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有据，有的注释所列出处还 不止一则，这就便于读者探索。注释所引著作如加整理，就是一部很全的隋唐史参考书目。读者可以从中了解世界范围内长期以来隋唐史的研究概况。 当然，本书也存在一些问题，其中有的由于史学观点不同，我们难以苟 同，有的则为错误。其中表现在： （一）本书在论述隋唐时期的农民起义时，除了宣称裘甫的反抗为“真 正的民间农民起义”外，把其他许多大大小小的民间的起义都称为“叛乱”， 反抗官府压迫的人也几乎一律被称为“盗匪”。 （二）把吐蕃、渤海等地与日本、新罗等地相提并论。 （三）本书在论述历史事件时也出现一些错误，或与我国传统史籍记载 不符，如将元文都等献计使李密和宇文化及两败俱伤之事说
2、成是王世充用的 计谋；说李建成是被“砍死”的；把编氏族志的世家大族官员，说成是 “其中无一人出身于世家大族”；把许敬宗对人讲的话，说成唐高宗“命令 许敬宗当朝宣称”；把722年唐玄宗注孝经说成注道德经；安禄山 当过捉生将，但被说成是“普通士兵”；把史朝义自缢而死说成“被杀”； 把湖南监军诱使桂州哗变戍兵缴械，说成是唐王朝允许士兵在护送下返乡， 但“条件是他们应在湖南放下武器”；把尚君长等人被朝廷杀于长安，说成 被宋威在当地处死；把刘汉宏劫官军辎重说成劫王仙芝辎重；把885年李克 用击败朱玫说成击败王重荣。在地名方面，有的重要地名未注今地名。有的 地方的方位有误，如把洛阳以西的陕州误为位于“洛阳
3、以东六十英里”；把 河北临漳的邺城误入河南，把今河南商丘的宋州误入江苏。 （四）本书在结构上也有不足之处。有些史事当写未写或少写，有些可 写可不写的则多写。如五代只写了后梁、后唐两国朱温和李克用的传记式的 史事，对后晋、后汉和后周只字未提，对十国的楚、南平、南唐和后蜀也未 提及，对北汉只一笔带过，对吴越、吴、南汉和闽的叙述仅寥寥数语，只有 前蜀的内容稍为详细一些。整个五代十国的篇幅仅六千余字，而唐玄宗一章 就长达十万言。另外，本书各章衔接得不够紧密，出现了重复叙述同一人事 的现象，重复二三次的不乏其例，而对“安史之乱”的重复叙述就更多了。 本书虽然存在上述的缺陷和不足，但瑕不掩瑜，它仍不失为一
4、部有价值 的断代史巨著，值得一读。内容简介 剑桥中国史是剑桥历史丛书的一种。本书为第3卷，论述隋唐时期 的王朝历史，作为剑桥中国隋唐史的上卷。原书于1979 年出版，在一定 程度上代表了国外隋唐史研究的水平。本丛书的第4卷（即剑桥中国隋唐 史下卷）将在以后出版。剑桥中国隋唐史第 一 章 导 言 论述隋唐时期（581907 年）历史的篇幅占两卷，本卷为第一卷。它旨 在为读者提供这一复杂时期的一部记叙体著作。在此期间，中国在政治制度、 与邻国的关系、社会组织、经济以及思想、宗教和艺术生活的各个领域等方 面都发生了广泛的变化。下一卷将详细论述制度、社会和经济变化以及思想 发展等大问题，并附有这两卷的
5、参考书目。 只要浏览一下这一参考书目，就可以看出许多近代的学者已对唐代进行 了专门研究。中国学者因视它为中国政治力量和影响的鼎盛时期和在文化、 艺术等方面取得杰出成就的王朝而深为注意。日本学者之所以专心致志于隋 唐时期的研究，不仅因为他们对这一时期有内在的兴趣，而且因为在此期间 日本深受中国制度的影响。结果，日本学者对隋唐时期的中国自然有一种深 入和本能的了解，因为后者给他们自己的国家结构、法律、制度、艺术、文 学甚至文字， 都提供了大量的素材。 西方学者也早就对这一时期着了迷， 1753 年耶稣会宋君荣神甫完成了第一部完整的西文唐代政治史； 近 几 十 年 ， 他 们 为促进人们对唐代的认识
6、又作出了自己杰出的贡献。 虽然隋唐时期比 19 世纪以前中国史中的任何时期更加受到近代史学家 的严谨的研究，但最广义的政治史却被忽视了，而且被视为理所当然。令人 奇怪的是，本卷论述的大部分内容甚至连近代的中国历史学家也未详细考察 过。只有隋代、唐代初年、武后在位期、玄宗后期和 9 世纪的前几十年才受 到应有的严谨的剖析。至于其他的时期，最佳的概述依然是非常明晰、审慎 和带批判性的著作资治通鉴，此书为司马光等人合写，成书于 1085 年。 随 着 本 卷 编 写 工 作 的 深 入 ， 我 们 对 这 位 史 坛 巨 子 的 仰 慕 之 情 也 与 日 俱 增 。 编 写剑桥中国史的原来的目的是
