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近代图书馆的发展与文化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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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处内陆的湖南，早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出现了图书馆。在此之前，所谓的图书馆事业主要是以藏书楼为载体，形成官府、私家和宗教三种主要形式的藏书。藏书楼注重典籍收藏，不具备向社会公众服务的功能。中国封建社会是以小农生产、自给自足的经济形态，藏书楼的社会功能是与小农经济形态相适应。

1840年鸦片战争，锁闭的国门被西方的坚船利炮打开，中国国情发生剧变。中西文明大碰撞成为中国近代史主要景观。一方面是西方文明通过政治、外交、军事、通商、文化、教育、宗教诸途径渗入中国，以魏源、曾国藩、张之洞为代表的中国的有识之士向西方寻求富国强兵之路，救亡图存和改良政治成为社会的主调；另一方面，积贫积弱的国家经济也充分暴露了传统文明固有的缺陷，对传统的反思与批判成为强烈的时代呼声。

甲午战败，割地赔款，目睹危局，梁启超对天发问：“国何以蹙，种何以弱，教何以微，谁之咎欤？”光绪皇帝希冀通过“变法”，自上而下的政治改良拯救危机四伏的清王朝。百日维新最终以戊戌六君子喋血菜市口为终结，但戊戌变法形成的一股思潮在中国产生深远的影响，中华文明由古代转入近代文明中发挥了具有决定意义的作用。中国传统文明向近代文明的主体位移是从这时发生的，中国近代文化、教育事业各门类的兴起，几乎都可以在戊戌时找到源头。戊戌变法的重要人物谭嗣同、唐才常在长沙创办南学会，设有藏书处，章程规定：有志向学者恣观各书。貌似不经意之间，南学会藏书处的大门向民众打开了一道窄窄的缝隙，从而具有了公共图书馆属性，这成为湖南省图书馆事业重要源头之一。

1903年秋，雷光宇在常德创办的常德图书馆。翌年春，梁焕奎、龙绂瑞、陈保彝、谭延闿、魏肇文、黄笃恭、胡元倓、许直、陆鸿逵、梁焕彝、刘棣蔚、俞蕃同联名在长沙创建湖南图书馆兼教育博物馆，开宗明义：“以输入文明，开通智识，使藏书不多者得资博览，创兴学校者得所考证为第一主义”。这是中国第一所省立公共图书馆。

创设湖南图书馆兼教育博物馆募捐启

图书馆只会产生于以工业文明占主导地位的社会之中。20世纪初，农业文明在湖南尚处于绝对优势，自身社会形态不可能孕育图书馆。常德图书馆和湖南图书馆兼教育博物馆的设立是西学东渐的产物，是文化传播结果。文化人类学认为，传播是一个社会的成员向另一个社会借用文化元素的过程。美国图书馆学家J.H.谢拉认为,文化通过交流传播系统将我们作为人类这一物种进行着塑造,并塑造着个人。晚清时期，中西文化交流，由于西方文明明显处于强势地位，这种交流是不平等的。处于弱势的中国，带有一定的被动性。当国家民族面临生死存亡关头，清廷为了挽救危局推行新政，企图在政治、经济、教育、军事等领域进行了改良。中国人无论在认识上，还是在情感上，都经历了一个复杂、痛苦的矛盾、斗争过程。以收藏古籍文献为主要社会职能的藏书楼转为向民众服务为宗旨的社会教育机构，从封闭转向开放，这种变革是在清廷推行新政的历史大背景下开展的。常德图书馆和湖南图书馆是中国最早创设的公共图书馆之一。这种新型的文化教育机构引入中国后，办馆宗旨、制度理念、管理方式、人才选取、藏书更新、馆舍建设等诸多方面都有一个吸收消化过程。引入西方文明是文化变迁，它的终极来源是创新。如果说人类最早设立图书馆是首次创新，那么从西方将图书馆引进中国，并使之本土化则是二次创新。原本孕育在工业文明社会的图书馆，欲在处于农耕文明的中国社会生根，面临外来文化本土化的问题。湖南有识之士进行了艰难的探索，筚路蓝缕，跨越观念、体制、经济、文化等层层障碍，取得过成功的经验，反思了失败的教训。从晚清开始，图书馆根植在三湘大地，绵延百年，历经挫折，从未中断。湖南成为中国近代图书馆事业的嚆矢，早已铭入了时间的金册。

