上学完全是因为母亲给密西西比州沿岸一些有钱人家
5、做帮佣，这些有钱人资助了我的学业。在我的中学时光中，大多数时候，我是学校里唯一的黑人女孩。每当我的同学说起黑人或新奥尔良时，他们尽量不去看我，但免不了还是看了我；这个时候，我会朝他们瞪过去，同时想起我所认识的新奥尔良人父亲那些同父异母的兄弟们。在父亲同父异母的兄弟之中，我们最喜欢布基叔叔。他和他的兄弟们一生都住在我同学觉得最毛骨悚然的街区。布基叔叔长得最像爷爷，不过我对爷爷没什么印象，因为他五十岁的时候就突发中风去世了。布基叔叔的胸脯像个圆筒，笑的时候会合上双眼。天热的时候，他会领着我们穿过什鲁斯伯里，朝空中的高速公路方向走去，最后来到角落里一座摇摇欲坠的盒式住房边，我记得那房子是栗色的。住在
6、这里的女士从里屋拿出冰棍儿来卖。冰棍儿是糖液做的，热气中化得很快。叔叔仿佛是街区的花衣魔笛手，在去女士院子的路上给我们讲笑话，召集更多的孩子过来，领着我们走过融化的沥青路面。一旦我们的冰棍儿在他们的纸板杯里化成了糖浆，一旦我和乔舒亚舔去手上和胳膊上的糖水，布基叔叔就在街上和我们玩起游戏：用棒球规则来踢足球，玩橄榄球，打篮球。有时，橄榄球打到我们中某个人的嘴上，疼得我们嗷嗷直叫，嘴巴肿了起来，他却哈哈大笑，眼睛眯得像薄薄的便士。有时，他和父亲一起带着我们还有父亲的斗牛犬去高速公路下的公园。就在那儿，父亲让他的斗牛犬参加斗狗。高温下，看斗狗的或是诱导狗发狠的那些人同他们的动物一样浑身发黑、大汗淋漓
7、。我和弟弟一直紧紧地挨着叔叔。汽车在头上方呼啸而过，动物们撕扯着对方，我们紧紧地抓住叔叔的前臂，往后退缩。接下来，交战的狗流着血，喘着气，一笑了之。于是，我们松开了紧握着叔叔的手，愉快地离开了这个阴影笼罩的世界，也避免了斗狗场外被狗扑上身来的危险。“爸爸肯定没告诉过你们，有人死在这里了。”“谁说哒？他说过。”乔舒亚说。“可不是嘛。”阿尔东附和道。上高中的时候，我无法将这些对新奥尔良的无稽之谈与现实情况对应起来，但我知道某个地方一定藏着真相。九十年代初去探望父亲的时候，父母虽然分居但仍处于婚姻状态，多年的相处让两人当时的关系仍十分融洽。他们坐在车前排座位上，谈论着枪杀、殴打和谋杀事件。他们用许多
8、词语来描述新奥尔良的暴力。不过，我们在探望父亲时却一次也没见过。我们的耳边传来父亲房子旁的工业场地边的铁丝围栏发出的咔嗒咔嗒的声音。此刻，黑夜在无尽地延伸，我们听着弟弟讲鬼故事。我们还知道另一个新奥尔良。我们挤进母亲的车中，车驶过散落在新奥尔良大街小巷的红砖房屋。这些房子是双层的，有个铁栅栏围起的下陷阳台，房子两旁的参天古树如驻守的哨兵，女人们在一旁指指点点、冥思苦想，黑皮肤的小孩在破损的人行道上玩耍，他们时而生气，时而高兴，时而又露出不快的神色。我注视着窗外的年轻男子，他们穿着松松垮垮的裤子，头靠在一起窃窃私语，弯腰进了街角的店铺，这里出售夹着虾和牡蛎馅的波布瓦三明治。不知道这些人在嘀咕什么
9、，也不知道他们是谁，他们过得怎么样，有没有杀过人。晚上，我躺在父亲客厅的地板上，又问了乔舒亚。“爸爸说这里怎么了？”“他说有人给打死了。”乔舒亚回答。“谁？”“一个男的。”乔舒亚面朝天花板说。沙兰缩到我旁边。“都给我闭嘴。”内里沙叫道。阿尔东叹了口气。每周日我们从父亲这里回到迪莱尔时，我都感到非常沮丧。我觉得大家都不开心，就连母亲也是如此，虽然路途遥远，父亲多年来有出轨行为，她还是尽力挽回婚姻。母亲甚至考虑搬去她讨厌的地方新奥尔良。我很想念父亲。我不想周一早上回到密西西比的学校上学，不想走过一个又一个玻璃门，最后来到开着荧光灯的大教室里和旧课桌前。我的同学坐在课桌后，穿着有领衬衣和卡其短裤，摊
10、开双腿，涂着蓝色的眼线。我不希望他们说完黑人的事儿之后就看我，也不想避开自己的眼睛。这样他们就不知道我在打量他们，审视他们享有的特权，仿佛这是他们穿着的另一件衣服。回家的路上，我们驶过新奥尔良东部，穿过索维奇岛海湾，越过庞恰特雷恩湖浅吟低唱的灰色湖面，穿过斯莱德尔的广告牌群和公路边的带状商业区，最后进入密西西比地区。之后，我们驶入10号州际公路，穿过斯滕尼斯航天中心的松树林，驶过圣路易湾和戴蒙德角，回到迪莱尔。一到那儿，我们就驶出了那条漫长的、坑坑洼洼的高速公路，开过被遮蔽的杜邦公司，它犹如松林墙后的斯滕尼斯，驶过火车铁轨，经过小块的田野和小型的沙地院子里一个个小木屋，浓荫覆盖着这些屋子的门廊
