疯癫：洞见生存本相的符码——论余华《一九八六年》中的疯癫叙事.pdf

1、文学评论192024 年第 4 期疯癫：洞见生存本相的符码论余华 一九八六年 中的疯癫叙事刘 童（西华大学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四川 成都 610000）20 世纪 80 年代中后期大概是余华思想上最为混乱的时期，既有价值观念的颠覆和日常生活经验的虚伪性导致他一度对世界的真实性产生怀疑。在这种怀疑主义眼光的审视下，余华看到了被秩序、常识、文明包裹起来的理性世界背后所展现的另一种真实非理性。在强大的非理性力量面前，理性总是显得束手无策，“因此我们置身文明秩序中的安全也就不再真实可信”1167。这种全新的发现既让余华深感不安和疑惑，也给他精神上带来一丝探索的兴奋与冲动。以非理性为坐标去测量世界，得

2、到的将是一个全新的生存维度：在这里，“疯癫”作为非理性的极端表现形式成为人类生存的基本状态和演绎真实的唯一工具。当“疯癫”成为余华重新解读世界的符码时，一切日常生活经验与逻辑秩序都面临着被颠覆、架空、消解的命运，随之而来的是非常态暴力景观的呈现与崛起。这种世界观的突转造成了余华与现实生活之间的紧张关系，然而却使他意外地迎来了写作上的“革命”，并“自由地接近了真实”1165。这一时期的余华创作出了 现实一种 河边的错误 一九八六年 及 四月三日事件 等作品，其中一九八六年 以恣肆的想象和冷酷的文笔达到了对“疯癫”的极端呈现，成为余华疯癫叙事的经典之作。在 一九八六年 中，余华用“疯癫”撕开人性与

3、历史的虚伪面纱，对现实世界进行冷静地解剖，并将其混乱、血腥、残暴的内在肌理暴露在我们面前，从而使我们得以探知生存世界的另一种残酷本相。一、疯癫：重构非理性历史的起点余华在 一九八六年 中以“疯癫”作为历史想象的起点，对历史进行了颠覆性的重构，从而揭示了历史的暴力本【摘要】本文通过对余华小说 一九八六年 中的疯癫叙事进行分析，发现其独特之处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内容上余华以“疯癫”作为解读世界的符码，不仅将“疯癫”作为重构历史的起点，揭示了历史的非理性真相与暴力本质，还将“疯癫”作为人性暴力欲望的敞视点，从而发现了隐藏在人性深处的本我暴力欲望和人类群体中的精神暴力现象，完成了对人性本恶这一主题的论

4、证；二是叙述上采用了二重奏式的叙事方式，在文本中主要体现为暴力书写的“外冷内热”和叙述场面的“轻”“重”交织这两点。【关键词】一九八六年；疯癫；暴力；二重奏叙事【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4)04-0019-04【DOI】10.20024/ki.CN42-1911/I.2024.04.006质。小说中历史老师年轻时迷恋刑罚研究，在后来的特殊年代因为一张记录古代刑罚的纸条而遭到迫害变疯，疯后的历史老师从在幻觉中对他人实施刑罚转变为对自己的肉体进行自戕，最终沦为了刑罚的献祭品。古代刑罚是维护权威的一种强力手段，是一套精细的驯服肉体的技术，也是一台

5、制造合法暴力的冰冷机器。“酷刑是以一整套制造痛苦的量化艺术为基础的”237，它建立在肉体敏锐的知觉功能上，通过残忍地折磨肉体制造一种恐怖感，以达到对受刑者的惩戒作用。历史老师在大学期间进修的是历史专业，那么学习的应该是官方书写的正统历史，但他却唯独对被官方历史所隐藏遮蔽的古代刑罚制度感兴趣，这种狂热的兴趣本身就意味着一种历史选择。在充满反叛意味的先锋文学中，历史理性被肆意解构，“它不再相信直线发展的历史观”3，所谓的历史只不过是非理性现实的堆砌。在 一九八六年 中，余华正是借助“疯癫”拨开了历史理性的迷雾，探及了历史的非理性真实。对历史暴力怀有本能恐惧的历史老师，正是在疯癫以后才承担起了重述历

