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丰十年（1860），英法联军北上，局势颇危之际，咸丰皇帝以“木兰秋狝”为名，携其皇后等人，仓皇逃至热河避暑山庄。同时命恭亲王奕留守北京，授为“钦差”便宜行事全权大臣，督办和局”。
次年8月，咸丰皇帝驾崩，奕訢、慈禧太后与肃顺集团的矛盾进一步激化，进而发生了“辛酉政变”，深刻影响着晚清政治格局的走向。
01、辛酉政变的大致过程
咸丰十一年七月十六日（1861年8月21日），咸丰帝病危，自知大限将至，急诏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以及协办大6学士肃顺等八位重臣入内，留下诏书，安排身后之事，至8月22日寅时去世。
咸丰皇帝遗诏主要分为三个部分：其一立皇长子载淳为皇太子；其二著派载垣、端华、景寿、肃顺、穆荫、匡源、杜翰、焦佑瀛尽心辅弼，赞襄一切政务（顾命八大臣）；其三赐给慈安太后“御赏”印玺，赐给载淳“同道堂”印玺（慈禧代掌）并规定凡辅政大臣以皇帝名义发出的谕旨，必须同时加盖两枚印章才能生效 。
不得不说，弥留之际的咸丰皇帝将身后之事安排极为妥当，既明确了帝位传承问题，又利用权力制衡确保政局的稳定。然而人力终究有限，看似周密的咸丰遗诏，却暗藏危机，甚至改变了帝国的政治走向。
咸丰遗诏，确保咸丰帝的亲信近臣们取得了万众瞩目的中枢大权的同时，却让嗣君的生母慈禧和皇帝的弟弟恭亲王奕訢，完全排除在了核心决策圈之外，使得两人基于与肃顺集团的矛盾和自身政治利益的考量，迅速达成“统一战线”。
咸丰十一年八月一日（1861年9月5日），奕訢无视顾命八大臣的反对，以祭奠皇兄梓宫为名，前往热河行宫，与两宫密谋政变之策，旋即返京布置，并逐步争取朝中大臣贾祯、沈兆霖、胜保和僧格林沁的支持。
随后，山东道监察御史董元醇上《奏请皇太后权理朝政并另简亲王辅政折》，甚合两宫太后心意，并要求顾命八大臣以董元醇所奏拟写圣旨。然而顾命八大臣以清朝无此先例为由，令军机处予以拟旨驳回。
慈禧大为不满，便与慈安联合，拒绝盖印，且“留中不发”。顾命八大臣人以“搁车”（停止办公）示威，迫使两宫太后让步，颁发驳斥董元醇奏折谕旨。
在这一回合中，顾命八大臣显然占据上风以至于疏于防范，而慈禧则清楚认清形势，暂时隐忍的同时，暗中联络在北京的恭亲王奕訢，让其抓紧策划。
经过此事后，慈禧回京意愿更加迫切，且在其催促下，顾命八大臣同意于咸丰十一年九月二十三日（1861年10月26日）起銮回京。
回銮队伍分为两路，一路为两宫和幼帝队伍，在载垣、端华等人的扈从下兼程向北京进发；另一路为梓宫（咸丰灵柩）队伍，由肃顺等人走大路护送。这样的安排，既将顾命八大臣一分为二的同时，也让慈禧等人有充足的时间准备政变。
九月二十九日到京的同时，便与恭亲王奕訢分析局势，商定政变步骤。次日，两宫太后和奕在养心殿召集群臣，当众宣读了早在热河行宫就拟好的上谕，宣布了载垣、端华、肃顺等八大臣犯有“专擅”、“欺蒙”等大罪，将其职务解除的同时，又将八人先后逮捕关押在宗人府。
慈禧太后与奕訢联合发动的宫廷政变暂告结束，慈禧太后、奕訢取得了胜利。因这一年为农历辛酉年，所以也被称为“辛酉政变”，也是慈禧太后掌权的开始。
02、辛酉政变的影响因素
在辛酉政变中，慈禧和奕訢等人之所以能够扳倒顾命八大臣，相对和平地完成最高权力的转移，背后有着诸多因素。
