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广州起义，史称黄花岗起义，又称广州三二九起义，是中国同盟会在辛亥革命时期最有影响力的一次起义。既往研究在革命史的叙述框架下，多从革命党一方分析辛亥广州起义的准备、经过和对辛亥年全国革命形势的影响，及其在辛亥革命史上的历史地位。至于这次起义对清末政局的影响，尤其是革命的对手方——清政府的因应、广东当局的善后措施，以及对广东地方社会的冲击、中外舆论的反响等问题，尚缺少细致而深入的研究成果。本文以清政府档案文书及当时报刊舆论为主，辅以时人日记、书信中有关辛亥广州起义的观感与评论，从各方对这次起义的系列反响来揭示清末政情的常态及新走向。
辛亥广州起义爆发于1911年4月27日，旧历三月二十九日。在同盟会领导人黄兴的率领下，革命党人攻击两广总督府，旋以力量悬殊等因素而失败。此举虽在广州，政治矛头所指却为地处千里之外京师的清政府。
4月26日，即广州起义前一日，北京方面已获悉广州将有革命党举事。该日，军谘处接广东参谋徐镇坤呈报，称接“密电”，“革党、三点及巡防三千人煽炽，初由驻防街放火，与新军同起事，探悉党穴二处，队官苏慎初、排长吴铁汉。”军谘处以事关重大，且未悉革命党究竟起事与否，一方面电询两广总督张鸣岐核实情报，一方面函禀陆军部查照。此情报与同盟会最初计划颇有相合之处，也就是说，这无异于提前向广东当局和北京方面发出广州将有变故的预警。
当时舆论已经注意到徐镇坤密电一事，称“徐镇坤文理不甚优，且其电多讹字，故军谘处不甚注意”。然而，核之上述军谘处的函件，可见军谘处做出了积极的反应，分别向陆军部和广东当局发出了及时的预警。
陆军部对于军谘处预警的函电作何反应，不详。至于广州当局，自署广州将军孚琦遇刺之后，已对新军有所防范。据说，在数日前又接获匿名函件，内有“革命党首已抵省城，不日戕官焚署”之语。在接到军谘处的询问电文后，一度以“全系谣言”回应。不过，在各方连续报警的形势下，两广总督张鸣岐“虽言其系谣传，然心中不无所恐”，遂于4月27日午后密为防范，故火起后得免于难。
事发当晚，张鸣岐即于亥时（21－23点）致电军机处，奏报革命党举事及广东当局应对情形。此电内容值得注意之处：一、广东当局在此前已获悉革命党将有来省城举事之说，并有所防范和布置；二、举事当日的应对尚属无大差池；三、此前已将新军移驻城外，防止与革命党串通响应，事后也无骚动；四、外国领事及城内外商民并未受扰；五、张鸣岐将责任揽于一身，请将广东文武官员“概免置议”。
4月28日，军机处获悉电奏，并请旨应对。据称，接获粤电时，已在当日午刻，“枢臣已将散值”，由于此事关系重大，领班军机大臣只得再次进内面奏，摄政王载沣以事起仓卒，颇为震惊，复召各枢臣密议许久，当晚撰妥密寄两广总督的电旨。29日，上谕称：“张鸣岐电奏悉。广东省城猝有匪徒多人轰击督署，殊堪诧异，经该督会同李准督饬防营分投扼守，围捕擒毙多名，未致蔓延，办理尚称迅速，所有文武各员着照所请，免其置议。张鸣岐事前已有防范，临时布置亦尚周妥，所请严议之处，着一并宽免。广东为沿海重要地方，屡有乱党勾结滋事，实属不成事体，倘不严加防缉，诚恐酿成大变，不可收拾，着张鸣岐认真督饬文武搜捕余党，从严惩治，勿任漏网，以靖匪氛而保治安，嗣后尤须加意防维，切实清查，毋稍松懈，仍将办理情形随时电奏。此次阵亡各兵弁，并着查明奏请优恤。”
据此可知，清政府在将广东文武各员免于置议的同时，鉴于张鸣岐事前有防范、临事应对周妥，也免其严议，饬谕广东当局继续搜捕余党，严密防缉，防止酿成不可收拾的“大变”。同时，对阵亡官兵予以优恤，以示朝廷恩典。清廷可谓恩威兼施并用，但威已稍弱。