6、史的职能。如同鲁迅笔下的狂人一样，正是“疯癫”使其意外接近了历史的真相，并成为叙述真相的先知。他在一九八六年初春之季的归来，不仅仅是地理空间上的转移，还隐喻着历史非理性本质的显现。历史老师是以一个疯癫者的身份回归的，“疯癫”是理性的退场，也意味着个体现实心理时间的停滞和人格的固着。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正是“疯癫”将历史教师抛掷出现实时间的线性运动轨道，造成其心理时间与现实时间的错位，并将其永恒地遗留在那段历史之中。余华将疯子回归的时间设置在一九八六年，并且有意20今古文创将这个特殊时间节点作为小说的题目凸显出来，实际上正表达了他对历史灾难周期循环、卷土重来的隐忧和警惕。疯子作为历史非理性本

7、质的象征走进人们的视野之中，他疯癫的精神状态和伤痕累累的肉体是对历史的指证与提醒，他“已将人们决意忘记的过去转化成了可感可触的实体，呈现到了大众面前”4。然而，“他们都看到了他，但他们谁也没有注意他，他们在看到他的同时也在把他忘掉”5119。并且，这种对历史的遗忘还象征性地体现在女儿对待两个父亲的态度上。面对大众对历史的遗忘，疯子的惨烈自戕是一种强有力的唤醒手段。他在癫狂意识的主导下将肉体献祭给刑罚，这就使得其身上不仅承载着对于历史的灾难记忆，同时也成为整个历史的言说者。他对自己身体施以极刑，实际上是将历史的暴力本质通过肉体暴力直观地呈现出来，从而达到震撼人心的效果。疯子非理性行为的背后实则隐

8、含着叙述者对历史理性精神回归的呼唤。与此同时，余华也在历史老师的疯癫行径中完成了对民族历史的重构。他将疯子此前的身份设定为一名历史老师，这本就为他重新诠释历史提供了便利；而历史老师在遭遇迫害后的“疯癫”则戏剧性地赋予了他言说历史的自由并成为其重构历史真实的起点。二、疯癫：人性暴力欲望的敞视点“余华一定认为人类生活本质上是非理性的，是荒诞不经的，在貌似秩序井然有条不紊的外表下，世界其实是混乱不堪和莫名其妙的”6，因此，“疯癫”才是人类的精神常态。由于“疯癫”以其强大的破坏力冲决了理性思维的束缚，释放出人的原始欲望，而这些欲望往往将人类内心最隐秘的疯狂、非理性本能以及混乱的潜意识不加修饰地呈现出来

9、，并展现了关于人性的另一种真实，这就导致余华惯于从人的内心欲望而不是性格去理解人的生存状态。“而一个作家，如果从欲望结构开始对人类的存在旅程的探查，他首先要面对的一定是人类内部那些难以阻遏的暴力景象”7176，所以，余华首先关注到的便是存在于人性深处的暴力欲望。在 一九八六年 中，余华正是通过“疯癫”这一视角探及了人性中的“暴力欲望”并对其作了全景式的敞视。（一）疯癫释放出强大的本我暴力循规蹈矩的历史老师年轻时独独对历史酷刑产生浓厚的兴趣，“除了出于探究历史之谜的专业目的，不能说没有攻击性本能的无意识外投”8。刑罚将肉体作为释放暴力的场地，“它把人的生命分割成 上千次的死亡，在生命停止之前，制

10、造 最精细剧烈的痛苦”237。对于这样一种残忍的惩罚制度，历史老师除了好奇与迷恋的态度以外，并没有其他任何人道主义情感的流露，这表明他身体内本身就隐藏着一种暴力型人格。于是余华便借用了“疯癫”的力量将其释放出来“疯癫”使历史老师内心深处被压抑的本我暴力欲望冲破自我理性的牢笼，将其人性之恶放大到极致，使人在酒神精神般的迷狂中心甘情愿地沦为本我的奴隶。在理性的眩晕中，疯子看到的是一个血腥残暴的世界：太阳是“一颗辉煌的头颅，正喷射着鲜血”5122；小镇成为一座巨大的坟墓；被树荫遮蔽的水泥路像一根苍白的骨头躺在地上；街边的路灯则是悬挂着的人头一切都是非常态暴力景观的映现。而此时的疯子则成为一台暴力制造

11、机器，在幻觉与现实中不断享受着杀戮与鲜血带给他的极致快感。可以看到，疯子始终是以施刑者即刽子手这一角色自居的。在幻觉中，他肆意对路人大开杀戒，尤其是在展销会上，这种对他人施刑的暴力想象达到了极致。疯子沉迷在脑海里这场肢解肉体的狂欢盛宴中，毫无节制地宣泄着心中的原始恶欲。在这充满浓厚血腥气息的幻象中，疯子的残暴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幻觉中的杀戮并不能彻底满足疯子心中的暴力欲望，于是他以自己的肉体为中介，将行刑的场面由想象中的真实转化为现实中的真实：路过铁匠铺的疯子抓起烧红了的铁块对自己施行了墨刑；在阳光铺洒的街道上，他又对自己的肉体轮流实施着劓、剥皮、宫等刑罚；最后在街道的一隅，疯子找来一把迟钝