7、提供当前认识状况的概要，但结果这几卷 的所有章节体现了对过去忽视的课题的新的研究成果。因此，有些成果仍是 假设性的。但是把许多各别的专题的研究成果通过按年代排列的详细记载联 系起来，这就突出了迥然不同的领域的发展之间许多未知的关系。我们确信， 本卷将为读者提供历史的前因后果，这又将给下一卷更专门的研究增添新的 意义。 通过本导言，我将扼要说明贯穿于这一时期并吸引过去学者注意的几个 主要论题，同时提请注意因我们掌握的原始材料的性质而引起的几个复杂的 根本问题，因为它们大大地限制了近代史学家的成就。本卷对各个阶段的论 述详简不一，这与我们掌握的各阶段文献资料的多少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宋君荣：唐代史
8、纲，载中国论文集，卷 15（1791 年），第399516 页 ； 卷 16（1814 年 ） ， 第 1 3 6 5 页。虽然出版日期较晚，这部不朽的著作在 18 世纪中叶就已在北京写成；1753 年宋君荣把它寄回 巴黎。中国论文集卷 16 还包括他论以下内容的几篇论文：论唐代的穆斯林（第373375页），论唐 代的人口（第375378 页）；论西安的景教碑（第 378383 页）；论唐代的西域诸国（第 383395页 ） 。 关于司马光，见浦立本：中国的历史批判主义：刘知几和司马光，载 W.G.比斯利编：中国和日本 的史学家（伦敦，1961 年），第135166页。又见浦立本：资治通鉴考异
9、及730763年的史料， 载东方和非洲研究学院学报，13.2（1950 年），第448473页。全国统一的形成 在这几个世纪中，最重要的一个长期历史发展是始于重新建立了中国的 大一统。在此之前，秦汉建立的统一帝国已经崩溃。公元2世纪后半期中央 权威日益衰落，许多地方权力结构随之成长壮大。2世纪80年代的黄巾之乱 和其他民变及随之出现的几十年的内部冲突和近于无政府的混乱状态，最终 破坏了汉政府的有效的力量和权威。武力成了权威的唯一源泉，皇帝成了受 武将控制的傀儡。强大的地方权贵在一定程度上维持着地方的稳定和法律秩 序，他们个人拥有大量土地和众多依附于他们的农户和武装门客。公元 220 年，当最后
10、一位无权的汉帝让位给他的一位大将时，中国分成三个地区国家， 它们的中央政府都没有全盛时期汉朝的那种不容置疑的权威。虽然晋在 280 年短期内重新统一全国，但新政权并无有效的力量，并很快成了严重内乱的 牺牲品。几乎不久，即在4 世纪之初，北方被一批批异族的游牧民族所蹂躏， 晋只作为一个地区政权而在南方苟延残喘。入侵者在西北有吐蕃血统的羌和 狄，在北方有匈奴及各种突厥人、准蒙古人和通古斯人；他们蹂躏了原来为 中国最先进、最富饶和人口最稠密的地区，令人眼花缭乱地建立起一个个短 命的小王朝。北方经受了一个多世纪不断的战争、混乱、破坏和自然灾害的 苦难，才在440年由拓跋突厥人建立了一个稳定而统一的北方
11、政权（北魏）。 虽然拓跋人在几十年中试图保持他们的文化特征，但他们与其前人一 样，发现自己不得不采用中国的制度并且与中国的社会精英合作。他们的传 统的部落贵族感到自己快被其中国臣民同化，于是作出了强烈的反应；随之 产生的紧张对立使北魏帝国分裂成两个国家，即国中非汉族成分仍最为强大 的西魏（557 年成为北周）和东北的东魏（550 年成为北齐）。最后，在 577 年，北周征服北齐，重新统一中国的北方，再度树立起西北人的政治和军事 的支配地位。 这几个世纪非汉族所占的政治和社会的支配地位给中国北方的社会和制 度带来很深的影响。各个外来统治王室的贵族经常与中国社会精英联姻。特 别在西北，那里出现的两
12、个贵族集团所形成的社会精英与传统中国的统治阶 级迥然不同。这两个集团一为山西中部和北部的代北贵族，一为其权力基地 在山西西南、陕西和甘肃的强大得多的关陇贵族。它们的成员不但是混血儿， 其生活方式也深受游牧部落风俗的影响；甚至到了唐代以后很久，它们之中 的很多人仍既讲汉语，又讲突厥语；它们基本上是军人集团而不是文人精英， 过一种艰苦而多活动的室外生活；另外，如同其他游牧民族，它们的妇女远 比传统中国社会的妇女独立和有权威。 在东北平原，山东（太行山以东地区，即今河北、河南和山东）的几个 大贵族世家竭尽全力想保持它们作为汉代文化真正继承人的社会和文化特 征。它们注意不与外来的贵族通婚，在一定程度上
13、不卷入宫廷的政治斗争， 在自己的地方根据地上保持强大的力量。 隋作为北周的后继者而崛起。与北周的统治王室一样，开国者杨坚（未 来的文帝）的家族也是西北的关陇贵族。这个家族的成员曾先后为北魏和西 魏效劳，而它本身就是一小批创建北周的强有力的家族之一。这批家族还包 括独孤氏（杨坚之妻的家族）和未来唐王朝的李氏，它们通过复杂的婚姻纽带而互相发生关系和与北周王室发生关系。 根据以后发生的大事，隋朝虽然 标志着中国历史延续性的一个大断裂，但帝国的继承和创建在当时不过是一 次宫廷政变，是西北的一个贵族家庭接替另一个家族即位。后来唐朝的继承 也不过是把皇位移向这一紧密结合的家族集团中的另一个家族而已。在7世