至于上谕中所谓“殊堪诧异”一语，究指广东省城“猝”有变故，还是“轰击督署”，抑或兼而有之，则牵涉26日军谘处函禀陆军部的预警是否发生作用这一问题。该上谕在电发两广总督的同时，亦命将张鸣岐原电抄发陆军部、军谘处，或许并非仅是令“该部知道”，而是对此前预警的回应。
陆军部随之的举措于此有所印证。与上谕发布的同日，4月29日，陆军部即密电广东新军“蒋协统”，称：“顷闻粤省不靖，督署被焚，该协统有稽查统率之责，务仰随时密为防范，遇事电部，切嘱。”尽管陆军部所发密电经由两广总督转致，但要求新军协统“遇事电部”，无疑也向两广总督、广东新军两方明确职能隶属关系。
该电所提到的“蒋协统”即蒋尊簋，字百器，蒋智由之子，留日学生，先后加入光复会、同盟会，时任广东混成协协统。揆诸史实，广东新军备受广东当局猜疑，显然是空穴来风，事出有因。然而，亦不能据此及辛亥后新军将领的政治立场，就可以得出新军趋于革命的结论。由上述广东参谋徐镇坤向军谘处的呈报可知，广东新军内部心系清廷的军士大有人在。即使如蒋尊簋，在当时也未必不是处于骑墙之势，这可由其复电中探知。
不久，北京军谘处、陆军部两部门收到蒋尊簋4月30日的复电。电称：“粤省自二三月来，时有匪党希图起事之谣，迨三月下旬，风传日甚，有谓已勾通新军者，有谓起事后即行扑攻新军者，有谓匪等密定赏格使戕新军官长者。制宪已密调水陆防军扼要驻扎，旋由本协探知匪巢，丛匪等撒火为号之诡计。统领即将情形会商参议，密禀制宪，设法搜索，一面督率官长昼夜防范，扼要驻守，兼筹并顾。廿九酉刻城中火起仓猝，督署被焚，逻察本协兵士安静如恒，当晚加派（误码一字）哨分途巡缉。”
据此电文所称可知：其一，同盟会在广州秘密据点及起事计划，实由蒋尊簋“探悉”，呈报新军统领及两广总督；其二，电文声称革命党串通新军仅为风闻，同时还有革命党与新军为敌的风闻；其三，革命党攻两广总督署的当晚，广东新军兵士“安静如恒”。作为被广东当局猜疑的对象，蒋电的回应，不仅在于剖白心志，而且意在表功，再次强调此次督署被焚之乱，系由新军首先提供情报，揭发了革命党密谋。这也印证了既往研究所指出的黄兴等人在广州密谋发动起义之时，有内奸告密的说法。
综观上述事实，不难看出在起义前后，北京方面有一新设机构的作用比较突出，即军谘处。该处不仅在事先提前获得革命党在广州密谋起义的情报，而且在事后又能接到广东新军方面的后续呈报，无疑是北京方面应对广州变局的新枢纽。
作为丙午官制改革时议设的新机构，军谘处只是军谘府的过渡机关，暂隶属于陆军部，至1909年从陆军部分出，专派贝勒毓朗、载涛管理军谘处事务。在历经辛亥两广总督署被攻击之变后，1911年5月8日，上谕改军谘处为军谘府，称：“自宣统元年五月设立军谘处以为军谘府之基础，现已时阅两年，筹办已有端绪。参谋军事，最关重要，着即设立军谘府，秉承诏命，襄赞军谟。所有军谘府官制一切事宜，即着该衙门妥速详拟奏闻，候朕裁定施行。”自此，仿照日本参谋本部掌管全国陆海军令而设的军谘府正式成立。与此同时出台的则是时人期待已久的内阁官制。这些重要制度改革的出台，与辛亥广州起义（时称“粤事”）不无关系。
在此之前，内阁官制迟迟未颁，已引起舆论的不满，而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筹谋的开党禁一事也不了了之。至革命党人先后在广州刺杀署理广州将军孚琦、攻击两广总督署之后，有传闻称“枢府以广东革党虽已平静，惟不能长恃兵力，拟于日内秘密会议善后办法”，试图做出某些变革，刷新政局。
当时在京师活动的徐佛苏已注意到革命活动刺激了政局的新变化。5月4日，他致函梁启超、汤觉顿称：“开赦之说，前本有因，但前函所陈稍有推助，故曾嘱令娴公子必转递台中，冀以耸动彼方，不知果已递到该处否？至如近日，开赦之说又有生机。闻阁制不日发表，枢垣谓发表后，其第一义即当召赦，此言颇确。但飘蓬之政府果能其所见召否？粤中近出两案，亦是造因之一法，当静以待之。”将革命党在广州的活动，视为清政府颁布阁制、开赦转机的一种推动力，此言出自清政府、革命党之外的第三方之口，可谓是旁观者清。