12、的菜刀，疯狂地砍割着自己的大腿在疯子的自戕中，他扮演着施刑与受刑二位一体的角色，但在潜意识中他仍然是以施刑者的身份自居的。疯子的主体性在施刑的过程中得以彰显，其肉体则沦为被动承受的客观对象。这就使得他能在自残中获得一种仇杀般的快感，这种快感能覆盖其肉体上的剧烈疼痛感，使他的受刑者意识处于被压抑的状态。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疯子更多的是以施虐者的身份而不是受虐者的身份出现的。对刑罚的迷恋是历史老师人性中无意识暴力欲的体现，而“疯癫”则以其激烈而极端的方式攻破了理性的最后一道防线，从而将本我暴力彻底释放出来。（二）疯癫召唤出精神暴力的制造者显然，余华对“疯癫”与“暴欲”的思考远不止我们想象的那么

13、简单，而是更为深刻。当人们还沉浸在疯子癫狂的暴力行径带来的惊骇中时，余华已经开始了更深层次的探索。在 一九八六年 中，他通过对疯子与他人之间冷漠关系的描写，向我们揭示了“疯癫”所召唤出来的另一种新的暴力话语体系。它产生于除疯子以外的人群中，所遵循的是一种隐性的精神暴力法则，因此在话语表现上是缄默的。同时，由于它的缔造者是精神正常的大众，因而它在表现形式上是理性的，在存在方式上则是普遍的。文中疯子的文学评论212024 年第 4 期存在是引发这种精神暴力的关键，同时，他也因为处于这场暴力的围困中心而成为被其公开处决的对象。当疯子在春暖花开的季节走进小镇时，人们都沉浸在自己的幸福中而对他视而不见，

14、疯子怪异的举动和疯癫的情状要么使他们避而远之，要么成为他们肆意嘲弄的对象。这是一种精神上的规避与排挤，是一种零度的暴力。它建立在“理性”与“疯癫”二元对立的结构上，是一场“理性”对“疯癫”的精神驱逐。在理性无声的强压下，“疯癫”则因其势单力薄而陷入一种孤立无援的境遇，从而沦为边缘化的存在。在疯子的行刑场面中，这种精神暴力在围观群众集体无意识的默契中达到了最强程度。疯子通过惨烈的刑罚仪式将街头变成一个象征意义上的刑场，“如果说支撑刑罚的主体是施刑者和受刑者，那么支撑刑场的主体则是围观者（看客）”9，观刑者的出现不仅意味着看与被看这一关系结构的确立，而且其本身也在一种血气弥漫的恐怖感中承担着某种语

15、义功能。在施刑过程中，疯子是被看的主体，他用血肉撕裂的方式展现了一种喧嚣的疯癫话语，它以鲜血淋淋的视觉画面和惨绝人寰的哀号直接刺激着在场人群的感官，从而成为一种可感的显性存在。但疯子的惨烈受难并没有引起围观者的丝毫同情，投射在他伤痕累累的肉体上的目光里只有好奇、惊异、恐怖和冷漠。于是，在疯狂的刑罚献祭仪式上，一种于人性中隐藏得更深、更为可怕的暴力话语被召唤出来。它在看客中间悄然崛起，以冷峻的目光和沉默的态度回应刑罚现场的血腥事实，并与疯子施刑过程中所释放的疯癫力量构成了一种无声的对峙局面。疯子的妻女也是这场精神暴力的缔造者，她们与小镇的人群共同联手完成了对疯子的精神处决。当历史老师失踪后，他的

16、妻子没有选择等待他的归来，而是在几年后改嫁他人，并更改了女儿的名字“那是因为女儿原先的姓名与过去紧密相连”5110，这本身就意味着一种主动的割舍与忘却。当历史老师再度出现在小镇上时，心灵上感应到他回归的妻子并没有对此感到开心和期盼，而是深陷于一种极度恐惧不安的情绪中无法自拔。她将自己幽闭在家里，以逃避的方式表明了对他的拒绝态度。尽管妻子没有目睹历史老师的自戕场面，但她仍然感应到了他痛苦的喊叫并洞见了其鲜血淋漓的形象。她深知曾经的丈夫正在遭受惨烈的折磨，却依旧不闻不问。而疯子的女儿一见到他就感到厌烦恐惧，唯恐避之不及。直到疯子死去，母女俩才感到一种如释重负的轻松。这不由得让人想起卡夫卡的 变形记