14、 纪和8世纪初期，隋室的杨氏、独孤氏以及北周宇文氏王室的成员依然遍及 各地，势力极大。 隋不仅使由西北各贵族大族组成的小集团的政治优势得以绵延勿替，它 还通过在前一世纪已被北方诸王朝所采用并行之有效的制度继续组织它的帝 国。在这一方面，唐朝也继续沿着几乎同一条路线走下去。因此，在占统治 地位的社会集团和政治制度方面都存在着从北魏一直持续到唐初的强有力的 延续牲。 隋文帝执政初期是在北方巩固从北周接管的政体。不到几年时间，隋朝 便制订了新的法典，改造了地方政府的混乱体制并使之合理化，把京畿的官 署和地方的衙门结合成由强有力的中央控制的统一的官僚机器，振兴了国家 的财政结构，沿北方边境加强了对突厥
15、人的防务。与北魏和其他北方王朝一 样，隋号称是中国的合法统治者。隋文帝现在开始把它变成现实。 对南方的征服提出了几个崭新的问题。中国的南方最初被晋统治，后来 又由几个短命的王朝宋（420479 年）、南齐（479502 年）、梁（502 557年）、陈（557589年）来统治，这样一直搞了两个世纪。南朝 都以豪华奢侈的建康（今南京）为京都来发号施令，并被一小批强有力的贵 族门阀及其武将所操纵。它们政治上不稳定，它们统治的时期不断发生宫廷 阴谋、政变和篡位，它们不时企图收复北方，但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南朝 的中心在长江下游，但在这几个世纪的主要成就表现在中国人开始向江南地 区移民，表现在安抚和同
16、化那里的土著。 虽然南朝弱于北方，但在某些方面却比北方先进。南方的大家族大都是 从北方逃难来的，自以为与北人的气质迥然不同，鄙视北人，认为他们粗鲁、 土气，是半野蛮人。它们称自己是汉文化的标准的继承者，并发展了一种特 别典雅的文体、自己的哲学和佛学学派以及自己的温文尔雅的社会习俗。 但两者更根本的差别并不表现在生活方式的不同和竞相声称自己拥有更优秀 的文化这两方面。 3 世纪和 4 世纪的混乱对北方产生了社会和经济的深远而持久的后果， 大批人逃亡（特别从西北），希望在四川、淮河和长江流域等比较安定的地 区避难和寻求新生活。数百万人在4世纪的不断战争中丧生。北方的大片土 地遭到破坏，人口减少，耕
17、地荒芜，因此北方诸政体不断地力图鼓励它们的 人民利用土地获益。在拓跋人统治下，奴隶制又大规模出现了，这又引起了 社会混乱。北方的大部分地区又恢复了自给自足的耕作制，社会倾向于密集 在由一个或几个大族控制的小地方单位内。交易和商业衰落，货币被废弃。 北朝诸政体就是针对这种局面制订它们的制度的；它们征收实物，政府的大 部分次要的职能都是通过劳役来完成的。见上列图表 4。又见陈寅恪： 记唐代之李武韦杨婚姻集团，载历史研究，1（1954 年），第 3351 页。 关于南方和北方社会精英的文化差别，见宇屋美都雄：南人与北人，载东亚论丛，6（1948 年）， 第 3660页；此文转载于他的中国古代之家族与
18、国家（京都，1968年），第 416460页。南方的土地一旦被开垦，就远比北方的肥沃，产量就高得多；南方广泛 采用的水稻移植法使它能生产大量剩余粮食。贸易继续发展，货币的使用也 日趋广泛。南方诸政权对商业实行课税；货币在财政体制中起了比较重要的 作用。 隋朝对南方的实际征服是比较容易的。当时南方有两个政体。位于今湖 北省的后梁曾是北周的附庸国，在587年很容易地被制服。位于南面和东南 面的以建康为根据地的陈，经过了一次短暂的较量也在589年被征服，帝国 的统一终于完成。实际的征服是以最小的流血牺牲和破坏完成的。开明的和 富于想象力的政策又巩固了这次征服，因为这些政策赢得了南方统治阶级的 效忠并
19、把他们并入隋的官僚集团之中，而平民百姓并没有额外增加负担或完 全受制于北方的土地制和税制。到了7世纪初期，南方已成为财富和储备的 一个重要来源。在隋代的第二个皇帝炀帝统治期间，一个运河网络被建成， 它把长江流域与黄河和今北京附近的地区连接起来，从而使隋能够以南方的 粮食和物资来供养其宏大的都城大兴城（今西安），并给北方边境提供战略 物资。这就为南北方的统一提供了具体形式。 中国的重新统一证明是一个扎实而持久的成就，但隋王朝本身却很快就 每况愈下。隋朝强有力的中央集权国家的建立，进行一些巨大的公共工程 （如 建造长城和建设运河网络）所付出的代价和造成的死亡，这些引起了国内的 紧张，而国内的紧张又