此外，革命党在广州举事的消息传至京师，在朝野舆论方面产生了不小的冲击，以致谣言四起。5月1日，民政部右参议汪荣宝在京接友朋电询：“闻本日民政部逮捕多人，究竟有无其事？”旋“告以系属谣传”。当时汪荣宝以为是当日民政部“奏请将顾瑗等三人解任勒令回籍，致生误会耳”。三日后，他又有听闻“今日有廷寄到陆军部，逮捕杨％子，云因粤事牵连，将处以监禁之刑”，大概才意识这些四起的谣言应为广州起义在京师引发的反响，不禁感叹“甚矣，京师谣言之多也”。
京师充斥谣言，必然引起人心浮动。在各方纷纷电告有革命党入京的情形下，京城防卫变得“严之又严，密而又密”，除派人稽查东、西两火车站外，又派侦探分布在内、外城各方，其重点排查人群有二：一为旅居京中剪发的官商，又以衣着区分为剪发着西装者与剪发着华装者两类人；一新抵京城的官商，须一一查明其抵京日期、年貌、履历、行踪等内容。另有民政部会同京汉铁路巡警局，各派数十名探兵，随同火车往来，以便在车上访查。若此类举措，难免又令京城人心加重惶恐。
受此影响，列强驻京各使馆亦纷纷增添卫兵，且一律配备子弹，守卫甚严，如临大敌，又在东交民巷以修路之名行禁止车马通行之实，据称“恐革党潜迹至京，该使馆或遭池鱼之殃，故预为防范之计”。果真是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不过既然名为“池鱼之殃”，表明自身并非革命党欲攻击的“城门”。
清政府不得不做出重大改革，以挽救时局和笼络人心，只是事与愿违。随着新内阁官制的出台与内阁成员的任命，特别是所谓皇族内阁之举，连原本心系朝廷的官绅都称：内阁“十三人中，而满人居其九。九人中宗室居其六，觉罗居其一，亦一家也。宗室中，王、贝勒、贝子、公，又居六七。处群情离叛之秋，有举火积薪之势，而犹常以少数控制全局，天下乌有是理！其不亡何待？”这无疑使许多士人对清政府的满腔期待最终落空。
有意思的是，当时各方政治团体及势力面对这样的新局面，似乎都呈现出一种悲观情绪：（一）革命党方面，自广州起义后，黄兴、汪精卫等人都一度悲观，愤而重建暗杀组织，欲行个人主义开展暗杀活动；（二）立宪派方面，对清政府失望，甚至提出“今日钦定之阁制，固为吾民绝对的不承认”之语，转而寻求其他出路；（三）京师及各省官员亦不满于新阁制与新内阁，至少在心态方面与朝廷有所疏离；（四）即使是清政府内部，对于这样仓猝而成的朝局亦不甚满意。5月10日，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明确指出：“政府体制的以上变动，尽管有着冠冕堂皇的理论依据，但除梁敦彦的任命外，总的讲，似乎并未使全国人民感到满意。在我看来，尤其是资政院的那批议员是不会有耐心继续留在由那些换了头衔的军机大臣们所把持下的行政机构里”。正因如此，后续而来的一场前所未有的变革，才会成为大多数政治团体与势力重新寄予希望的所在。
自1895年乙未广州首次举事之谋，迄至1911年辛亥广州起义，十数年间，革命党在广东多次筹谋颠覆清朝的大举，这也令清政府不得不提高警惕。在1911年革命党攻击两广总督署之后，清政府在4月29日的上谕中已言及“广东为沿海重要地方，屡有乱党勾结滋事，实属不成事体，倘不严加防缉，诚恐酿成大变，不可收拾”，希望广东当局能够避免此类“不成事体”的事情再次发生。
4月30日，清政府又追加电谕，明确提出令广东当局妥筹善后事宜，谕称：因广州城内外商民未受扰，地方官谧，“张鸣岐等办理此事尚称妥速，着仍严饬各营队尽力搜捕，从严惩办，勿留余孽，并将善后事宜妥筹办理，毋任再滋事端”。显然，“善后事宜”并不仅仅在于搜捕余党，更重要的是如何“毋任更滋事端”，需要筹备的举措必然涉及广东原有的统治秩序。