湖南图书馆定王台馆舍

辛亥革命，革故鼎新。湖南没有发生大的战乱，一夜之间，从清朝跨入民国。原湖南咨议局议长、湖南图书馆创建人之一谭延闿被起义的新军士兵架上轿子，吓得号啕大哭，极不情愿地被抬进了都督府，成为湖南都督。顿时权倾一时，号令各方，上演了一场历史悲喜剧。

谭延闿任都督期间，1913年湖南制定了《湘教育司制定通俗图书馆暂行通则》，开诚布公地宣扬“通俗图书馆之设以备置浅易图书供一般人民阅览、灌输常识、培养道德为宗旨”。体现了图书馆对民众的人文关怀。两年之后，北京国民政府才颁布《通俗图书馆规程》。

湖南通俗图书馆流动书车

民国初期，南北各派系军阀为争夺势力范围，相互倾轧，战争连绵不断。湖南地处南北要衢，成为军阀争夺的主要战场。军阀混战延续了十余年，期间汤芗铭、张敬尧当政，更是生灵涂炭，民不聊生。政局不稳的湖南，都督、省长像走马灯一样更替。这类短命的军人政权从来不会顾及地方文化、教育事业的生存和发展，《湘教育司制定通俗图书馆暂行通则》成了一纸空文。1923年，湖南省政府明令撤销省立湖南图书馆，这是湖南的不幸，也是湖南的图书馆事业的不幸。后经唐璆的努力，省立湖南图书馆得以恢复。

1927年至1936年，史称民国黄金十年，湖南政局相对稳定。1926年，省立湖南图书馆与湖南省教育会图书馆合并，组建成立湖南省立中山图书馆。这是一个重要事件，预示湖南省图书馆事业走向兴盛。1929年，傅熊湘出任省立中山图书馆馆长，整章建制，提出“本馆以搜罗群书及各种出版物供众阅览、开通民智为宗旨”。“本馆为公共性质，无论何人皆得入内阅览”。高举为民众服务的旗帜，弘扬以人为本的精神。傅熊湘主持下全面清理藏书，编纂书目，成就斐然。1930年夏，湖南省立中山图书馆遭兵燹，近藏书化为灰烬。后经黄济等人努力，湖南省中山图书馆又恢复了生机。

黄士衡于1929年就任湖南省教育厅厅长，主持制定一系列切实可行的政策法规，促进全省各县民众图书馆的建设，希望达到“启发民众知能，涵养民众德性，促进社会文化”的目的。黄士衡如同播火者，在较短时间内，湖南全境77市县设立民众图书馆。这是湖南首次实现公共图书馆的普及，构建省县二级公共图书馆体系，意义非凡。湖南大部分县级公共图书馆可以在此找到历史的源头。

20世纪之初，清廷诏令，废除科举，湖南各地书院改为学堂。1902年设立湖南大学堂，这是湖南近代高等教育的起源。民国肇始，湖南陆续开办工业专门学校、商业专门学校、法政专门学校等一批学校。赵恒惕主政湖南，打着“湘人治湘”的旗号，于1922年1月1日公布《湖南省宪法》，其第七十九条规定：“省须设立大学一所”。1926年，在合并工专、商专、法专在基础上，以岳麓书院为校址，组建成立了湖南大学。七年之后，湖南大学修建了图书馆大楼，门前四个高大的古罗马爱奥尼式花岗岩石柱，支撑屋顶中央穹顶。建筑宏大而壮丽, 设备功能齐全，是当时华中、华南最大的图书馆。

1914年创立的湘雅医学专门学校，由于有美国文化背景，学校一成立就设立了图书馆，制定的《湘雅医学专门学校守则》中有图书馆的条目。1935年，湘雅图书馆有了独立馆舍，制度健全，藏书丰富，致力于为学校教学和科研的服务。