20、转而引起普遍的苦难和不满。由于炀帝妄想把中国的 势力扩大到原来汉朝的西北疆土和朝鲜北部（此时已是强大和组织完善的高 丽国的领土），这又把事情弄得更糟。对高丽进行的一次次代价高昂但劳而 无功的讨伐造成了普遍的混乱，致使隋王朝的国力丧失殆尽。不过在隋灭亡 以后，虽然有许多人争夺权力，但把中国分裂成为若干地方割据的国家的任 何现实的威胁再也不存在了。617 年隋最后垮台以后的问题是，哪一支叛军 能够取代它而主宰全帝国。 甚至在胜利者唐朝时期发生的大事也证实了这一点。经过一个多世纪的 国内安定以后，755 年的安禄山之乱几乎把王朝打倒在地，当时这一建于 7 世纪的强大而高度集中的政体证明已不能生存下去
21、，除非它去与这次叛乱造 成的强大的地方自治势力妥协。中国有些最富和最重要的地区实际上已不受 中央的控制。但它们并不企图通过成立地方割据的国家以维护自己的独立， 而宁愿继续留在一个统一的中国政体的结构之内。 后来，在9世纪后期，群众普遍的不满导致了灾难性的黄巢叛乱，随之 使国家分裂成十来个地方政权。它们是唐后期地方割据的产物，这种独立既 是出于自己的意愿，也是因为中央权力的彻底崩溃。它们多数是完全能够生 存的国家，大约过了70年宋朝才把它们之中的最后一国重新统一在自己版图 之内。但帝国终究会重新统一，这是被视为理所当然之事。北方的有些地方 在10 世纪初期也陷于异族邻邦之手，沦陷时间达四个世纪以
22、上。但它们一直 被视为应待收复的外人统治之地。 总之，政治分裂被认为是万物自然秩序临时的失调，在适当时候通过一 个新的中央集权政体的兴起，这种状态就将告终。安禄山之乱以后，当人们 十分清楚地意识到中央权威的衰亡时，他们心目中不是把它比作晚近的分裂 局面，而是比作周代后期，即周王的权威下降并受到封建主权力挑战之时。 人们以封建即分权和把权力转移给地方封建主大势来看待这一形 势，而不仅仅看成是帝国的瓜分。因此，隋唐两朝终于树立了中国一体化的思想，即一个领土统一的帝国 的思想。下面将要谈到，它们还建立了唯中国的军事和政治势力马首是瞻的 外围领土地带；也许更重要的是，它们建立了由若干独立国家组成的隔离
23、地 带，中国的文化、思想体系、文学、艺术、法律、政治制度和使用的文字在 这些国家中处于支配地位。制度变化 隋唐时期发生的第二个历时甚久的大变化是政治生活类型发生的彻底改 变。从 6世纪后期到11 世纪这段时期，中国的社会和生活的各个方面起了彻 底的变化，这只有从公元前 500 年至汉代初期的根本变化可以相比。甚至 9 世纪的历史著作也看到统治阶级的组成有了完全的变化；在 11 世纪，沈括在 寻找与隋代以前相似的社会秩序时，只好着眼于与他当时的中国迥然不同的 印度外国社会。 在近代历史学方面，内藤虎次郎在清朝已亡、中国的传统秩序正在崩溃 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传统工业体系分化变革，将重塑制造业国际分
24、工格局。基因组学及其关联技术迅猛发展，精准医学、生物合成、工业化育种等新模式加快演进推广，生物新经济有望引领人类生产生活迈入新天地。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助推绿色低碳发展大潮，清洁生产技术应用规模持续拓展，新能源革命正在改变现有国际资源能源版图。数字技术与文化创意、设计服务深度融合，数字创意产业逐渐成为促进优泓域咨询MACRO/ 轴流风机项目投资备案报告质产品和服务有效供给的智力密集型产业，创意经济作为一种新的发展模式正在兴起。以上领域的加速成长，必然需要资本的推波助澜，从而诞生众多的投资机遇。综合以上两方面的分析，2017年是中国经济的一个重要分水岭，中国经济的换挡已经临近完成，新生力量将会在未来
25、几年重新把中国经济拉上一个新的台阶。站在一个新的起点上，此时的投资机遇将是历史性的，值得把握。2、项目的实施，通过建设达到规模效益，首先大力开发建设地周边市场，站稳脚跟后扩大生产规模，逐步将产品推向全国，按照企业的发展战略规划，力争在较短的时间内将公司做大做强，为企业的进一步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当前国内外形势进行了深刻分析，对明年经济工作作出了全面部署，全国工业和信息化系统必须认真学习领会，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对形势的分析判断上来，统一到中央的决策部署上来，抓住战略机遇，坚持底线思维，加强前瞻预判，确保完成既定的目标任务。经过40年改革开放，我国经济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
