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小西门改为黄兴门，
坡子街改为黄兴街，
一般人民佥以此事过于趋承，
纷纷窃议
清代长沙城西临湘江有四座城门，小西门（又名德润门）即是临近湘江最南之城门，入得此门过正街后，便是上、下坡子街，统称坡子街（因其地势东高西低而得名），以商业著称。
民国元年（1912）孟冬，黄兴回湘探亲，即是从小西门入城，经过坡子街。当局为此分别将其改名为黄兴门、黄兴街，因此而引出不小的舆论风波。
仇鳌提议，谭延闿照准
自清光绪三十年（1904）长沙起义失败后，为推翻清朝腐朽统治，黄兴一直奔走呼号于海内外各地，出入于枪林弹雨之中。民国成立，黄兴出任南京临时政府陆军总长兼参谋总长，公务繁忙，一直无暇考虑回湘之事。
临时政府迁往北京后，黄兴出任艰巨，担任南京留守之职，棘手万分，更无可能考虑回湘。在与孙中山等人一道帮助袁世凯初步解决北京临时政府运作中出现的问题后，黄兴终于得以重新考虑回乡探亲之事，先是离京经天津南下，回到上海同孚路寓所，然后定下起程回湘之期。在武昌的黎元洪得知后，即派楚同舰前往迎接。至1912年10月31日，黄兴经武昌、岳州（今岳阳）抵达长沙小西门外的义渡码头，终于回到阔别8年之久的故乡。
黄兴与孙中山合作密切，经过艰苦奋斗，终于推翻清朝腐朽统治，建立中华民国。革命元勋、手造民国的伟人黄兴出自湖南，湘人自是倍感自豪和荣耀，如今伟人返湘，湖南各界自然欢欣鼓舞，翘首以待。
为迎接黄兴的荣归，以谭延闿为首的湖南都督府事先商定了一套隆重而又热烈的欢迎仪式，对其在湘期间的行程也做出了一系列周到而严密的安排；同时为表崇敬之情，还做出了将小西门改为黄兴门、坡子街改为黄兴街的决定，以资永久纪念。
据当年的《长沙日报》《民立报》《新闻报》等媒体报道，此番改名系由仇鳌（1879—1970）提议，湖南都督谭延闿照准，并亲题“黄兴门”三字于该城门上。仇鳌，湖南湘阴县人， 1912年9月国民党湖南支部成立后，被推为副支部长并兼任湖南民政司司长，此前曾留学日本，加入同盟会，后回国参加反清革命活动。
深陷舆论风波
改名的消息见报后，省城长沙各报多以此事发表时评。创办于清光绪十九年（1893）的上海《新闻报》更是连续登载表达反对意见的报道。该报初期由中外商人合资兴办，以工商界为主要读者对象，所办副刊注重趣味性、知识性、通俗性，受到市民阶层的欢迎，在当时是一份读者颇多、影响力较大的报纸。该报抨击文章的连续登载，由此形成了一场反对小西门、坡子街更名的舆论风波。
黄兴抵达长沙的前一天，即10月30日，《新闻报》即发表了署名“强”、题为《黄兴门》的文章。该文认为，黄兴手造民国，功成返里，乡人欢迎，表其崇拜英雄之意即已足矣；改小西门为黄兴门、坡子街为黄兴街，表现的正是一种“趋谀逢迎之气”。无论是从功劳来看，还是以出身地而言，改名都显得“荒诞无识”，因为“武昌起义，其名仅以首义名，不闻以黎元洪名，虽有元洪银行之设，识者早已指斥其非，黎公已早易之矣。然黎公于鄂，固起义之首功也，黄兴于湘何有乎？论其功，则功在全国，不在湖南也。若以出身地之故而名之，则湖南为黄兴一人之湖南，不然何不以焦（达峰）、陈（作新）都督之名名门，谭（延闿）都督之名名门也。且广东何以无孙文门，河南何以无袁世凯门，湖北何以无黎元洪门耶？四人之于民国，其功相同，特粤、豫、鄂人不若湘人之好趋承也欤？”
11月4日，该报又刊登了题为《仇鳌趋附黄兴之讨骂》一文，指名道姓地对提议改名的仇鳌予以指责。该文内容包括两部分，一为编者按，中有“湖南民政司长仇鳌，以黄克强回湘”，“将小西门改为黄兴门，坡子街改为黄兴街，一般人民佥以此事过于趋承，纷纷窃议”之语；一为曹耀材致仇鳌信札，信中先是质问其“身膺民政之重，势系生民之大，置国事如弁髦，而率其属效狐媚于一二人之前者，是诚何心”，继又责其职司民政两月以来，未闻建一言、设一策以造福湖南，只热心于趋附，以获终南之捷径。
这位曹耀材时任湖南都督府会计检查院次长，曾参加辛亥光复长沙之役。
报载文章及信函意见虽然比较尖锐，但总的来说，还属于相对客观的舆论批评。
