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提到国内的一线城市，人们总能想到北上广深。在这其中，深圳的发展是较为特殊的。它从创立到发展，都肩负着巨大的责任。
为的就是有力地推行对外开放，当然后续取得的成果也是相当可观的。
但鲜少有人知道的是，其实，邓公当初一开始想要让广州借助香港的一些优势来发展自己，奈何两地相距甚远成为了阻碍，邓公思前想后，才决定建立深圳，以便承接香港的产业转移。
由于深圳是邓公实施对外开放的一个“实验点”，许多新政策也率先在此执行。不过，这些政策放在部分党内人士眼中，就变成了一把双刃剑，一边可以促进经济发展，另一边却或多或少地违背了公有制原则。
持反对意见的大有人在，幸运的是，邓公和叶帅颇有远见，对广深两地的主政官给予支持与鼓励，让他们得以有信心、有勇气继续在自己的岗位上不受束缚地推行新政策。
在一代又一代优秀领导干部的接续努力下，深圳从不起眼的小城市变成了人人听到都心生向往的超一线城市，许多高新产业都云集在此。
这是对外开放取得巨大成功的一个典型案例。不过在一开始的时候，招商引资也是很难办的。不是因为各地的主政官不出力，而是有些干部对引资有些误会。虽然他们知道当时国内急需发展而又缺少资金，招揽外资确实是个不错的选择。
但他们更害怕外资一旦进入国内，会损害或者改变经济上社会主义的性质。所以他们特意制定了一些强制要求。结果导致外国企业家认为中方没有合作的诚意，即便真的投资了，也难以在这里大展拳脚。因此，许多原本因对外开放而关注中国企业的外企资本家又选择了放弃。
邓公一看这种情况，觉得这样下去可不行，遂下达指示，将一些不利于中外合作的政策条例废除或修改。他知道外国企业家们还十分重视法律法规，认为白纸黑字的明文条例才能保护他们的权益。于是，邓公又联系有关部门，让他们赶紧在这一方面修订和完善法律法规。为后续外国企业家放心大胆地来中国发展奠定了基础。
说完了“开放”，我们再来说说“改革”。前者是面向国外，通过引资实现中外合作，而后者则是面向国内，目的就是提振生产力。
改革的重心一直都是农业和工业。在农业上，起初的集体制度是卓有成效的，大家一起劳动，取得的成果也平均分配，每个人都能达到养家糊口的基本需求。可渐渐地，有些人的生产积极性开始下降，每次取得的劳动成果却还和大家一样。
其他人因为心理不平衡，也开始效仿第一批好吃懒做的人，从而形成恶性循环。到了70年代，部分地区不仅没有增产，甚至还出现减产，使得许多人出现吃不上饭，日子过得更清贫的结果。
不愿饿肚子的安徽某些农民想出了个新办法，他们偷偷地分田分地，在当地政府的眼皮子底下搞新式“大包干”。
邓公得知后，觉得这个新办法不错，既能保障农民利益，让大家伙凭个人本事吃上饭，又能打破之前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发展不平衡的瓶颈。所以，他在对这个新办法进行过仔细地研究，修改后，向全国建议并推行了“联产承包责任制”，让百姓真真切切地从这一政策中享受到了丰收的福利。
在工业方面，国企改组是极其重要的一部分。本质上，它和农业的集体制度有些类似，都是因为没有强烈的竞争，才导致大家的工作热情有所衰减，经营情况越来越不乐观，发展到后期，甚至到了需要国家财政补贴发展的程度。如果任由其发展下去，国民经济的未来很可能会迎来一段时期的黑暗时光。
所以邓公觉得改组国企已是刻不容缓的事情。他要求那些业绩差的国企放开心态，和民间投资人合作，实现股份制改革，让其原有的潜力和优势再度被发挥出来。
在非公经济上，邓公提倡大家不要采取敌对的态度，非公经济一样可以为国民经济的发展做出巨大的贡献。他支持更多普通的民众开办工厂，这样不仅会丰富市场，还会增加竞争，提升生产积极性，同时，还能让更多人得到就业的机会，稳定社会治安。
现在的中国人民早已能够接受改革开放这一思想，并在党中央的带领下，过上了更加丰富多彩的人生。我们相信，这种立足于中国基本国情，自带特色的是市场经济体系将会引导着人民在摘掉贫困帽后，离共同富裕越来越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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