26、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要保持战略定力，坚定信心决心，把握和运用好加快经济结构优化升级、提升科技创新能力、深化改革开放、加快绿色发展、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变革等带来的新机遇，扎实推进制造强国建设，不断实现新的重大突破。二、必要性分析总编辑序 在英语世界中，剑桥历史丛书自本世纪起已为多卷本的历史著作树立了 样板，其特点是各章均由某个专题的专家执笔，而由各卷学术地位较高的编 辑中的主导编辑总其成。由阿克顿爵士规划的剑桥近代史共十六卷，于 1902 至 1912 年期间问世。以后又陆续出版了剑桥古代史、剑桥中世 纪史、剑桥英国文学史以及关于印度、波兰和英帝国的剑桥史。原来 的近代史现在已被十
27、二卷的新剑桥近代史代替，而剑桥欧洲经济 史的编写也正接近完成。近期在编写中的剑桥历史丛书包括伊斯兰教史、 阿拉伯文学史、论述作为西方文明中心文献的圣经及其对西方文明的影响的 圣经史，此外还有伊朗史和中国史。 就中国史而言，西方的历史学家面临着一个特殊问题。中国的文明史比 西方任何一个国家的文明史更为广泛和复杂，只是比整个欧洲文明史涉及的 范围稍小而已。中国的历史记载浩如烟海，既详尽又广泛，中国历史方面的 学术许多世纪以来一直是高度发展和成熟的。但直到最近几十年为止，西方 的中国研究虽然有欧洲中国学家进行了重要的开创性劳动，但取得的进展几 乎没有超过翻译少数古代典籍和编写主要的王朝史及其制度史史
28、纲的程度。 近来，西方学者已经更加充分地在利用中国和日本的具有悠久传统的历 史学术成果了，这就大大地增进了我们对过去事件和制度的明细的认识，以 及对传统历史学的批判性的了解。此外，这一代西方的中国史学者在继续依 靠欧洲、日本和中国正在迅速发展的中国学研究的扎实基础的同时，还能利 用近代西方历史学术的新观点、新技术以及社会科学近期的发展成果。而在 对许多旧观念提出疑问的情况下，近期的历史事件又使新问题突出出来。在 这些众多方面的影响下，西方在中国研究方面进行的革命性变革的势头正在 不断加强。 当1966年开始编写剑桥中国史时，目的就是为西方的历史读者提供 一部有内容的基础性的中国史著作：即按当时
29、的知识状况写一部六卷本的著 作。从那时起，公认的研究成果的大量涌现、新方法的应用和学术向新领域 的扩大，已经进一步推动了中国史的研究。这一发展还反映在：剑桥中国 史现在已经计划出十四卷，这还不包括王朝以前的最早时期，并且还必须 舍弃诸如艺术史和文学史等题目、经济学和工艺学的许多方面的内容、以及 地方史的全部宝贵材料。 近十年来我们对中国过去的了解所取得的惊人进展将会继续和加快。进 行这一巨大而复杂的课题的西方历史学家所作的努力证明是得当的，因为他 们所在各国的人民需要对中国有一个更广更深的了解。中国的历史属于全世 界，不仅它有此权利和必要，而且它是激发人们兴趣的一门学科。 费正清 崔瑞德 （杨
30、品泉译）出版说明 本书原为剑桥中国史的第十卷和第十一卷，起自清代的道光时代，止于 辛亥革命。这两卷能够自成体系，可以单独成书，我们特先译出，以飨我国读者。 为了兼顾剑桥中国史原书名和它所论述的晚清时代的实际内容，此书定名为 剑桥中国晚清史。 剑桥历史丛书在国际学术界有一定的影响。对剑桥中国史已出的各卷， 国外纷纷发表过书评，予以肯定。它们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截至出书前为止的西 方中国史研究的水平和动向。我们希望这两卷中文版的出版，对促进中外学术交 流能有所助益。 本书有不少地方可供我们参考，特别是某些国内不经见的材料可为我们所 用。但是，它也有某些提法是我们所不能苟同的。例如，正文和插图中有所谓
31、 “中 国本土（本部）”、“满洲”、“清朝治理区”等等说法，我们均照字面直译， 未加改动。不言而喻，这决不表明中文版编译者同意这些提法。再例如，地图中 疆界的画法、地点的位置和名称，原书也存在着错误和问题（如图一、图二均缺 南海诸岛；图二的川藏界画在大渡河一带；边境上两国共有之河流未能尽按共有 之惯例绘制，等等），内容与插图前后也不尽一致，这些地方我们也未加改动， 原样照译或复印。又，本书各章撰者立言也不尽一致，请读者自行鉴别，不一一 赘言。 这几年我们国内出版过若干新资料，本书作者限于条件未能及时加以利用。 对此，我们对他们就更不能有所苛求了。 本书引用的中文材料，我们均尽力查找过中文原文。