11、。这儿，马静静地站在田野里，吃着草，乘着凉。山羊正啃着篱笆桩。我们全家都来自迪莱尔和帕斯克里斯琴小镇，这两个镇均不属于新奥尔良。帕斯克里斯琴栖息在长滩边墨西哥湾的人造海滩旁，背靠圣路易湾，而迪莱尔紧挨着圣路易湾的背面，向内陆延伸，形成狭长的区域。炎热难耐的夏季里，大多数时候，两座小镇的街道都在昏昏欲睡，而在温度大部分时候徘徊在冰点的冬季也是如此。迪莱尔的夏季里，有时人群会在周日涌入县立公园，年轻人从车里出来打篮球、用车来放音乐。春季时分，年长的人聚集在当地的棒球场，南方的黑人棒球联盟会来这里比赛。万圣节上，孩子们走过街区或是坐在开过街区的皮卡车后，挨家挨户地玩“给糖还是捣蛋”的游戏。诸圣日中，
12、家家户户擦拭墓碑，清扫满是沙子的坟地，放上一盆又一盆的菊花，与逝者分享食物。接下来，他们围在心爱之人的坟茔四周，拿出尼龙帆布折叠椅，在一旁坐下，然后一直聊到晚上，点火赶走最后一拨秋季的蚊虫。这并非所谓的谋杀之都。迪莱尔的大多数黑人，包括我家人在内，打从他们记事起就住在这里，很多家庭住的地方都是他们自己造的。这些小型的盒式和A字形房子是一批批建成的，最老的房子是我们曾祖父母辈在三十年代建的，后一批是我们祖父母辈在五十年代造的，最后一批是我们的父母在七八十年代雇用承包商修的。这些简朴的住宅，包括我们家在内，有两到三个卧室，房子后面是碎石泥车道、兔子笼和白葡萄园。住在这里的都是些穷苦但有自尊的工人阶
13、层。迪莱尔没有公共住房，卡特里娜飓风来袭之前，帕斯克里斯琴的廉租房就是几栋小型的套楼公寓以及一些独户的住宅区，里面住着一些黑人和越南人。现在，也就是卡特里娜飓风袭击后的第七年，开发商在十五到二十英尺的桩子上造了些双卧室和三卧室的新房，公共住房就这么建起来了。住宅区里很快便住满了因暴风雨而流离失所的人们，或是从帕斯克里斯琴和迪莱尔来的、希望住在家乡的年轻人。但是有几年，卡特里娜飓风让这一切都化为泡影，因为它夷平了帕斯克里斯琴的大部分住宅，也毁了最靠近迪莱尔海湾的地方。也因为这个，成年人回迪莱尔变得更为艰难了。除此之外，还有难言之隐。正如乔舒亚在我们孩提时代捉鬼时所说：有人死在这儿了。从2000年
14、到2004年，与我一起长大的五位黑人男性青年纷纷故去，而且都死得很惨，他们的死看上去毫无关联。首先是我弟弟乔舒亚，他死于2000年10月。接下来，2002年12月，罗纳德也没了。再接着，2004年1月，C.J.去世。紧接着，2004年2月，德蒙亡故。最后是罗杰，他在2004年6月也离开了我们。这份接二连三的死亡名单直观地揭示了残酷的现实，它让人无语。它让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缄默。如果说对此发声是件难事，那只是轻描淡写；把这些说出来才是我迄今办成的难度最大的一件事。我笔下的鬼都曾是人，这一点我忘不了。我走在迪莱尔的大街上时，会觉得卡特里娜飓风后街上的人少了，这时我会情不自禁地想起故人。自从他们纷纷
15、离去，街道显得更加空荡荡。再也听不到弟弟和朋友们停在县立公园的车里放的音乐，唯一回荡在耳边的是我一个表亲养的鹦鹉发出的受虐的叫声。装鹦鹉的笼子非常小，鹦鹉的冠子差点碰到笼子顶部，它的尾巴擦着笼子底。鹦鹉大声尖叫，叫声传遍整个街区，仿佛是受伤的孩子发出的喊叫。有时，在那只鹦鹉厉声喊出它的愤怒和忧伤时，我对街区的平静大为惊讶。不知道为何寂静无声反而成了我们克制的愤怒之音和积聚的悲伤之声。我觉得这里有问题，而我应该为这个故事发声。跟你说了，这里有鬼，乔舒亚说。这是我的故事，也是那些过世的年轻人的故事，这是我们家族的故事，也是我所在社区的故事，所以讲起来没那么容易。开头，我得说说我们小镇的故事和我所在
16、街区的历史。然后，我会回顾一下那五位早逝的黑人男青年的情况：根据他们去世的时间，由近及远往回追溯，从罗杰到德蒙，然后到C.J.，再到罗纳德，最后到我弟弟。与此同时，我还得根据时间的发展往前推进叙述，所以在讲述我朋友和我弟弟生活、言语、身亡的几个章节之间，我会穿插介绍我的家族和我的成长历程。我希望，在我触及问题的要害之时，在我从过去来到现在和从现在回到过去的思绪行程同我弟弟的死交汇之时，我能通过了解我们的生活以及我所在社区人们的生活，更清晰地认识到这种死亡传染病发生的原因，更明确地认识到这里的种族主义、经济不平等、衰落的公共和个体责任是如何恶化，如何继续变糟，最后蔓延开来。我希望自己可以在有生之