湖南大学图书馆和湘雅图书馆规模较大，功能完善，管理规范，这是民国时期湖南省教育系统图书馆的代表。其他学校的校史中，零星记载有图书馆史料，证明湖南省各类型学校大多设有图书馆或图书室。

七七事变，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第二年，抗日烽火燃烧在三湘大地。地处湖南较发达的湘江流域以及环洞庭湖周边地区成为抗日正面战场，时间长达七年之久，大部分市县沦陷，图书馆事业遭受损失。抗日救亡成为了中华民族的头等大事。国家的经济、文化、教育事业遭受重大损失。战争改变中国发展轨迹，正处于上升时期的了湖南省图书馆事业也跌入低谷。

湖南大学图书馆、湖南省立中山图书馆定王台馆舍遭遇日本飞机野蛮轰炸，被夷为平地，藏书化为灰烬，损失惨痛。抗战时期，衡阳市图书馆和石门、桃源、桂阳、东安、江永、祁阳县立民众教育馆遭日机轰炸。毁于战火的还有南岳图书馆、南轩图书馆和长沙市、湘潭、岳阳、醴陵、南县立民众教育馆。邵阳沦陷后，松坡图书馆被日军洗劫一空。益阳、平江、湘阴、安仁、常宁、耒阳、新宁、茶陵、攸县先后沦陷，县立民众教育馆都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

为了躲避战火，保存珍贵的文献，湖南省立中山图书馆的藏书经水路，辗转湘江、洞庭湖、沅江，迁往湘西辰溪，后又转运至沅陵。1946年春，省立中山图书馆复员回到长沙时，十万余册藏书得以完璧。湖南大学图书馆随学校迁到辰溪，因陋就简开展借阅。在辰溪湖南大学图书馆又遭遇日机轰炸，藏书再次受到损失。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继续开馆，为教学服务。湘雅医学院图书馆也随学校迁至贵阳。国立师范学院是在战火中新成立的大学，采取租借、购买等方式筹集图书，建立了图书馆。

湖南省立中山图书馆

抗战时期，国难当头，狼烟四起。为了让国粹免遭战火毁坏，有计划、有组织将珍贵文献迁移往湘西地区的过程中，一路舟车，辗转迁徙，费尽周折。图书馆人始终坚守信念，忠于职守，殚精竭虑，战胜各种艰难险阻，表现出湖南人自强不息的精神，为存保中华文明的精华——图书文献做出了重大贡献。

抗日战争胜利后，迁往湘西地区的图书馆复员回到了原来的城市。湖南省立中山图书馆在长沙一所破旧的校舍重起炉灶，逐渐恢复常态。湖南大学图书馆修建了馆舍，建筑实用、典雅、大气，成为为学校的教学科研的重要机构。邵阳松坡图书馆、武冈都梁图书馆、长沙南轩图书馆，这三家私立图书馆修复了馆舍，恢复开放。1946年，湖南省政府主席王东原、省参议会长赵恒惕等人借蒋介石60寿辰为由，拟将南岳图书馆扩建为南岳中正图书馆，并在全省发起“献书祝寿”活动。1947年7月，南岳中正图书馆成立，5000平方米的馆舍，藏书达到十万余册，成为湖南大型图书馆之一。随着内战的爆发，经济衰退，通货膨胀，民生凋敝，国民政府无心顾及文化教育，湖南地方图书馆事业处于风雨飘摇的境地。

开创湖南省图书馆事业历史的源泉，早在20世纪初就有雷光宇以他的睿智开凿，当梁焕奎、龙绂瑞等12人创设湖南图书馆兼教育博物馆将泉眼凿开以后便喷涌而出，从此源源不断，奔流不息。20世纪20年代末，黄士衡以“唤起民众及增进其生活计能与国民常识”为已任，湖南省77县普遍设立民众图书馆，图书馆喷发出的甘泉滋润着三湘大地。纵观19世纪末至20世纪上半叶湖南省图书馆事业发展史，经历了萌芽、勃发、受挫和衰退四个时期。事业的兴旺和衰落，有其客观的必然，也有主观的使然。

作者介绍：沈小丁，湖南图书馆研究馆员，长沙时务学堂研究会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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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件地址：湖南近代图书馆的发展与文化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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