11月9日，《新闻报》又刊出《辟黄兴街与黄兴门》 一文。作者“天竞”，不知其真实姓名，《新闻报》常见此公之评论，看来相当于今天报社的特约评论员。若只看标题，则此文极为平和；四骈六骊，注重对偶声律，读起来朗朗上口，有一种形式上的优美；观其内容，嬉笑怒骂皆出之典故，文笔老辣，言辞激烈，是所有批评改名文字中最为刻薄的一篇“讨改名檄”。
该文前有小引云：“湖南民政长现拟改西门为黄兴门，又欲改某街为黄兴街，士民反对，戏著此文。”文章认为，“门闾树石”实系“长官邀献媚之恩”，“用名讳以示尊崇，实属有心巴结”；而直呼英雄豪杰之大名，不仅不恭，更是亵渎；乡里虽有大夫第、司马门、状元境、阁老巷之类名称，但“此乃市井之尊荣，并非坊表之模范”；至于诸葛之庐、羊公之岘，不过是“身后之追思”，不可“作生前之纪念”，更不可“用媚术转咒生人”。
1912年12月16日，黄兴离湘赴汉。到了上海后，黄兴于20日在于右任主办的《民立报》上公开发表了致谭延闿的信，明确表达了反对将坡子街改名黄兴街并恢复坡子街旧名的意见，“被此殊名，表之通衢”，“名实未符，转滋咎戾”，黄兴诚恳仍复旧名坡子街。
然而当局似乎并未听进去黄兴的意见。几个月之后，叶德辉在替父守制期满之后，回到经营数代的坡子街，看到黄兴街的牌子仍然立在那儿，立即叫人砸毁并恢复坡子街旧名，同时又充分发挥其长于文字之才，洋洋洒洒写了一篇《光复坡子街地名记》，广为散发，先后于1913年6月17日、6月19日的《时报》《新闻报》发表。
叶氏此文运用古今中外的地名典故，痛斥改名之非，其中不乏刻薄损人之语。文章花了大量篇幅来说明“黄兴之不可名街”的理由，即：坡子街为长沙繁会之区，不容轻易改名；去年秋间，黄兴回湘过此街时，视若无睹，可知其“不以街名有无为荣辱”；美国因特殊原因而以总统华盛顿名号称其都城，中国则无此传统，要改也应当改之于京城，而且也轮不到黄兴；如若硬要改名，“当援顺治、英主之例，呼黄兴为坡子街，不当改坡子街为黄兴”；有以古代美人名为地名的情况，但黄兴则是须眉丈夫；湘省有朱张渡之类地名，那是后人追思已逝者；长沙有以禽兽或水族为地名的情况，而“黄兴，人也”。又用了一段文字专门论述德润门亦不宜改名黄兴门的道理，苏州因哀伍子胥之死而名其城门，“不祥甚矣”，而“黄兴年方强仕，富贵薰蒸”，岂可不明典故？
叶德辉是一位大藏书家、版本学家和经学家，同时又喜欢立言高论，但凡有不合其思想认识之事，都会冒出来表达异见，反对坡子街、小西门改名只是其一。而对于政治上的每一次大变革，叶氏几乎都会唱反调，是近代湖南历史上最为著名的持不同政见者。对于戊戌变法，他先是积极支持后又竭力攻击；对于清末新政，他颇多风议，抵制兴学堂；对辛亥革命推翻清朝统治，叶叹为“道丧礼溃”；对于汤芗铭督湘，叶认为其“办理乱事过于操切，不胜民政长之任”，要求“另简贤员，以救湘厄”；赵恒惕在湖南搞自治，叶氏公开反对省宪，有议员怒斥其为“巨痞而兼文妖”；大革命时期，叶竭力攻击农民运动。叶德辉因言不慎而几次命悬一线，最后还是没有能逃脱被镇压的命运。
政局变动，遗迹成铲削对象
湖南当局虽未及时落实黄兴的建议，但因商家的反对和叶德辉的发飚，黄兴街早已取消而复坡子街之旧名，但黄兴门则迟至二次革命后才取消。
1913年3月，宋教仁被刺；4月，袁世凯签订善后大借款。国民党视袁世凯为宋案幕后指使者，又指袁借款系为准备以战争手段对付南方革命力量，遂发起武力讨袁。8月，国民党方面讨袁失败后，黄兴被通缉，伟人变为罪人。10月下旬，汤芗铭出任湖南都督兼民政长。
政局陡然变动，所有此前纪念革命之遗迹，均成为铲削之对象，时曾改为起义门的武昌中和门，取消后仍名中和门。有舆论认为，若不将“黄兴”二字从速取消，殊遭外人讪笑。11月，汤芗铭“令行警厅，着即从速雇工，修改原名”；甚至连同焦达峰等三尊铜像亦予销毁，用来改铸铜元。有评论指出：“鄂且然，何论湘；起义门且然，何论三铜像？”于无可奈何之中为之鸣不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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