32、但是，某些地方因仅系 片言只语，遍查不着；某些引文引自在台湾省或外国出版的书刊，我们无书查对； 个别书籍在北京甚至一直未能找到。在这些情况下，我们不得已而采用了直译办 法，幸读者鉴谅和指教。本书各章译者均在每章之后署名。全书则由张书生和杨 品泉两同志统一校看。我们因识见所囿和水平有限，译文舛错在所难免，恳切希 望读者不吝批评指正。 中国社会科学院 历史研究所编译室 一九八三年四月重版说明 剑桥中国晚清史于1985 年2 月出版后，受到学术界重视，报刊上发表 过多篇评论文章，引起了对一些问题的探讨。出版后不久，书即售罄。近一两年 仍然有读者询问或函购此书，为满足需要，决定重排出版。此次重排改正了
33、编校 方面的一些明显错误。 本书上下两卷为剑桥中国史第 10和第11 卷的中译本。本社已出和正在 印制的剑桥中国史其他卷次的中译本有： 第1卷 剑桥中国秦汉史 第3卷 剑桥中国隋唐史 第7卷 剑桥中国明代史 第12、13卷 剑桥中华民国史上、下 第14卷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年 第15卷 剑桥中国人民共和国史，19661982年 其他卷次在国外出书后，我们也将尽快翻译出版。剑桥中国晚清史（上卷）第 一 章 导 言 ： 旧 秩 序 历 史 和 中 国 的 革 命 近代中国的历史，即人们现在认为在那里已经发生过的事情，是充满了 争论的。一些重大的事件已被人们所了解，但对于它们的意
34、义却存在着争议。 同时，许多较次要的事件仍然未被人知或者被忽视。 引起争论的第一个原因是普遍存在对历史的无知状态，因为在这个尚不 发达的领域中，还缺乏一批被人们普遍接受的研究和著述。我说“历史的无 知状态”，是因为历史学的任务就是了解所有有关方面的情况、动机和作用， 但如果只涉及冲突一方的片面知识，则会使我们对这场冲突中的另一方仍然 一无所知，因而就不大可能理解它。 例 如 ， 关 于 1 8 4 0 1 8 4 2 年 的 鸦 片 战 争 ， 英 国 方 面 的 文 件 在 当 时 就 已 大 量 公 布 ， 而 中 国 方 面 的 文 件 一 直 到 九 十 年 以 后 ， 即 1 9 3
35、 2 年 才 发 表 。 而 且 ， 双 方 的文件主要提供的都是官方的观点；在战争期间普通中国人民的经历则没有 详细的记载，也没有被很好地进行研究。甚至这一表面上已很清楚的事件， 仍然没有为人们所充分了解。例如，当地的中国人民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成了 英、清两国战争的消极旁观者？他们进行爱国主义的抵抗的程度又有多深？ 各种观点和事例是相互歧异的。 引起争论的第二个原因是那种把历史事件主要参与者分割开来的巨大的 精神文化鸿沟这不但是指十九世纪外国侵略者和进行抵抗的中国统治阶 级之间在语言、思想以及价值观念上的差异，而且也指在二十世纪中国广大 的人民群众一旦成为革命者时，在中国统治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
36、之间存在着 的类似的差异。简言之，中国的近代史就是两出巨型戏剧第一出是扩张 的、进行国际贸易和战争的西方同坚持农业经济和官僚政治的中国文明之间 的文化对抗；第二出是从第一出派生出来的，它揭示了中国在一场最巨大的 革命中所发生的基本变化。 这些巨大的冲突和变革的运动，即发生在中国和外部世界之间以及在新 旧中国之间的这些运动，已经在历史记载和历史学家中引起了各种不同的观 点。对西方历史学家来说，最突出的就是维多利亚时代对世界的看法；英国、 法国和美国的扩张主义者就是按照这种看法，在十九世纪中期建立了不平等 条约制度的。他们信仰民族国家、法治、个人的权益、基督教和科学技术， 以及使用战争来为进步服务
37、。 旧中国统治阶级对于世界的看法也是一清二楚的。它信仰经典的儒家教 义和天子在整个世界中至高无上的权力：天子高居于一个和谐的、存在着等 级和名分的社会秩序之巅，以他的富有教导意义的道德行为的榜样来维系自 己的统治。在这个旧秩序里面，经典的教义只能容忍限于传统内部的变化， 扩大的家庭制度支配着个人，恪守职责的信条高于享受权利的信条，文官控 制着军事，并且使商人为其所用，道德行为的准则凌驾于人的情欲、物质利 益和法律条文之上。诚然，两种文明是冰炭不相容的。 当比较古老和变化较缓慢的文明在较现代和更有生气的文明面前步步退 却时，中国知识分子和官员中一代先行者寻求改革的目标，并逐渐形成对于 世界以及中