17、年找到弟弟的死因，弄清楚自己为何会被这该死的破故事所累。我们在沃尔夫镇遥远的过去1977年我父母的祖先中有的肤色很浅，在照片上看起来是白皮肤，有的肤色很深，鼻子和嘴巴的轮廓在黑白照片上泛着银光。他们有的穿着白色的长袖衬衫，衬衫塞进黑色的裙子里，有的身着淡色的棉衬衫，衬衫放入宽松的裤子里。毫无疑问，照片上的他们站在了室外，可背景已经看不清了，唯一可见是身后如炊烟般的树木。没有人露出笑脸。外祖母多萝西给我讲过他们的故事，说他们有的是海地人，还有的是乔克托人，说他们讲法语，从新奥尔良或其他地方来，找寻土地和生活空间，在这儿停下了脚步。在这个地方以法国拓殖者迪莱尔的名字命名之前，早期的拓殖者都称这里为
18、狼镇。松树、橡树和枫香树缠绕在一起，从小镇北部一直绵延到小镇南部，然后汇入迪莱尔海湾。懒散的狼河，河水呈棕色，蜿蜒地穿过迪莱尔，涓涓细流抚摸着小城，最后注入海湾。当人们问起我的家乡，我会告诉他们，这个地方有狼，在狼被部分驯服和安顿之前，这里就以狼的名字来命名。我想为它添上些野性的根基，几分早年的蒙昧，称它为狼镇正暗示了它的野性本质。我想告诉他们，但是没有说出来：我见过那种瘦骨嶙峋的小红狐狸，从水沟边蹿了出来，然后跑入林中。我曾见过那个家伙，不过，那次情况不太一样。那是个晚上，我和朋友们开车经过迪莱尔一处尚未开发的地方，那里的树木胡乱缠绕在一起，有人曾在那儿砍出一条没有尽头的路，希望在其附近建造
19、一块住宅区。小家伙从林子里轻快地跑到我们面前，我们吓了一跳，叫了起来，它瞅了瞅我们，又跑回漆黑一片的夜色中。它身上黑乎乎的，有如黑色的浓烟，长着又长又细的鼻子，它的行动悄无声息。这个充满野性的小家伙看着我们的样子，仿佛我们是群不速之客。接着，我们驶离了这个地方，开去更易通行的地方，离开了这个只有尽头的地方，这个似乎是万事万物的起始和诞生之处：狼镇。不过我没那么能说，于是闭上嘴，一笑而过。在这里，大部分人都有亲戚关系。黑皮肤的人在一起会说，我们的家族之间联系紧密，彼此帮衬，白皮肤的人在一起也会说这个，但是黑白肤色双方却很少谈起这个，即使他们有同一个姓氏。我们非常小心地对待社区内部错综的血缘关系，
20、因此，在二十世纪初，迪莱尔的大人们会去阿拉巴马或路易斯安那的混血社区为孩子们挑选适合婚配的伴侣，从而使本地区的基因库更为多样。有时这么做挺奏效的，有时则不太管用。有时年轻人找到的对象与其家族的血缘离得更近。会出现两人是表亲的情况，还会出现触犯禁忌的关系。我的外祖母多萝西还记得她的父亲哈里和母亲玛丽生下家里的全部十二个孩子之前，她还年少，当时她坐着父亲的旧车去迪莱尔北面很远的地方走亲戚。哈里的父亲是发黑的深棕肤色，可是据说哈里的母亲是白皮肤，哈里的姨妈住在北面远处的白人聚居区。哈里的孩子们有的是肉桂色皮肤，有的是豆蔻粉皮肤，还有的是香草白皮肤。在那趟北上的旅途中，车子驶过炎热且明艳的密西西比郊外
21、时，孩子们蜷缩在没有篷子的车后座上，身上盖着毯子。哈里的肤色白得会被误认为是白人。到了亲戚家，孩子们在屋里玩耍，直到太阳快要落山，我外高祖母的妹妹对我外高祖母说：“好了，你们差不多得回去了。”弦外之音是：你们在这里不安全。这里有三K党。可别夜里在路上被他们抓住。于是我外祖母和她的姊妹们把自己的小身体叠起来，继续藏在闷热的毯子里，一个看上去像白人的男子和他的白皮肤母亲一起往南开回迪莱尔，这个他们称之为家的地方克里奥尔人为主的混血聚居区。我外祖父小亚当的家族也有类似的血缘关系。我母亲有一张小亚当的父亲老亚当的照片，他看上去是白人。事实上，他有一半的白人血统和一半的土著美国人血统。老亚当的父亲约瑟夫
