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要性与发力点的经济学分析.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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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要素成本变迁与经济结构升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要性与发力点的经济学分析李稻葵 金星晔 张驰 内容提要:本文通过分析当前中国经济发展阶段的要素成本变化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必要性及政策落脚点进行学理性分析。我们认为,不同于八十年代初、九十年代末两轮 关注 “短缺问题”与“关停并转”的改革,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是依据当前劳动力、土 地、环境、资本、技术等要素成本的变化对经济结构进行的调整。基于这样的分析,结合 在当前中国经济增速持续承受下行压力的背景,我们认为本轮改革应以以工业、农业、基 础设施建设和资本挤泡沫的几个方面作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发力点。针对过剩产能工业 行业,政府应加快改革的步伐,大胆取舍
2、,实现产业升级;针对国内外粮食价格倒挂的现 象,政府应在保证土地肥力的前提下,进口粮食,释放劳动力及土地;针对基建投资总量 大、人均少的现象,政府应注重投资主体的多元化以及地区和建设项目之间的平衡;针对 资本领域仍然较高的利率,政府应该挤出泡沫,管理利率合理预期。这些举措也在一定程 度上反作用于这五个要素,促进经济增长潜能的释放和压力的缓解。关键词:要素成本 经济结构 供给侧改革一、引言在中国经济下行调整的大背景下,2015 年 11 月 10 日,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上,习近平总书 记指出:“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供 给侧结构性改
3、革”首次进入公众视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也成为“十三五”期间支撑中国经济发展的 基石,是在需求管理的基础上针对中国经济结构性问题的良方,释放中长期经济增长的潜力。然而,“刮 骨疗毒”的技术性和风险性显然高于“头痛医头”,因此推进结构调整要以全局的高度审视具体措施。 此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成为社会焦点,经济学界进行了血多讨论。然而,这些讨论大多集中在 供给侧改革的背景及具体实施措施上,鲜有回答为什么要进行供给侧改革这一问题,缺乏对供给侧改 革背后经济学逻辑的分析。本文试图从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入手,分析当前中国要素成本的变化来分析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原理从而提出重点实施的方向,对本轮改革进行学理性分
4、析。 回顾改革开放后 30 余年的发展历程,中国经济的改革可以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改革的重点是解决“短缺问题”,主要手段是给予经济主体更多的激励,刺激生产。第 二个阶段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至本世纪初,当时中国经济面临国际经济的冲击,工业企业生产效率 低下,出现大规模破产。这一时期的改革主要是通过“关停并转”促进债务、人才、资本等要素的重 组,提高经济效率。当前,我们处在改革的第三阶段,这一轮改革的重点既不是“短缺问题”,也不是 简单地通过“关停并转”提高效率,而是根据成本结构的变化调整经济结构。经过过去十余年的发展, 中国经济许多生产要素的相对稀缺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
5、,反应为要素成本的变化。例如,土地、劳动 力、环境等成本大幅提高,但随着财富积累与全球化推进,资本与技术的成本明显下降。我们认为, 这些要素价格的变化是本轮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根本动因,经济结构需要依次从劳动密集转向资本、技术密集,更为集约地使用用地,用资本与技术降低对环境的破坏。 基于此,我们认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以工业、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和资本挤泡沫的几个方面为发力点。针对过剩产能工业行业,政府应加快改革的步伐,大胆取舍,实现产业升级;针对国内外粮 食价格倒挂的现象,政府应在保证土地肥力的前提下,进口粮食,释放劳动力及土地;针对基建投资 总量大人均少的现象,政府应注重投资主体的多元化以及地区