17、，文中的疯子跟小说中变形成甲壳虫的格里高尔一样，他们都因为自身不幸的变故而遭受到了来自家人的精神冷暴力，最后在被遗弃与厌恶的状态中孤独地死去。在 一九八六年 中，人人都是疯癫的。如果说疯子是疯癫的绝对体现者，那么他的妻女和小镇上冷漠的人群则沦陷于一种理性的疯癫之中，他们的存在足以说明：“人类必然会疯癫到这种地步，即不疯癫也只是另一种形式的疯癫。”101显然，相较于前者，后者更令人感到绝望与窒息。三、二重奏式的疯癫叙事在 一九八六年 中，痴迷于古代刑罚的疯子是余华进行疯癫叙事的主要凭借工具疯子精神上的“疯癫”为他书写人性与历史提供了极大的想象自由，而疯子的肉体赋予了其随意处置和利用的权利。因此，

18、余华在疯子的脑海中和肉体上自由地展开了他的一系列疯癫叙述。总的来说，余华在 一九八六年 中的疯癫叙事具有音乐上的二重奏调式的特点，它具体表现为两种感情色彩不同甚至完全相反的话语模式在一种和谐的叙述旋律中交织并存，同时却又相对独立地保持了自身的风格调式。而文本内涵和叙事形式也在两种相反话语模式制造的反差感中拥有了极大的丰富性和更多的可能性。（一）暴力书写的“外冷内热”“疯癫”和“暴力”天然就是一对亲密无间的孪生兄弟：“疯癫”是释放“暴力”的最佳途径，而“暴力”则以极端的激情展现着“疯癫”。在 一九八六年 中，余华正是将暴力书写作为疯癫叙事的主要策略之一，从而完成了对疯子癫狂情状的展示。他通过“刑

19、罚”这一意象，进行了大量的暴力书写，同时，还对这些暴力血腥场面作了直露式的展示，并在一种冷漠的语气中达到了对其近乎客观纪实般的呈现。尽管余华在描述暴力场面时采取了零度的写作姿态，但在其平静的话语下面显然洋溢着一股叙述上的亢奋与激情，这就使得他的暴力叙事表现出一种“外冷内热”的特征。比如，余华对疯子在展销会上所幻想的杀人场面的叙述：“无边无际的人群正蜂拥而来，一把砍刀将他们的脑袋纷纷削上天去他专心地拨开左肺，挨个看起了还在一张一缩的心脏。”5142这是一场杀戮的盛宴，余华虽然对此进行了不动声色的描述，但我们仍然可以从中感受到一种想象的激情和疯子施暴的快感。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余华的暴力书写实则是用

20、有节制的语言对“暴力”进行着无节制的展示。这种对暴力书写的内在热情在疯子行刑的血腥场面中得到了更突出的表现：实施酷刑是一件极其恐怖残忍的事情，“而余华的字里行间则充满了豪华奢侈的感官快意，对行刑过程慢镜头式的描述和对血腥场面浓墨重彩的渲染都暴露了余华思维的缺乏自制，他沉醉在自己制造的语言迷境中无力自拔”11。余华惯于以一种漫不经心的语气达到对惨烈血腥场面的极致呈现，在理性表述的话语背后，潜藏着余华对暴力叙事的不自觉迷恋。可以说，他的暴力书写是一场冷静的狂欢。22今古文创对暴力的心醉神迷与叙述话语上的理性克制构成一种二重奏式的叙事结构，它一方面向读者呈现出最恐怖血腥的丑陋场面，另一方面又以一种零

21、度语言强化了接受者的压抑性体验，这就导致接受者往往从心理上感到不适并难以接受，也于某种程度上弱化了作者批评人类精神状态异化这一现象的严肃意图。（二）叙述场面的“轻”“重”交织小说中，随着疯子的内聚焦视角与叙述者的外聚焦视角来回切换，两个截然不同的平行世界交织呈现在读者眼前：一个是疯子身处的幻觉世界，另一个则是小镇人民所生活的现实世界。历史老师的发疯是置换这两个世界的关键，它们相互重叠交叉却又各自独立，并且永远无法融合为一个和谐的整体。历史老师在遭遇了不幸的变故后俨然已变成一个疯子，“其显著的心理特征便是失去了与外界的现实联系而在自己心中建立了一个现实世界”6。“疯癫”使他永久地遁入了内心的幻觉