广东当局的善后办法，就前后因应和善后而开展的新举措而言，约有调借桂兵、派驻军舰、奖励官员、添招勇队、抚恤居民、修建衙署等方面，以下分别论述。其一，调借桂兵。在革命党攻击督署之后不久，广东顺德、佛山等地又起变乱。5月1日，张鸣岐只得电请政府援助。
其一是请求从广西调兵相援，略谓“粤垣匪乱渐清，省外土匪乘机蜂起，剿办尚未得手，兵力单薄，大局垂危，请饬广西提督龙济光抽调广西防勇八营，亲自统率，星夜赴援”。而广西巡抚沈秉亦有电奏广东乱事。2日，清政府认为“广东省城乱事甫定，各属匪徒又复纠合起事，该省营队不敷分布，自应厚集兵力，移缓就急”，故而准许由沈秉电促龙济光抽调防勇，选所部精锐，前赴广东，并饬浔防督带吕春就近率带所部两营赴援。至于广西提督，暂由陆荣廷兼署。其二是请求援助军械，称“枪械缺乏，请饬两江、湖广总督速提精利五响，每枝配码五百颗，派轮克期迳解衡州，由桂派员接运”，业经清政府谕令两江总督张人骏、湖广总督瑞贗迅速委员解运，毋误事机。
调桂军援驻粤东，此为清末民初的大事。张鸣岐原任广西巡抚，熟悉桂政桂兵，其请调龙济光援粤，非仅仅在于平定一时之乱，而在于加强他在广东的统治力。5月2日，龙济光接电旨，即将所部精锐八营编为前后两队，前队于3日开拔，至4日陆荣廷抵南宁接篆后，龙济光亦于是日交卸，率领后队赴广东。
其二，派驻军舰。平定顺德、佛山之乱事甫有进展，惠州、潮州等地又传有起事之谣。5月2日，张鸣岐又电奏称：“现时省城乱事粗平，人心渐定，倘省城土匪日内不至再有另股起事，勉力尚可支持”，至于惠州、潮州等地，请“准海军部拨派巡舰两艘，前往惠、潮洋面镇慑，并蒙加派二三舰来粤听候调遣”，“但盼援兵早到，匪党闻风震慑，或可潜消隐患，不致贻朝廷南顾之忧”。此为请调桂军之外，再请海军前来广东驻巡的新举措。
其三，奖励官员。5月6日，张鸣岐向军机处详细奏报革命党在广州举事的情形。他说从所获革命党人的讯供来看，此役“系孙汶主动，军火皆在外洋购置，党中分广东、广西、湖南、江苏、湖北、安徽、江西、河南、四川、云南、福建十一部，人数多寡不一，各部均举有代表，因广东密迩港澳，易于偷运军火，是以定在广东起事。”
其四，清查户口。筹备治安善后事宜，巡警道自然责无旁贷。当时署理广东巡警道的王秉恩，既获赏以振勇巴图鲁名号，又承两广总督之命办理清查革命党事宜，不得不检讨此前清查制度的利弊得失，进而提出可以付诸实践的新办法。
除以上几项善后事宜外，还有如抚恤居民、修复总督署等事务，均需款项。据称，张鸣岐电奏善后事宜的开支问题时称：“此次乱事平后，派驻军舰、调借客兵、添招勇队、抚恤居民、修建衙署等善后事宜，非百余万款不办”。适值广东禁赌之后缺乏饷源，“除应解洋款紧要仍勉筹通解外，查四、五月份关、藩、运三库有应解京海军、步军各经费暨香腊贡款、崇陵工程等项，共银一百一十万两，恳准暂予缓解，以便挪济目前善后之需”。《申报》谓此情形为“闹得一团糟”。
所谓“一团糟”，似乎也可以理解为革命活动对广东政局冲击影响的结果。换而言之，尽管辛亥广州起义并未取得成功，可是由此引发的问题，激化了广东政局、社会、经济等各个层面的矛盾。广东当局举办的善后事宜看似是政治、军事、治安等方面举措，实质上最终仍要归结到经费来源和开支层面，甚至影响到社会各阶层和广东经济状况，这也可以说是革命活动对广东政治与社会多层面的整体冲击。
孙中山在《＜民报＞发刊词》中揭橥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强调其片片落在“民”字，以示与一般反清运动的政治差异。此后中国同盟会虽举行数次起义活动，但地点往往在离政治中心较远的边地，而少有辛亥广州起义这样直接在省城的大举。因此，这次革命活动能够更多引起各界人士的关注，甚至彰显革命党、清政府在政治方面的差异。