6、和建设项目之间的平衡;针对资本领域 仍然较高的利率,政府应该挤出泡沫,管理利率合理预期。这些举措也在一定程度上反作用于这五个 要素,促进其潜能的释放和压力的缓解。邓磊和杜爽(2015)认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新常态下的必然选择,通过构建双侧调控体系, 借助制度、创新、结构调整三大动力,从要素结构、供给者结构、产业结构着手,促进经济发展。李 翀(2016)从短期和长期供求分析,指出供给侧改革的迫切性和供求动态平衡的必要性,提出以科学 技术、人力资本、结构调整和经济体制作为改革的突破点。沈坤荣(2016)则认为,供给侧管理的核 心在于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吴敬琏(2016)则在上海交通大学演讲时指出供
7、给侧改革并不是简单的调 整结构,需要政府与市场共同构建良好的环境提高效率。厉以宁(2016)在新华网的采访中,他提出 供给侧应更加注重产业政策和资源配置的经济结构调整,将重心放在中期。林毅夫(2016)则针对中 国经济目前的现状与问题为出发点,提出坚持供给侧与需求侧双侧入手,增加有效供给的中长期宏观 调控,实施结构性改革。对于劳动力、环境、土地、资本和技术等生产要素成本的变化,政府、学术界也进行了相关的研 究。全国人大代表董祚继(2016)表示户籍制度改革是土地制度制度改革支撑,而土地制度的创新将 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起重大作用。环境保护部张耀东(2016)则从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
8、补短板五大方面阐述了环保对促进供给性改革发挥极其重要的作用。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蔡昉(2016)从调整劳动参与率、调整生育政策、培育人才资本、改革户籍制度四个方面阐述了劳动力要 素在供给侧改革中的重要性。柏培文和杨志才(2016)通过对长三角地区的考察,指出长三角地区的 资本要素配置扭曲现象与经济发展水平和市场化程度相适应,为降低资本要素的配置扭曲问题,应该 主动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些讨论都从不同侧面谈到了当前供给侧改革面临的问题,并提出了相 应的政策建议。而本文认为生产要素成本的结构变迁是供给侧改革的根本原因,中国经济的要素成本 的变化带来了中国内部产业结构的变化,改变了中国与世界劳动再
9、分工的大格局,由于要素价格变化 而带来的国内外经济形势的变化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源动力。总体来说,关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讨论涉猎到领域甚是广泛。而本文认为化解过剩产能、储备 粮改革、加强基建投资和资本领域改革是改革过程中的四大重要领域,需要引起足够的重视。关于化 解过剩产能的讨论也比比皆是,刘建江等(2015)通过总结国际经验,提出加强政府宏观调控和制度 创新;完善市场机制;优化产业结构;加大科技投入;扩大有效需求;实施“走出去”战略六大措施 以化解我国产能过剩。张兆安(2015)提出要发挥财政政策在消化产能过剩方面的特殊推动作用。国 家信息中心课题组(2016)提出通过加强政策的协调力度,落
10、实“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政策来处置 过剩产能。但是针对目前国内工业行业的现状,本文认为政府应该在关停落后企业的同时,充分促进再就业,减少劳动力市场摩擦;通过破产重组,改造升级优化产品,促进行业新增长点的产生发展。 尽管在化解工业过剩产能方面众说纷纭,但在储备粮问题上学术界的看法基本都支持国家仍然坚持收购储备粮。张红蕾(2005)认为这将确保以国家为主储备粮食,充分发挥国家调控粮食市场,确 保粮食供求基本平衡。张瑞娟和任晓娜(2016)的观点是提高农民种粮积极性,促进粮食生产。张素 勤(2016)的讨论是稳定农产品价格,维护农民利益。以上的学术讨论都从正面肯定了收购储备粮。 李全根(2016)虽
11、然并没有否定收购储备粮,但提到粮食管理体制中还保留着较多的传统计划体制的 内容、运行方法和特点。与众多研究不同的是,本文认为通过市场的力量既可以保证农民的权益又可 以保障粮食的安全。具体来说,政府应该利用补贴政策,使用市场的力量进行储备粮的改革;在保持 国内土地肥力的前提下,通过进口进行储备粮食和棉花。而在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方面,有关我国基础设施建设投资过剩的论调一直存在。卫梦星(2012) 在反事实框架下,应用新的宏观政策效应评估方法,根据研究结果指出,“四万亿”投资的长期作用并不 显著。孙早等(2015)也基于中国 2003 年至 2012 年之间的面板数据对我国基建方面进行了分析,认 为
12、我国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强度较高,这对我国经济的增长产生了一定的抑制作用,应通过调整基建投 入来减少基础设施产能过剩的现象。而本文认为尽管基础设施建设存量增速显著,但是在人均以及地区平 衡方面仍有较大的改善空间政府应该多元化投资主体,平衡区域之间的差异,加强环保方面的投入。最后,在资本领域的改革中,也有诸多学者认为放宽利率管制会导致一定的风险。纪洋等(2015) 的研究指出,利率市场化会在一定程度上使得部分银行破产退出,或者更多地依赖于财政补贴。钱学 洪(2016)尤其指出利率市场化对于中小银行的冲击更大,在存贷款利率市场化程度不匹配的情况下, 中小型商业银行面临的风险更大。在考虑到短期利率市场化
