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8月，首任校长卢乃潼去世后，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召开董事会公议，请教务主任汪华伯暂行代理校务。1927年11月1日下午1时，召开选举大会，公举新任校长。会议首先推定伍耀廷、陈鲸浦任主席，然后讨论校长资格。议决以医学通达、教育有经验者为候选合格。然后由各董事介绍符合资格的候选人，共提出何翙高、陈任枚、黄健芝、谢培初四人。即分派选举票投票选举。开票结果，以陈任枚票数最多，当选为校长。会后，将选举情况呈报广东省教育厅，奉厅长批词准予备案。
陈任枚（1870-1945）
陈任枚（1870-1945），广东南海狮山人，广东近代温病学家暨中医学教育家，曾任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校长。家本清寒，自幼读书赖父亲勤俭供养。及长，因科举不就，乃在乡设塾课徒度日，其时适遇一归隐先辈精于医而藏书甚丰，陈执弟子礼事之，终结为忘年交，由是“抱济世心，敞屣仕途，笃好医学”。当清末民初之际，相继任南海小学校长，南海中学教师兼学监，业余时间则为人治病，后以活人甚多，求诊日众，遂辞去教育职务，1921年迁居广州设医寓于龙津西路，曰“陈敬慎堂”。广东中医专门学校成立后，被延聘为教员及赠医处主席之一。当选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校长后，校刊记载“查陈先生历充各学校校长、教员、学监，声望素着，复深于医学。任本校教席两年，生徒悦服。此次当选，咸庆得人”。
学生会亦在当年双十节开欢迎会以示欢迎。会上陈任枚训话，其情形大致如下：
先生训词中，以提倡中医教育使成改进学术的新中医，而不坠家自为教、固步自封之陋习，而尤注意互相联络，互相团结。中医处今日飘摇风雨、千钧一发之危，而尚不知互相扶持，而心互相攻击排挤者，正如乘舟而自凿其舟，以求淹灭他人，而己亦不免于一溺，此危亡之道。凡为中医，皆不宜效，尤为吾辈新中医学者所不宜蹈此覆辙。言词惇惇，再三致意，同学听者皆有所感，咸为动容。
省城交通发达，人口稠密，易于染疫疾病流行，陈任枚每日接诊，多属急性高热症，故对温病发生之机理，进行深人研究。1924年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创办，被首任校长卢乃潼慧眼识中，聘请为该校教员及赠医处主席之一。1929年与刘赤选（1896-1979，广东顺德人）合编《温病学讲义》，陈氏负责上篇总论部分，刘氏负责下篇各论部分，被公认为当时该校各科讲义编纂质量最佳者。开票结果，陈任枚票数最多。陈任枚医师教师出身，医学教育经验丰富。他仪表堂堂，谈吐清楚，讲话提纲扼要，使人无累赘之感，他善于勉励后学，自己出钱奖赏考试获前三名学生以资嘉勉是以深受同学们爱戴，他鼓励学生维护祖国医学要敢说敢干，当时李仲守创办 《医林一谔》 杂志，就是陈任职校长后主张采用 《史记》：“千人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之语而命名的。陈任枚主持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近十年，这十年也是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发展史上培养人才最多的十年。
1928年至1937年，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稳步发展，各方面均取得了显著成就。学校规章制度完备，制定了《普通规则》《教室规则》《请假规则》《试验规则》《应接室规则》《阅书报室规则》《休憩室规则》《寄宿舍规则》《奖则》《罚则》《校长权责》《教务主任权责》《编辑主任权责》《学监权责》《教员权责》《文牍员权责》等一系列文件。附属中医院成立后，又增加了《本院留医规则》《本院留医赠诊简章》《实习生规则》和《实习办法》等制度。
图书馆
学校设施得到进一步改善。如学校图书馆为增加藏书，多次向社会征求图书，获赠医学书籍及杂志多批。1931年下半年起，又对新生每年加收图书标本费4元，用于购置新书。校内设有阅书报室，为学生课余读报之处。学校有生理模型陈列室，各种人体标本与模型添置齐全。学生寄宿舍则设于毕公巷，与学校后进毗连，方便学生出入学校。化学实验室增添教学仪器，还曾购置各种器械320余种，用于提炼中药，试图改进中药剂型。
中药标本室，陈列的药物标本不断更换或添置，校董乐樵先生捐赠药物400多种，并将部分珍稀药材借予标本室陈列。为增加鉴别方面的内容，学校又向各省药商征集真伪药物：“敬希医药两界先进，将药品中有类似真伪之处，研究所得，不遗在远。将真、伪药材各赐一份，藉资鉴别，并请详细说明其真伪辨别之处。”此外还有药品陈列室，“征集各种药聘以供参考”。