22、德都是白人德都家族的白人成员，这个家族在迪莱尔拥有一些财产以及部分风景最为优美的地产。那些地产位于海湾的转角处，那里长着美得惊人的大橡树，令这个地方别具风情。阳光洒在沼泽地和水面上，将其化为壮丽的场景，勾起我的思乡之梦。白人爱上了他的土著女仆，与她发生了关系。他的家人发现后，与他断绝关系。于是约瑟夫娶了黛西，他们的孩子就是我的外曾祖父。母亲告诉我，约瑟夫和黛西后来开了家杂货店，之后，在一次拙劣的室内抢劫中，我的白人外高祖父在店里遭枪击身亡。他去世后过了几年，我的土著外高祖母病逝。我母亲的外曾祖父杰里米也相当有钱。传言说他妻子家是海地人，而他是个土著美国人。当他意识到白人政府是不会教育他的子孙时
23、，就在自己的土地上建了一所只有一间教室的学校，雇了个老师。他还花时间打点林子里的多亩地产，管理制酒蒸馏器，禁酒运动时期这是社区里的大众消遣。有一天，他和女婿哈里正一起捣鼓制酒蒸馏器，勒弗尼家族的人发现了他们。我想象着这个场景，这些白人穿着白衬衫、黑裤子，细长的头发上滚着汗珠，双手湿漉漉的，握着光滑冰凉的枪。哈里逃走了，活了下来，接着将子女藏在毯子下，带到北边去投奔他们的白人亲戚，可是我的外高祖父杰里米却被打死了。勒弗尼家族的人将他的尸体丢在毁掉的蒸馏器中，尸体在绿意盎然的树林中渐渐变凉。哈里告诉家人事情的经过，家里的人马上长途跋涉去森林里找回杰里米的尸体。*我的爷爷叫大杰里，他和他的兄弟姐妹以
24、及母亲埃伦都住在与圣斯蒂芬教堂隔街相望的方形小宅子里，房子被刷成石蓝色的。我的曾祖父母在圣斯蒂芬路上有几亩地，我父亲小的时候，他们在地里种着玉米和庄稼，养了一些马。我的外祖父小亚当住在另一间小房子里，不过他的房子坐落在一条更窄的马路尽头，圣斯蒂芬路在这条路的北面与之平行。圣斯蒂芬路的北面有座小山，坡度很小，只有负重和骑车的时候才感觉得到它的存在；从圣斯蒂芬路开始上山的这条路叫小山路，与小山路垂直分出来的一条小路叫阿尔派恩，勉强可以通行一辆车。我外曾祖父母的房子就在这条路的尽头，他们灰色的房子又长又窄，装饰简朴，保存完好。我外曾祖母马曼维斯特就住在这里。我的曾祖母和外曾祖母都有着橄榄色的皮肤和黑
25、白椒盐色的头发。两人都带着浓重的克里奥尔法语口音。我一般和父亲一起去看曾祖母埃伦。可我从没见过她的丈夫，也就是我的曾祖父。父亲告诉我，曾祖父年轻的时候和人发生口角，被人打死了。曾祖母埃伦的声音洪亮有力，和父亲一样风趣。整个午后，她坐在门廊上，看着街坊们来来往往，缓缓地步入风烛残年。我们探望她的时候，她就坐在前门廊的台阶上，给我们讲她年轻时的故事。那时，她和她的姊妹们从橡树上扯下西班牙苔藓来填充垫子。那时他们辛苦地劳作，已经习惯了长时间在地里除草、栽种、收割以及饲养牲畜。外曾祖母马曼维斯特永远都不会和我们一起坐在门廊上：她更讲究，也更内向。但是我们会坐在她昏暗的门廊的阴凉处，在这里，孩子们吃着蛋
26、糕，听着大人们闲聊。马曼维斯特给我们讲她亡夫老亚当的故事，据她所说，他去世之后，他来看过她一次，那时，她正躺在床上，他站在门口，现出身影，对她说话。她说她害怕极了，僵住了，动弹不了。我从没见过她先生我的外曾祖父老亚当本人或是魂灵。马曼经常给我们讲她丈夫的故事，但是从未说起过她早逝的儿子阿尔东，他在越南踩中了地雷，一命呜呼。我的家族史中满是男人的尸体。他们留下的女人们在痛苦中把他们从另一个世界拽了回来，以魂灵的方式出现。他们用死亡超越了这个我热爱并痛恨着的地方，成了超自然的力量。有时，当我想起家族中几代英年早逝的男子，我觉得迪莱尔就是匹狼。在我的脑海中，我喜欢把父母相遇的地点放在隔开他们两家房子
27、的那片广阔树林中的某个地方，要不就是当时还是坚硬的红土地的圣斯蒂芬路上。我想象着，两人都打着赤脚，那应该是五十年代晚期。我的父亲遇见了一位橄榄色皮肤的女孩，她长得又瘦又小，鼻子窄窄的，头上的深棕色卷发被抚平。她莞尔一笑，美丽匀称的脸庞绽放开来。能歇上一天和姊妹们玩一玩，她感到很开心。因为外祖母多萝西含辛茹苦地养育着子女，而母亲则处理家庭琐事、照看弟弟妹妹们。也许那时父亲还看不出母亲的实力，可她的实力就在那里。母亲见到了一位山核桃肤色的男孩，他深黑色的头发从小小的宽脑门那里一直向后抚平，鼻子扁大而突出，那个时候他的颧骨就已经像脸上突起的大石块。他可能带着一只眼罩。在他六岁的时候，他的堂兄用气枪意