其一，利益统一，双方紧密配合。咸丰五年（1855），恭亲王奕訢因康慈皇后丧仪事件被逐出军机处，从军机首领到闲散亲王，心里落差极大，又在咸丰出逃北京时，授为“钦差”便宜行事全权大臣，督办和局”，实质上被咸丰皇帝“遗弃”，政治前途极为暗淡。而慈禧太后因受咸丰皇帝宠爱，曾多次批阅奏章，干预朝政，有着极强的政治野心。然而咸丰皇帝遗诏将其排斥在核心权力圈外，且与肃顺集团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故而出于政治考量和现实处境，利益暂时达成一致，使之二人必须联合且发动政变。
相对奕訢集团的内部团结而言，肃顺集团以闲散宗室为核心，基本上由汉人军机为主组成，不仅为满族贵族所嫉恨，也为汉族旧贵所不满，并且得不到士林人士的支持。同时其核心成员则以性格问题，树敌较多，且在很多问题上达不到一致，可以说肃顺集团政治不成熟，潜藏失败的危险。
其二，精密计划，充分酝酿实施。咸丰皇帝驾崩后，肃顺集团和奕訢集团的矛盾日益尖锐，可以说是势不两立。故而奕訢不顾肃顺集团的反对，强行到承德与慈禧太后密商政变计划，回京后奕訢又利用其特殊地位积极活动，控制和掌握发动政变所必须的武装力量，而肃顺集团的兵权在政变前已被剥夺殆尽。由此可以看出，政变的每一步奕訢和那拉氏都是周密计划、充分酝酿，然后付诸实施。但肃顺集团却反应迟钝，疏于防范，以至于政变后肃顺等人被关押在宗人府后独自叹息。
其三，列强干涉，偏向奕訢集团。在辛酉政变中，西方侵略者表面上没有明显的干涉，但这种不干涉的态度恰恰为政变提供了有利的外界环境。在对外关系上，肃顺集团极端保守和强硬，自然很难得到西方列强的好感。相反，奕訢等人与西方列强接触较多，且多怀有妥协态度，颇为列强认同。
北京政变后，英国公使普鲁斯在他的总结报告中，明确地讲述了他们在咸丰帝死后，是如何支持奕訢怂恿那拉氏回京发动政变的。由此可见，辛酉政变或多或少与西方列强的支持有着密切关系。
03、辛酉政变的深远影响
在一定意义上来说，辛酉政变不应该作为一个孤立的历史事件来看待，它实际上是晚清政府在非常时期的一次政治变革，影响了晚清政治的走向与基本格局。
其一，政治权力的重新布局。辛酉政变后，慈禧太后为酬恭亲王奕訢拥戴之功，封其为议政王、领班军机大臣、主管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使之成为名正言顺的政府首脑。而慈禧太后则于12月2日开始，正式垂帘听政。至此，晚清政府最高权力由顾命八大臣转移到慈禧和奕訢集团手中，中央内部权力布局得到重新调整。
在中央内部权力调整的同时，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也发生着变化。为尽早将太平天国革命镇压下去，清廷注意调整同曾国藩等人的关系，给他们以更多更大的权力。然而天平天国运动被镇压的同时，地方军事权、财政权和人事权渐渐落入地方督抚手中，逐渐形成，进而形成内轻外重、尾大不掉的局势，削弱了中央政府的权威，为晚清帝国的瓦解埋下了伏笔。
其二，统治思想的巨大冲击。乾隆皇帝曾说：“乾纲独断乃是本朝家法”，即皇帝掌握大权，不能假手于人。然而辛酉政变后，晚清帝国内部确立了太后垂帘、亲王辅政格局，对清朝皇权独尊的传统，是一个极大的挑战。
辛酉政变对中央统治思想的影响在于这它改变了最高领导阶层对中国与世界之关系的认识，使得统治阶层能够采取比较务实的态度来处理中外关系，较好地动用西方的“用”而为中国的“体”来服务，无疑是承认了西方工业文明的价值，不再固守天朝广有万物的概念了，也深刻影响着晚清政府的所作所为。
辛酉政变以后，强硬派集团崩溃，务实派集团得势，在20来年相对和平的国际国内环境中，晚清帝国开始了中国外交、军事、经济、政治近代化的艰难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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