13、风险的同时,本文基于我国资本领域的现 状,仍然认为政府应该畅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建立健全我国利率市场化机制,合理引导投资者预期。本文余下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分析“十三五”开局之际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所面对的经济形 势;第三部分阐述“十三五”前期中国经济五大生产要素的相对稀缺程度发生了根本变化,这种变化是中 国经济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根本动力;第四部分着重分析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要任务以及发力 点所在;第五部分是全文的总结和政策建议。二、“十三五”开局之际的经济形势 在分析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之前,我们应该首先分析改革所面对的大环境。2016 年下半年以来中国经济企稳向好,呈现出三大亮点。第一,经
14、济结构持续改善。从产业结构看,2016 年第三产业增加值占比达到 51.6%,比 2015 年提 高 1.4 个百分点;产业内部结构也在不断调整和优化,第二产业中的高端制造业和第三产业中金融服务、 互联网服务业等占比不断提升。从内需结构来看,投资和消费结构持续改善,2016 年最终消费对经济 增长的贡献率为 64.6%;根据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测算,2016 年中国消费占 GDP 比重将 超过 47%,到 2020 年有望超过 50%,投资驱动的增长模式逐步改变。从外贸结构看,尽管外贸形势严 峻、波动加大,但出口结构却持续改善,以高铁、通讯设备制造、机械重工为代表的高技术、高附加值出
15、口产品占比不断提升。第二,中国在国际经济和金融领域话语权不断提高。一方面,中国 2016 年 GDP 增速居全球主要 经济体之首,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 30%,继续扮演全球经济增长的最重要引擎;另一方面, 2016 年中国成功举办杭州 G20 峰会、习总书记达沃斯发表重要讲话、人民币入篮 SDR、亚投行和金砖 银行顺利运营、“一带一路”战略取得积极进展等,表明中国正在扛起国际经济和金融治理的大旗,国 际话语权不断提高。第三,新经济、新业态、新动能不断涌现和成长,成为经济结构调整和动能转换的重要推动力。 以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制药、节能环保等为代表的战略新兴产业
16、占 GDP 比重已达 10%。以摩拜单车、共享单车为代表的共享经济迅猛发展、风靡一时,成为“互联网+ 传统行业”的经典实践。进一步分析“十三五”前期的复杂环境,我们认为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着以下两个主要风险。 第一,国际形势动荡仍存,尤其是特朗普新政可能带来的国际经济和金融环境的不确定性。特朗普上台可能推行的贸易保护、基建投资、联储加息、财政刺激等措施将对全球经济和金融市场带来冲 击,尤其可能对我国的出口增长和汇率稳定带来冲击;欧盟经济复苏相对脆弱,政治大选、难民问题、 银行不良、保守主义等都将给欧盟及全球经济增长及金融稳定带来不确定性;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 体之间、新兴经济体内部的分化将进一步凸
17、显,全球流动性或将出现短期拐点。美国方面,2016 年美国的经济表现和近期的经济数据将在很大程度上坚定新任总统特朗普“美国优 先”的施政原则,并努力实现“美国名义 GDP5%增长”的经济目标。尽管特朗普总统上台以来,其想要 实现的几大政策转向目前仍未落实,但这并不意味着“特朗普风险”已经减弱,中国仍需要高度关注 美国的相关经济政策,并做好应对风险的准备。尤其是在贸易保护和加息方面。 就贸易保护方面而言,特朗普将其贸易主张凝练地概括为“买美国货,雇美国人”。目前,美国已经 退出 TPP;中国最为关心的边境一致性关税(Border Adjustment Tax,BAT)这一政策主张则尚未落实。 若
18、 BAT 得以实施,考虑到中国对美出口的高比重,中国的出口可能进一步恶化。就 2017 年加息问题而言,随着就业和通胀数据的靓丽表现,美联储很可能会加快加息进程。耶伦等美联储官员在 3 月初已对市场进行多轮前瞻性指引。根据彭博利率市场检查,美联储 6 月加息概率同 样为 100%;根据 CME“美联储观察”,美联储 6 月加息概率为 95.9%。联储加息将导致美元走强,全 球流动性面临边际收缩,人民币贬值和资本外流的压力有可能增强。欧洲方面,近期以来,欧元区经济增长、就业和 PMI 等数据均有着较为积极的表现。2016 年欧元区 的经济增长率达到 1.8%,超过了美国的 1.6%。此外,欧元区