38、国在这个世界中的地位的新的观点。产生于季世的这种新观点，不可避免地缺乏它以前的传统 观点的一致性。随着中央权力的衰落，思想领 域的混乱增长了，只是到了二十世纪中叶，通过把马克思列宁主义运用于中 国的毛泽东思想，一种新的历史正统观念才得以建立。 随着伟大的中国革命的继续发展，毛泽东主义的历史观也将继续发展； 西方的、日本的和其他外国的历史观也同样如此。可以预期，它们之间在一 定程度上会吻合的。不过关于近代中国发生了什么事情，这些事情是怎样发 生的和为什么会发生，当代的各种思想对这些问题仍会继续进行激烈的争 论。十九世纪对中国的和外国的、儒家的和维多利亚时代的各种历史观的对 立，现在已被各种水火不
39、相容的观点的论战所代替。现在的这些互不相容的 观点都涉及到近代史的性质这一领域，这一事实只会加剧它们之间的争论。 但是，在了解今天的历史渊源的努力中，各种思想的继续论战归根到底只会 加强促使各国人民相互了解的共同纽带。 虽然历史学界关注的中心问题一代与一代有所不同，但就近代中国而 言，某些尚未解决而又需要阐明的问题，似乎可能在以后的一段时期内先引 起注意。一个需要阐明的重大问题就是外来影响的程度和性质。十九世纪外 国人在中国的活动显著增加，并且变得越来越有影响，越来越向社会各方面 渗透，最后终于促使中国人的生活彻底改观。然而外国人的冲击和中国人的 反应的进程是逐渐开始的，几乎不能觉察出来。对这
40、一过程的觉察，是经过 了其强度和复杂性不断增长的一系列阶段才显示出来的。 在最初阶段，中国和外国的观察家都认识到：古老的农业经济官僚政 治的中华帝国，远非进行扩张的、推行国际贸易和炮舰政策的英帝国和其他 帝国的对手。外国对中国侵略的速度一直在加快。在 18401842年鸦片战争 以后不到十五年，就有18571860 年的英法联军之役，又过了十年左右，发 生1871年俄国侵占伊犁和1874年日本夺取琉球的事件；又不到十年，爆发 了18831885年的中法战争。九年以后，日本在18941895年大败中国， 紧接 着是1898年争夺租借地和1900年的义和团之役。伴随着这些戏剧性的 灾难而来的，是传
41、统中国的自我形象即它以中国为中心看待世界的观念 的破灭；这一破灭与那些灾难相比，虽然几乎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但却 有着更加深远的影响。 因此，回顾起来，中国在十九世纪的经历成了一出完全的悲剧，成了一 次确是巨大的、史无前例的崩溃和衰落过程。这场悲剧是如此缓慢、无情而 又彻底，因而它就愈加痛苦。旧秩序为自卫而战，它缓慢地退却，但始终处 于劣势；灾难接踵而至，一次比一次厉害，直到中国对外国人的妄自尊大、 北京皇帝的中央集权、占统治地位的儒家正统观念、以及由士大夫所组成的 统治上层等事物，一个接一个被破坏或被摧毁为止。 还有第二种认识在二十世纪初的中国革命者中很普遍，即他们发觉自己 处在一个不同的世界
42、，犹如民族主义者发觉自己置身于一个扩大了的民族主 义的国际社会一样。在帝国主义的压迫下，清王朝旧政权在十九世纪后期所 承受的外国特权的负担日益沉重。不平等条约体制的不断扩大就表明了这一 点：通商口岸从1842年的五个增加到1911年的大约五十个；缔约列强各国 的侨民及其财产、贸易和工业都逐步享有领事裁判权；外国船只在中国水域 航行的范围，从沿海的炮舰扩大到行驶于主要河流的商轮上；不但在中国海 关，甚至在某些内地税卡、邮局和盐务官署都雇用了外国官员；传教士的活 动渗入到每一个省份和文教卫生部门。还有许多其他的特征，如 1900年以后外国在北京驻军，1911 年以后海关收入先拨作偿付外债和赔款之用
43、。这一切 都表明了外国人对中国人民生活的特殊影响。对近代的民族主义者来说，还 有什么能比这一切更能激起爱国的义愤呢？自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这种 外国的侵略就日益被称为“帝国主义”，并且帝国主义的侵略被认为是必须 加以消除的国耻。 伴随着这个观点而来的还有另一种认识，即帝国主义在中国 之所以得 逞，是借助于中国人的弱点，这弱点不但在于军事方面，也在于精神方面， 也即中国人缺乏爱国主义的献身精神：这表现在他们为外国人工作，并且从 罪恶的鸦片贸易、贩卖苦力以及在沿海港口建立工业来剥削劳工的罪恶活动 中同外国人一起牟利。道德的堕落也同样明显地表现在军阀的割据、地主的 自私自利、家庭第一的裙带关系等方