28、外地射中了他的左眼，眼球在眼眶中萎缩变灰。一段时间后，这只眼球被取下，换上了一只假眼球，于是父亲童年和少年时代的大部分时间都戴着眼罩。和所有的孩子一样，我的父母是历史和地点的产物，是密西西比南部和路易斯安那孕育的生命，两人的家族血脉中都流淌着非洲人、法国人、西班牙人和土著美国人的血，这些血统交汇在一起共同塑造了美国南方的黑人；可悲的是，虽然他们看见历史在彼此身上结出的硕果，却不曾想到这一点。母亲会盯着父亲脸上那只没有神采的眼睛看，也许会觉得这个干涩的灰色大理石让他全身的其他地方更有光彩，而父亲会看着母亲那对细小的四肢，情不自禁地想起了小母鹿。道路两旁的松树向上伸展，往四周张开。两人第一次见面的
29、时候，父亲没和母亲打招呼。父亲把地上的泥土踢进壕沟。母亲捡起一块石头。他们认识同样的孩子，如他们的堂亲和表亲，还有其他朋友。那时这里是个小镇，现在仍然是。1969年，父亲十三岁，母亲十一岁，这里刮起了卡米尔飓风。它用势不可挡的大手夷平万物，横扫地面。我想，密西西比南部的人们肯定会觉得世界末日到了。卡米尔是那段岁月中一连串断断续续发生的悲剧中唯一的飓风。密西西比南部的男孩，不论黑人还是白人，都死在越南，美国各大城市爆发骚乱，教堂被炸毁，十字架被焚毁，自由乘车运动参与者设法为乡亲们登记投票，密西西比州的河流和海湾边到处都是惨淡的坟墓。当地的黑人男女在他们被禁止日浴和游泳的公共海滩上游行，他们也因此
30、遭到恶狗和警察的袭击。五级飓风卡米尔朝他们呼啸而来，一下夺走250多人的生命，淹死在帕斯克里斯琴的一所天主教堂里避难的一家十三口，那时这里的人肯定觉得他们的死期到了。有关当局行动迟缓，将无数家庭安置在帐篷区。我奶奶塞莱斯廷的房子被帕斯克里斯琴的那个风暴潮铲平，房子的地基被掀翻并冲到其他地方，父亲只好和他的姐妹、母亲待在一个帐篷里。外祖母多萝西的房子幸免于难，因为它位于迪莱尔北部偏远地区沙努，这里距迪莱尔海湾较远，足以躲过风暴潮。当人们得知母亲家的院子里有口自流井，她家便开始为整个小镇供水。卡米尔飓风发生之后，政府也为飓风的幸存者提供机会，让他们迁往别处。父亲家获得从帕斯克里斯琴搬到加利福尼亚州
31、奥克兰的机会，于是他们就搬了过去。几十年后，在卡特里娜飓风肆虐密西西比州海湾沿岸时，再次出现受大型飓风影响的人们搬迁的情况。政府并未给人们发放他们重建家园所需的工具，而是为每家每户提供搬迁的机会。让他们去逃生。父亲和他的母亲、姊妹们逃离了那段家中地基被震碎、全家游到阁楼保命的凶险记忆。在奥克兰，他早上上学之前，黑豹党会为他提供早饭。夏天的时候，一家人开车回密西西比走亲戚。对我们每个人来说，家园的向心力是无法撼动的。在父亲回密西西比的夏季时光中，他经常和他的表亲、堂亲以及大家族里的亲戚出去玩儿，肯定有时候也会和母亲一起玩。父亲长得很结实，胸肌发达，一道道胸肌有如蚌壳。在湾区，他练习功夫，他的第一
32、个师父教他如何诚实地打斗，这意味着：先打对方的鼻子。父亲在这方面颇有天赋；市里的公交车上，三猜一的纸牌游戏有猫腻，他被三个骗子袭击，可他把骗子们统统撂倒在地。他入了个帮派，还和不少女孩儿约会：因为他长得帅，风趣有魅力，肌肉又发达，还有艺术感。从某些方面来说，我的父母都过早地承担起成年人的责任，不得不在父亲缺失的家庭中成长。他们在圣斯蒂芬路上碰面时，都还是腼腆的小孩子，到了少年阶段，他们都长大了，有了变化。奶奶塞莱斯廷把我父亲当作一家之主和家里的顶梁柱，也就是说，把他当成大人看待，因为她和我父亲的爸爸，也就是我爷爷杰里，结了婚又离了，于是独自抚养自己的孩子。之后很多年里，父亲都是家中唯一的男孩，
33、排行老二。有时他称塞莱斯廷为“妈妈”，有时又叫她“女士”，这些话从他嘴里说出就成了昵称，一个平辈之人的爱称。这意味着他可以无拘无束地游迹于奥克兰和湾区，尝试毒品，小偷小摸。我的父亲是家中两个男孩中的兄长，在所有的孩子中排行老二，正如他在家里扮演父亲的角色，我的母亲在她家扮演母亲的角色。性别的缘故，母亲不能获得父亲享受的那种自由，而必须承担起养育家中七个孩子的重任。外祖母多萝西要打两三份工才能维持家中七个孩子的生计，所以她每天都得像男人一样拼命地干体力活儿。外祖父结束了和外祖母多年的婚姻，然后娶了她朋友。我母亲在十岁前就学会了做饭，十几岁的时候便开始准备大份的燕麦片和软烤饼作早餐，更大份的红豆和