19、 2017 年 1 月份 PMI 达到了 54.4。在整体 经济呈现复苏迹象的同时,欧元区内部的分化值得关注。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意大利等国银行的高不良 贷款率可能在 2017 年再次成为风险事件。和经济表现相比,欧洲 2017 年的最大风险可能来自于政治不确定性。德国、意大利和比利时都迎来 政治最高领导人换届选举,而英国脱欧也已启动,欧洲政治发生多米诺式黑天鹅事件的可能性仍然存 在。当前民粹主义的发展态势仍然风头正劲,德国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另类选择党”(AFD)的佩特里被称为“德国的女特朗普”,其政策主张为反对欧元和进一步的欧洲一体化,停止接纳难民。即便是现 任总理默克尔及其所在政党,也在舆论和
20、选战压力之下,政策主张也开始有逆转倾向。若这样的民粹 主义政党在即将进行的大选中胜出,那么很有可能的结果就是欧洲一体化进程受到重创,欧元迎来暴 跌,欧洲经济陷入持续的泥淖之中。第二,国内金融领域面临潜在风险,应对不当可能殃及“稳中求进”的大局。一是,人民币汇率 贬值和资本外流风险犹存,两者反馈循环趋势有可能进一步强化;二是,银行业不良率上升趋势虽有 放缓,但并没有得到根本遏制;三是,非金融企业杠杆率偏高、地方政府债务风险集聚的问题仍在发 酵。2017 年以来,人民币兑美元和一揽子货币的汇率均趋稳。截止到 3 月 11 日,在岸人民币兑美元相对2016 年末升值 0.5%,离岸人民币则升值 1.
21、2%,离岸人民币估值超过在岸人民币,且离岸和在岸的人民 币远期帖水率均下调。在汇率趋稳的同时,资本外流的压力也有所放缓。继 2017 年 1 月外汇储备首次跌破 3 万亿之后,2 月外汇储备出现了去年 6 月份以来的首次回调,并重回 3 万亿关口之上。据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CCWE)估算,2017 年 1-2 月广义资本外流为 200 亿美元,相比于 2016 年的 5492 亿美元以及 2015 年的 7555 亿美元来说1,资金外流的趋势已趋于平缓。 2017 以来,美国等发达国家的政策不确定性上升,美元指数下降约 1%,而国内的投资、消费、工 业企业利润等一系列指标却有企稳态
22、势,这为我国进一步推进资本市场的改革提供了较好的窗口。在 强化贸易结售汇真实性审核、谨慎管理境内企业跨境投融资业务的同时,银行间市场的国际化进程也 有所推进。今年 2 月 27 日,外管局发布了允许境外非央行类机构投资者参与境内外汇衍生品市场的通 知,这一政策举措将很好地降低境外投资者的外汇对冲成本,有助于吸引更多的外资进入中国债券市 场 1 按照 CCWE 的测算方法,广义资本外流=外汇储备减少值+贸易顺差(包括商品和服务贸易)-汇率波动造成的外储贬 值效应。图 1 美元兑人民币在岸及离岸汇率 数据来源:WIND 数据库,CCWE 测算图 2 人民币兑一揽子货币汇率指数(以 2014 年 1
23、2 月 31 日为基期) 数据来源:CEIC 数据库,CCWE 测算三、生产要素成本结构变迁 针对近年来的经济发展形势,在“十三五”规划纲要中提出了“着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使供给能力满足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不断升级和个性化的物质文化和生态环境需要。”其实,对人民 日常的生产生活中影响最深的生产要素无非土地、环境、劳动力、资本和技术,然而这五个要素的成 本也随着经济的前行不断发生着改变。为了实现满足人民群众的需求这一目标,我们认为五要素成本 的变化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起到了关键性的推动作用,只有掌握这五要素成本变化如何作用于改革, 才能从根本上完成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一)劳动力成本骤增我国人
24、口众多,是世界上人口第一大国,2015 年人口普查显示,我国总人口达到 13.75 亿人,其 中全国 16-59 岁的劳动适龄人口总数为 91096 万,占总人口的比重为 66.3%。大规模的廉价劳动力支撑了很多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兴起和发展。然而,经过改革开放 30 年的改革历程,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 我国的劳动力使用成本已经大幅度提高。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官方数据显示,2015 年中国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为 21966 元人民币,比上年名义增长 8.9%,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 7.4%。与此同时,同期 中国的 GDP 增长速度仅为 6.9%,低于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图 3 2011 年-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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