药物标本园内景
药物园自卢乃潼手创，后因乏人管理，荒草从生。陈任枚认为该园为一校观瞻所在，而且可以作为学生课余休憩之地，于是加以整顿。“凡前所种下之药用植物，糜不一一存留。现所新植者，均为伤科、外科教本内所需用之生草药”，这些新栽种的地方生草药有小还魂、尖尾蜂、了哥王等，达263种之多，具有浓厚的岭南特色。园内分三区，东区近土坡外，以竹竿相间，种植藤本药物；南区为草本药用植物；北区为木本药用植物。后来又利用另一旷地增加了一个小园，前后两个园区作了新的布局：“此二园也，质言之，前所言者，凡药之种于地上皆归于该园；后所言者，凡药之植于盘上，皆归于该园。要之地虽浅狭，一可为学生于课余休憩之所，二不致此地荒芜而失观瞻也。”这样既有种植药物区，也有盘栽药用植物区。这在民国时期中医学校中是很少有的，也体现了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有药业背景且重视药学的特点。
这一时期，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最大的变化，就是附属诊疗设施不断完善，1933年创办了广东中医院。随着办学条件改善，学生人数稳步增多。以实际毕业人数计算，1924年入学者毕业25人，至1930年入学的一届毕业生达43人。1931年至1933年学生人数增多，更分为两班教学。最多毕业生的一届为1931年入学者，达59人。学校建设的成绩，逐渐得到社会及政府的肯定。《杏林医学月报》称赞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为“南中国最高中医学府”。1928年广东省督学马衍盘视察该校后，给教育厅的报告称赞其“校舍宽敞，各科讲授，均甚严密”。
1930年代中期，该校学生郑炎曾如此赞美此时的母校：
夫中医之校，草创简陋者固多，而办理完美者亦匪鲜，如广东中医专门学校、上海之中国医学院、浙江中医专门学校......（等）其著然者也，其中尤以广东医专为美备焉。是校也，举凡化学、物理、生理、解剖......之学，莫不列为初级课程，而其课程，复以科学为依归，其修业为五年，其实习时间为二年，盖即医大之学制也。其设备方面，如化学实验室也，生理解剖室也，图书馆也，手术室也......医科大学所应有者，罔不毕具。其外国文则以日文为主要科，仿日制也，余如设医院以供临床，辟药园以为实用。巍峨校舍，蔚然大观；富丽院垣，洁而壮美，方之国内医校，其设备亦有弗能及者。
中央国医馆成立后，馆长焦易堂曾于1932年、1936年两度访问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并发表演讲。1936年来校时，学校全体师生员工500余人于礼堂集会欢迎。礼堂悬花结彩，校门悬挂“欢迎中央国医馆馆长大会”横额。焦易堂到会演讲，并视察了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广东中医院的建设。后来焦易堂的秘书李武德会见学校学生时说：“广东为革命策源地，且经济丰裕，思想新颖，故中医事业之创设，与改革均较他省为易，进步更速。今番焦馆长南来，与前次来此时相较，大有进步，故印象极佳。”
焦易堂访问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
1936年，上海《光华医药杂志》对广东中医专科学校也不吝赞美之辞：
广东中医专科学校，为一办理完善之中医教育机关，有悠久历史、宏伟校舍，并附设留医院（名广东中医院），毕业凡八届，现肆业同学约五百人。校务极为发达，不特于华南为仅见，即以国中而论，恐而无几，堪称国医教育中之完备学府。
1937年春，中央教育部派员来粤视察，由省教育厅偕同来校巡视，对校长表示“学校与医院设置尚属完备，有如此伟大校舍，系国中不可多得之医校。”这也从另一方面肯定了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的建设成绩。
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办学成绩突出，学校声望卓著，因此也不断承担省及地方政府的各项任务。
社会救护。1928年广东省举办第11次运动大会，聘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为会务部卫护股中医主任，负责医疗服务工作。学校成立了由管季耀负责的救护队，教职员工及学生均参加。大会结束后救护队获得广东省省长、运动大会会长李济深签发的褒奖状。1931年学校正式成立了救护队，以管季耀、管霈民为正副主任，下分几个组，每组有队长1人，队员9人。救护队每日派两名队员在校轮值，以便临时出外救护及传达消息。所有队员均属义务性质，但救护所需的费用均由学校承担。救护队相当于为广州社会提供了一支难得的急诊医疗队，也增强了学生服务社会的意识。在广州许多大型集会、游行活动中，都可以见到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救护队的身影。