34、米饭当晚饭。每当我的四个舅舅，也就是家中七个孩子中最小的几个，违背了外祖母立下的家规，母亲就会从院子里掰下树枝教训他们。她和两个妹妹要洗很多衣服，洗完后再把衣服晾在潮湿的后院里牵起的晾衣绳上。这样的经历让母亲和她姊妹们不太一样：她既是他们中的一员，又不是。她扮演的角色让她感到孤寂，也显得孤立，她与生俱来腼腆的性格又让这变得更为复杂。她讨厌自己必须变得强悍，也不满社会对南方乡村女性所苛求的坚忍。虽然她还是个孩子，但已经意识到这很不公平。这样的生活让她变得既安静又孤僻。母亲到了少年阶段，她的弟弟妹妹们也都大了，不再需要她一直照看，于是她可以去做和自己年纪相称的事，与人约会，经常光顾她教父开的小俱乐
35、部，开些乡村家庭聚会。她的同龄人至今还对她办的聚会津津乐道。然而，她感到性别、南方农村和七十年代的局限侵扰着她，觉察到户外夜色中迪莱尔的幽灵，狼把她困在她母亲的房子里。这里，冬日没有暖气，夏季没有凉风。高中毕业后，她去了洛杉矶，和她父亲家的亲戚住在一起，在那儿上学。那段时间，她倍感轻松。这段经历对她来说是个千载难逢的机会，虽然她深知这个机会多么难得，但她也明白，总指望我父亲从奥克兰给她打电话还是十分缥缈。于是，在那里上了一个学期的学之后，她去了北面的湾区，和我父亲待在一起。我父亲去密西西比走亲戚的那些年的夏天里，认识她之后，便从奥克兰给她写信、寄照片向她求爱，用他的个人魅力和强健的肌肉美来打动
36、她。他们就这样开始共同生活。罗杰埃里克丹尼尔斯三世生：1981年3月5日卒：2004年6月3日安阿伯灰蒙蒙的。虽然春天已经来临，树木绽放新绿，可天空依旧乌云密布，苍白又冰冷。我过敏了，人很难受。我刚完成两年制研究生学业的头一年，鼻涕流得很厉害，只能靠嘴呼吸。来密歇根学习之前，我从未过敏得这么严重，这让我忍不住觉得好像密歇根这个地方不喜欢我，仿佛我是个异乡人，它想把我撵走。2004年夏天，表弟阿尔东飞来底特律，协助我从密歇根开车回密西西比。阿尔东比乔舒亚只小一个月，我们情同手足。我二十七岁时，他二十四岁，已然长成了我的大表弟，比我高七英寸。他镶了颗金牙，编了头厚厚的玉米辫，能干又友善。他坐在司机
37、的位子上，开着总共十四个小时车程的第一段。此时，我弓着身子坐在副驾驶位子上，望着眼前绵延数英里的高速公路、田野和广告牌，满心欢喜，却也忧心忡忡。心里想着，淡定、淡定，可是，我正在返乡。思乡之情意味着回家的念头总让我兴奋不已、欢欣雀跃。但是在过去的四年里，那种希望的感觉却变成了担忧。2000年10月，我弟弟死于非命，一时间，仿佛所有缠绕着我家人生活的悲剧都是迪莱尔那只象征着黑暗和悲伤的大狼变的，那个大家伙下决心要打垮我们。到2004年的夏天为止，我已经有三个朋友相继丧生：2002年冬天罗纳德走了，2004年1月C.J.没了，一个月后，也就是2004年2月，德蒙也离开了我们。朋友们接二连三的离去是
38、记沉重的打击，仿佛那只狼一直在追杀我们。但是我没和阿尔东说这些。我只是说：“弟，我鼻子不通。这里太冷了。”阿尔东把乐曲声调大，他放的是说唱乐。这音乐在数英里的高速公路上不绝于耳。我们在俄亥俄平原的农田中央停了下来，喝了点可乐，上了个厕所，吃了些点心，这时，我不用再拿纸巾堵住鼻子了。我们越过俄亥俄河、进入肯塔基起伏的青山之时，我的鼻子通了。开车时，阿尔东左手搭在方向盘上，右手放在座椅扶手的中间。希望今年夏天大家都平安无事，我在心里默念着。放暑假的时候，我的同学有的留在安阿伯，有的在阿拉斯加的渔船上工作，还有的去科德角探望家人，而我总是回密西西比的老家。1995年到2000年，也就是我在斯坦福大学
39、读本科的时候，连寒假和春假，我都会回家。2004年夏天，我延续了这个传统。从我1995年离家前往斯坦福读书开始，乡愁就一直折磨着我。当我看见倒霉的人，就会想起我的父亲。很奇怪，我的眼泪会止不住地往下流，可在我那时的男友面前，我又会掩饰这些。我会请家乡的朋友与我长时间通话，这样我就可以听到电话那头传来的背景声，希望自己也在那里。我梦见母亲房子周围的树木都被砍光烧尽。明知自己对家乡有很多的恨，恨那里的种族主义、不平等和贫穷，这也是我离开那里的原因，可我还是深爱着家乡。回家的时候，我住在母亲家中，这是一座白色双层的拖车式房屋，位于一亩地的后面，远离公路。房子的前院种着西班牙橡树，还有一个长满映山红和