44、面。中国的这一切弱点大多是根源于腐 朽的统治阶级的各个阶层即满洲人的异族朝廷、古代经典训练出来的陈 腐官吏、享有垄断较高文化知识特权的文人学者和剥削贫苦佃农的地主。所 有这些制度和积习的总和可以用“封建主义”一词来概括。 这样，在二十世纪，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这对孪生兄弟就被认为是十九 世纪中国灾难的根源。在人民共和国时期，这些术语以及马克思、恩格斯、 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对它们的阐述，就被用来描述中国的近代史。在一个 农民依然占绝大多数并对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到四十年代日本的侵略记忆犹新 的广袤国度里，国内统治阶级和外国的侵略仍突出地成为过去遗留下来、而 今天仍然必须与之搏斗的两大罪魁祸首。 当中
45、国运用帝国主义的概念时，它已被扩大了。回顾起来，从二十世纪 二十年代以后，无论是在国民党还是在中国共产党的思想中，帝国主义的作 用有增无已。它是毛泽东思想的组成部分。帝国主义从鸦片战争时起就活动 开了，这比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列宁主义的金融资本型的帝国主义的兴起要 早得多。毛泽东关于帝国主义的概念，不但远溯到包括维多利亚早期商业扩 张时代的战争和炮舰外交，它还把帝国主义概念扩大到几乎包括十九世纪外 国与中国的一切形式的接触，把基督教的传教活动当作文化帝国主义就是一 例。由于西方国家经常的侵略扩张活动在历史记载中是一目了然的，历史学 家一般认为有理由作出这一广泛的结论，即中国人民遭到了帝国主义的侵
46、略、剥削和欺凌。作为一 般性的结论，这是几乎不容置辩的。欧洲的侵略扩 张和它后来的变种，是近代世界历史的一个主要事实。 然而，我们这一卷既要重视现在，又要重视过去，因此，本卷的研究将 要再现生活在历史事件发生时的人们的观点、动机以及他们在历史上对这些 事件的理解。由于中国的历史观在革命过程中发生了变化，因此必须了解中 国人当时的生活状况，同时还必须了解他们在旧秩序下的自我形象。一旦着 手进行这样的研究，帝国主义的形象就会被勾划出来。帝国主义从一种自外 部倾覆中国的单方面力量而变成了一种相互作用的产物，而且当今天对中国 和外部世界的这种相互作用进一步进行研究时，帝国主义这个概念就将分解 为种种因
47、素和情况。 我们首先看到的是，中国社会是个庞然大物，它各地的情况又千差万别。 由于它的幅员辽阔，它不易受到外来影响，并且对于与外国接触的反应也是 形形色色的和分散的，而不是一致的和集中的。总的说来，中国自给自足的 程度是非常高的，这首先表现在对外贸易方面，它在国民经济中仍是一个比 较次要的部分。其次，清帝国由于在十八世纪五十年代征服了伊犁，以及在恰克图和广州分别成功地对付了俄国人和英国人，就建立起一道貌似强大的 军事防线。最后，在清朝统治下，具有绝对权威的儒家思想几乎不能接受任 何外国的政治观念。所有这些因素都有利于形成高度的自给自足。但是还有 另一个历史传统使得中国对外国的侵略反应迟钝，这就
48、是蛮夷入侵的传统， 以及这些入侵的蛮夷被吸收或同化于中国社会和文化的汪洋大海之中的情 况。由于这个原因，拥有绝对权威的儒家思想变成了一种超民族主义的体系， 它是不会轻易赏识外国的民族主义者的感情的。 这样，一幅中国的国家和社会图景就浮现了出来，它在十九世纪早期是 自给自足地专注于它自己的国内生活，而不能对西方的侵略做出敏捷的反 应。后来中国人与侵略者打交道时自有定见，就没 有迁就外国的制度。例如， 清朝并未把对外贸易和外国的投资当成对国家有重要作用的事业而首先予以 关注。清政权主要关切的是维持它所统治的和赖以取得主要生计的农村社会 秩序。对外关系似是不关痛痒的事情。最初，西方人被认为事实上能纳入中 国的政治生活和社会秩序之中而处于无足轻重的地位，而且只许他们在边远 地区活动，正象其他外国人过去曾经做过的那样。 幅员广大、自给自足、统治阶级的麻木不仁和漠不关心，所有这一切使 清帝国在与西方国家接触时毫无应变的准备。更确切地说，当这种接触在近 代成为事实时，导致中国衰落的一个原因恰恰就是中国文明在近代以前已经 取得的成就本身，要理解中国的衰落，就必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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