22、景象之中，并由此裂变出一个非理性的独立世界，将人类的同一生存空间一分为二。在疯子的内聚焦视角中，现实以非常态的狰狞面目显现，而他成为这里的绝对主宰者，肆意操控着生杀大权，亲手制造着死亡与暴力。在这个疯癫意识缔造的混乱幻象中，一切都显得那么沉重、压抑和恐怖。叙述者时常对疯子脑海中的暴力幻觉画面作细节式的观察，并试图达到对血腥暴力场面的逼真描述，因而叙述节奏也相对缓慢沉闷。然而，当叙述者转变观察角度，从零度的外聚焦视角打量疯子生活着的现实世界时，映入其眼帘的则是一片欢乐祥和的景象：温暖的春天已然降临，灿烂的阳光和璀璨的群星装点着小镇人民的白天和黑夜；人们怀着对生活的憧憬涌进各式各样的繁华商店和拥挤

23、的电影院，就连空气中都飘荡着欢声笑语显然，叙述者在对小镇人民所生活的世界作观察描述时，语调明显变得轻松明快起来，就连疯子残忍自戕的场面，叙述者都能予于一定的抒情化描写。比如，对疯子锯鼻子的形容：“那锯子锯着鼻骨时的样子，让人感到他此刻正怡然自乐地吹着口琴。”5134由此，施刑行为的沉重性被轻松欢乐的气氛彻底解构。小镇人民贪婪地享受着生活的安宁与幸福，无暇也不愿顾及举止怪异、衣着肮脏、遍体鳞伤的疯子，他们已经被划分在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里。当疯子通过当众自戕的行为试图建立起两个世界的联结时，小镇人群却将这一沉重事件化解为饭后闲暇之余的欢乐谈资，从而彻底取消了两个世界沟通的可能性。这就使得它们只能作

24、为对立的存在，其结果便是加剧了小说中叙述场面的分裂性和反差感。值得一提的是，历史灾难的结束不过才短短十年，人们却早已在彻底的遗忘中埋葬掉了那段痛苦的记忆。疯子的出现则将苦难的历史推置人们眼前，使得欢乐的假象被打破，现实的和平幻象与历史的暴力真相也就并置于同一时空之中，这便造成了一种反讽和嘲谑的叙事效果。叙述者通过视点的轮流切换，使得沉重和轻松的叙述场面由此交织在一起。在一种鲜明的对比意味中，欢快轻松的场面不再给人幸福的感觉，而是沦为沉重场面的一种底色铺垫，它的功能只在于从最大程度上彰显疯子命运的悲剧性，从而引起读者的怜悯和反思。四、结语小说 一九八六年 是余华疯癫叙事的经典之作，其不管是在内容

25、上还是叙述上都体现出典型的余氏风格特色。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疯癫叙事既成为余华反抗传统叙事和传统美学观的主要形式之一，同时又传达出他对人类真实生存境遇的感受。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一九八六年 亦是进入余华疯癫叙事的一个特殊解码符，从中不难触及另一种生存真实。参考文献：1余华.虚伪的作品:没有一条道路是重复的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4.2（法）米歇尔 福柯.规训与惩罚：监狱的诞生M.刘北成,杨远婴译.北京:生活 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1999.3杨慧.现代性的两种“疯癫”想象重读“寻根文学”与“先锋文学”中的“疯人”谱系J.艺术广角，2010,(01).4摩罗，杨帆.虚妄的献祭:启蒙情结与英雄原型一

26、九八六年 的文化心理分析J.文艺争鸣,1998,(05).5余华.现实一种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4.6王彬彬.余华的疯言疯语J.当代作家评论,1989,(04).7谢有顺.先锋就是自由M.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04.8毕光 明.“无 法 愈 合 的 疤 痕”:启蒙 叙事与历史记忆 一九 八六年 再解读J.当代作家评论，2019,(03).9蒋丽娟.刑罚的意味 檀香刑 红拂夜奔一九八六年 及其他J.理论与创作,2005,(04).10（法）米歇尔 福柯.疯癫与文明M.刘北成,杨远婴译.北京:生活 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2019.11孙彩霞.刑罚的意味卡夫卡 在流放地 与余华 一九八六年 的比较研究J.当代文坛,2003,(03).作者简介：刘童，西华大学在读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