40、植物球茎的小园子。母亲对她的院子很是骄傲，花了很大的力气收拾。尽管我们住在山顶，春夏大雨来临之际，山上的土壤还是会被冲走，落到大街上，弄得院子前面全是沙子。那年夏天，也就是乔舒亚离世后的第四年，母亲将他的房间改造成卧室，给我七岁的小外甥德肖恩住。我的大妹妹，也就是德肖恩的母亲内里沙，当时二十一岁，住在密西西比长滩的复式公寓里。她十三岁时生了德肖恩，这个岁数还不是当妈的年纪，她也没成熟到可以为人母，所以德肖恩就和我母亲住在了一起，内里沙在周末的时候学着带孩子。那时，我十八岁的小妹妹沙兰也住在母亲家中。我从密歇根回家后不久，她高中毕业。我和阿尔东长途驾驶回到了家。我从后门进去，然后蹑手蹑脚地进了沙
41、兰的房间，她正躺在床上，我爬了上去。虽然我身上流着汗，还带点儿可乐和烤玉米粒味儿，但是她没有把我从床上赶下去。我一只胳膊搭在她身上，脸对着她的背。我们一样高，体重也差不多，都有着修长娇小的身材，不过她的臀部比我的小，睫毛同乔舒亚的和内里沙的一样浓密。我头一次离家上大学时，她才十一岁。当时她留下了我剪下的指甲和喝光的可乐瓶。她是我的小妹妹。那一刻我允许自己不再坚强。她要么睡着了，要么是出于礼貌装作自己睡着了。因为我躺在她身后哭泣，不均匀的呼吸是我因害怕或释然而落泪的唯一迹象。她让我好好地哭。我们就这样开始了暑假。我们醒来的时候，她没有提我哭的事，我们出去开车转了转。沙兰晕车，空调让她晕得更厉害。
42、我在密歇根的第一个冬天，雪下个不停，严寒久久不散，大大超出我的预料，所以这会儿我想尽量在热浪中多浸泡一会儿，于是我们在密西西比100华氏度的高温里开着车窗行驶。我们漫无目的地开着车，最后来到县立公园，这里的秋千无精打采地挂在那儿，闻起来像阳光下烧焦的橡胶，篮网耷拉在篮球架上，露天看台上空无一人。地面上回响着失落和悲伤。我们感到很孤独。“去罗杰家玩儿吧，”沙兰提议，“那里一直有人，他都在家。”*罗杰住在帕斯克里斯琴这里一个叫作橡树公园的地方。这里的绝大多数居民是黑人，纵横交错的街道从北面的北街开始，一直延伸到南面的第二大街，距海滩和墨西哥湾约两个长街区那么远。临近北街的房子和我见过的南密西西比的
43、大部分住宅一个样儿：砖砌的，单楼，有三间卧室，一小块混凝土板用作房子前面的门廊。凭感觉，就能知道临近第二大街以及靠近海滩的房子更大。罗杰和他的母亲菲莉斯（大家都叫她菲太太）住在靠北街的房子里。罗杰又矮又瘦，有着松树皮一般的棕色皮肤，梳着辫子，衣服非常宽松，把人都快遮没了。他总是半耷拉着眼皮，眯着眼睛。他的脸又窄又长。灿烂的笑容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他真的很爱笑。罗杰的父亲罗杰埃里克丹尼尔斯二世（或者叫他乔克）二十八岁时死于心脏病，于是菲太太独自抚养孩子，这就意味着罗杰和这些我们没有父亲陪伴成长的孩子一样，大多数时候和他的两个姐姐或者其他同龄的孩子在一起，家里没人照看他，尤其是夏天。七月四日，他和
44、他的表亲把鞭炮拧成硫黄串，放进邮箱，然后点燃。邮箱被炸开了花。有人报了警。警察赶来时，告诉孩子们毁坏邮箱触犯了联邦一级的法律，把其他两个男孩送去青少年拘留所。罗杰明白了，在南方，黑人孩子傻傻地玩恶作剧会落得如此下场。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罗杰还是走运的：他没给抓住。罗杰上七年级的时候和我妹妹内里沙约会了一周。那时她还没怀上我外甥，但是不久就怀了。打九岁起，她就有了身体曲线。她有着一头亮丽的长发，下巴上长了一颗痣，胸口上也长了一颗，像纽扣一样对齐；从她蹒跚学步的时候，父母就意识到她的美丽也是她的祸水。母亲说起内里沙时会说，如果我们要担心会过早地当上祖父母，她就是这个令我们发愁的人。内里沙与我不同，她