运动会救护队合影
救护队获颁的奖状
1933年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救护队合影
中医考试。民国时期各地逐渐实行中医考试制度，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教师经常被聘为各级考试中医委员会成员，协助命题或评卷。1931年，南海县政府聘请管季耀为考试中医委员会委员。1932年，广州市卫生局考试中医，考生800余人，卫生局聘学校教员卢朋著、管季耀为阅卷委员，结束后并赠卢朋著匾“学阐灵兰”，赠管季耀匾“术绍俞跗”。1935年，三水县政府拟进行中医考试，以“测验医学，尤非熟谙岐黄者不足以拔取真才”，特来请学校附属中医院派员出题并阅卷，学校派古绍尧、范叔仪二人参加。同年广宁县中医考试，也同样函请该校负责命题及阅卷。
法庭鉴证。社会上每逢与医疗有关的案件，法庭也往往要求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提交医学意见。1928年，广州地方法庭审理一宗律师被禁烟总处检查员伤害引发中风案时，曾专门来到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向教师陈惠言咨询，了解中风病情及发展经过，后来在判词中指出“参考咨询中医药专门学校教员笔录”，以作为判断受害人中风与伤害有否关系的依据。广东中医院创办后，更成为这方面的权威机构，“高等法院屡请鉴定关于医药问题之案件，市卫生局则令核验考取医生的成绩，是则政府对于本院之信心，有加无已，已可想见”。
施种牛痘。 牛痘（又称洋痘）预防天花之术，近代最早从广东传入。至民国时，政府虽然对推广牛痘作了一些规定，但无力普及。很多地方是靠当地有力绅商和机构慈善施种才能惠及贫民的。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建校后，从1926年起积极开展施种牛痘工作。当年“自二月初一起上午七时至十二时，赠种洋痘一月，分文不取，到种人数甚为挤拥”，“共计种痘人数1682人”。1927年春初，“痘症盛行，传染甚速。倘不预为防范，往往有生命之虞。本校为公众卫生起见，特仿照昨年办法，赠种洋痘，不取分文。由二月八日开始至三月八日止。每日到校种痘者络绎不绝云”。说明此项活动在1926年就开始了，此后于每年春间，对民众施种一次。如1931年从3月4日至4月3日，连续施种一月，合计施种1047人；1932年12月21日至1933年1月20日，赠种1929人。
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积极参与社会活动，既反映出学校在省内中医药界所具有的地位，也是师生实践校训“上医医国，先觉觉民”的生动体现。
陈任枚擅长温病证治，在研读自明清以来叶（叶天士）、薛（薛雪）、吴（吴鞠通）、王（王孟英）温病四大家著述基础上撰写 《温病学讲义》，主讲温病学说。是书乃陈任枚毕生临证经验结晶，对岭南温病后世发展影响很大。
陈任枚编述的《温病学讲义》
陈任枚对广东中医药事业的贡献，更重要的是他继承了首任校长卢乃潼的遗志，砥柱中流，领导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度过恶劣环境。1929年2月，国民党政府中央卫生行政会议议决废止中医药案，于是引起3月17日全国中医风潮爆发，陈任枚表示极大愤慨毅然率领广东代表前往上海，参加全国医药团体联合总会向国民党政府请愿。同年5月18日，教育部令中医学校改称传习所，他又参加全国中医学校统一教材编写会议并任主席。由于全国中医药界的抗争，国民党政府被迫作出让步乃于1931年3月在南京成立“中央国医馆”，陈任枚偕同梁翰芬、梁湘岩、冯瑞銮、卢朋著、谢香浦、卢宗强、管季耀、潘茂林、方公薄、陈道恒等11人出席这次大会并任常年理事。陈任枚校长不负省港药业界及中医专校师生期望使学校日趋兴盛，学生人数最多时达500余人。1933年建成广东中医院，成为国内最大的有留医部的中医医院。
广东代表出席国医馆
广东中医院正门
陈任枚为中医事业心力交瘁，1945年在广州龙津路住所病逝，享年75岁。医界星沉，同仁咸多悲悼，省港医药界人士参加送殡者数百余人。陈任枚校长医林望重，其栽育之英才，新中国成立后成为广东中医界栋梁，为振兴中医事业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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