45、在中学时代就很受欢迎，当时已经交了几个男友。她说她疯狂地爱上了罗杰，觉得他是中学里最迷人的事物。他们俩在班上传纸条。罗杰写纸条问内里沙：愿意和我约会吗？内里沙回答道：当然。她穿上从乔舒亚那里借来的大T恤，套上大大的短裤，再穿上网球鞋。大概一年以后，她怀上了来自格尔夫波特年仅十九岁的男生的孩子，乔舒亚借给她的这些大衬衫在她怀孕的头五个月遮住了她逐渐隆起的肚子。内里沙和罗杰的恋爱持续了一个礼拜。内里沙穿上大衬衫和大短裤后显得太男孩子气了，于是罗杰和她吹了。不过他们还是朋友。多年以后，内里沙住进第一间公寓时，罗杰来访，他进了前门，双手拥住她，问：“什么时候嫁给我？”边说边笑。“你没机会了。”内里沙也
46、和他开起玩笑。她的男友罗布坐在沙发上，嘴角叼着根黑色的雪茄，身旁摆着杯啤酒。他笑了起来，露出友好轻松的笑容和深度抛光后的金牙，牙齿在黑黑的脸庞前闪闪发光。“嗨，别这么说，内里沙，再给我个机会吧。”罗杰嚷嚷着。“没门儿。”内里沙大笑起来。罗杰的卧室以黑色为基调：黑色的墙壁，黑色的窗帘。卧室里摆着架子，架子上放着许多汽车模型，车上装着炫目的镀铬车轮，汽车精心地摆放在一起，最细微的地方都不放过。他的音响里有图帕克的音乐，有来自新奥尔良的老无极限和第五区男孩的歌，还有来自纽约市的卡姆伦和外交官组合的曲子。墙上挂着图画。罗杰在艺术方面有天赋。密西西比的郊外乡间没有水泥建筑，也没有什么地方聚集大量的建筑，
47、不能为涂鸦提供足够的画布，于是孩子们通常会像罗杰那样开发自己的街头艺术行为、拓展自己的街头标签，那就是，在自己的房间里贴上自己的草图。罗杰画车，还画人物画。他尝试写艺术字。他的一张画作上写着：选择。另一张上写着：暴徒生活。还有一张上面写着：现在笑，将来哭。罗杰上十年级的时候辍学了；在这里，年轻的黑人男性辍学不是件稀罕事儿。有时他们被校领导以不法之徒为名或以贩毒或是骚扰其他学生的恶性罪名为由强行赶出来：有时他们被赶到教室后面然后就给忘了。罗杰就坐在这样一间教室后面做口技音乐，而他的表亲们唱着灵歌，把歌曲里耶稣的名字换成老师的名字。他不上学了，开始工作，又在2000年去洛杉矶和亲戚住在一起。他喜欢
48、这种新生活。他在一家汽车店工作，比他在密西西比挣得多，他也喜欢那里的生活：有主题公园，溜冰场，海滩。那里海水湛蓝，海浪冲刷着棕榈树点缀的海滩，那里的海滩与我们这里的还不大一样。我们的是人工海滩，水泥和松树环绕四周，污浊的灰色海湾杂乱无章地拍打着海滩。之后，不知道是不是由于罗杰对内里沙仍有好感，回忆起他们短暂的中学恋爱时光，于是在他回老家的时候，他和我们一起参加了2001年帕斯克里斯琴狂欢节大游行。我当时已经大学毕业，差不多一年没工作了，但是为了参加狂欢节，我特地订了张从纽约市回家的机票。这让我的信用卡负债雪上加霜。可我不在乎。我必须回家，即使只待三天。那时弟弟刚过世。我希望每天自己醒来的时候，
49、他都好好活着。那年的2月份，我还不知道他只是开了个头。外面下着雨，寒气凛冽。除了罗杰，我们都在克制自己的情绪。他神气十足地走在一群从迪莱尔和帕斯克里斯琴来的朋友和亲戚中。照片中，他站在一旁，脖子上挂着一串紫色、绿色和金色的大珠子，就是那种通常我们尖叫着请求得到的东西，因为戴上它，我们可以开心一整天。我和我妹妹们挤在伞下，注视着拥挤的人群，不去理会那些扔在我们伞上的珠子。我三岁的小外甥在人群中不知所措，刚刚失去舅舅的他抱住我的一条腿。我悲痛万分，五光十色、光彩夺目的珠子，花车传来的音乐声，以及当天的庆典，对我来说就像一场闹剧，一种伤害。弟弟去世后我参加的第一个狂欢节游行的首日，罗杰的到场让乔舒亚
50、缺席的悲痛稍微缓和了一些。罗杰笑得很轻松，胳膊随意地搭在我或我妹妹的肩膀上。你好，他说。接着问：怎么啦？不知为何罗杰2002年回了趟密西西比之后就留下了。我估摸着他是想家了，因为他怀念帕斯克里斯琴这里树荫掩映的窄街道，到处都是房子，建在十二英尺的桩子上，这样可以保护房屋不受飓风侵袭。或许他是想菲女士，想他妹妹雷亚和达尼埃尔，想他遍布帕斯克里斯琴和迪莱尔的大家庭，还有他的亲戚了。不少人走了就不回来了，因为他们被大城市吸引过去，那里更容易找到工人阶层干的活儿，也比较容易获得机会，因为当权者较少受到南方文化的束缚。可是，我也听说有人离开密西西比，成年后在别处工作五到十年，然后又回了密西西比，这些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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