与一般匪乱不同，中国同盟会的革命活动不在劫掠民众财产和冲击洋人。在辛亥广州起义的当晚，张鸣岐在电奏中即称“沙面领事洋商早经派有专营及兵轮保护，现未被扰，城内外商民亦无被匪攻击之事”，有意将中外商民未受攻击与骚扰之功归于自身。
实际上，早在1906年刊布的《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其中的“安民布告”声称：“军队所过地方，对于国民决不侵害，我国民不必猜疑惊恐。为士者照常求学，为农者照常耕种，为工者照常工作，老少男女照常安乐居家”；“对外宣言”亦承诺“保护外国居留军政府占领之域内人民财产”。或因同盟会历次起义较少在省城发动，其宗旨与实践较少为国内一般民众所熟悉。
不过，以暴力形式呈现的革命活动，无论旗帜多么鲜明和军纪多么严明，在省城居民看来，仍是一种非常态的事件，难免引起骚动与不安。据称，有绅民较早获悉革命党将在广州举事，提前迁移避难，这也是造成革命消息泄漏的一条渠道。英国驻广州总领事杰弥逊注意到：“整个4月间，即将发生暴动的谣言盛极一时，尽管革命党人保密工作做得相当好，但许多中国人似乎已经知道要出乱子，西郊的一些富户在4月27日以前已经逃往香港或澳门。”也有人记述，时任广东谘议局副议长的丘逢甲，虽主张革命，亦与督臣往还，传闻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死，因丘氏告密，辛亥后丘氏作为广东代表赴南京参加临时政府组建会议，“为黄兴所痛斥，呕血而死”。这或许可以与当时报刊披露士绅避难而走漏消息相印证。
在广州起义之后，居民更是蜂拥赴港澳避难。不过，广州民众纷纷迁徙港澳之举，给港英当局带来压力。早在5月初，香港总督即致电两广总督称：“省城居民如再纷纷逃避来港，定即不准登岸。”迫此压力，广东当局颁发谕令，劝告居民勿再赴港。谕称：“现下省城乱事已经平靖如常，各处皆有大兵保护，巡警亦照常站街，此后居民勿再惊疑迁避。访闻香港、澳门两处大小客栈早已住满，房舍亦租赁一空，倘再前往，不独跋涉无谓，更虑人多挤拥，发生时症，惹起外人苛待，则悔之晚矣。”虽有广东当局的晓谕之令，但仍难平息民众的恐慌。
总而言之，若从广东民众的视角来反观革命活动，确实可以印证革命的宣传在民众层面比较薄弱的说法。一般民众乐于安逸，不喜战乱，本是人之常性。广东当局所颁安民告示和禁止谣言告示相同步，声称城内外及各处乡镇均已平静无事，若茶楼、酒馆等处故意煽惑，传言滋事，“乱事初定，未免人心惶惶，亟宜出示禁止，不得造言说谎，如违，定即拘究”，希望借此平息谣传。而此前所施行的治安措施，在乱后反而令广东绅商所接受，时论以《羊城公论》为题，称“自乱后，官场与绅商等之意多赞美港中政府行搜缉军装例之严，及巡警防闲治安之力，否则日持械作乱者，必不止此数，情形必不可问。”此论或可反映一般民众的态度。
在广州起义不久，《香港华字日报》于5月2日发表评论，表彰两广总督张鸣岐的应变之才，赞扬他事后布置妥当，“使内外不至为乱党之谣言所惑，乃徐为布置，密事编查，比户不惊，余孽就逮。吾观于此，非特叹张督之处变有才，且不能不赞张之才足济变矣”。此论应变与济变，尚有过誉之词，至于何以生变之处，则避而不言。
《香港华字日报》注重省、港秩序与商民利益，自然无意站在革命党立场，乃至称赞广东当局及指责革命党。次日，又撰文《粤垣变起之疑问》，称“时至今日，人类之思想，至不齐矣。以不齐之思想而欲乘时以逞，其希望虽不可得知，而要必以无侵害人民之幸福为宗旨。”继而指责革命党“果为大多数人谋幸福”，为何“不起于北方，而仅起于粤垣”？若以排满论，“既起于粤垣矣，不发难于旗满界中，乃发难于督署”？名为排满宗旨，“实属侵扰社会之安宁秩序”。
5月6日，该报又摘译西报论说，试图借外人之口探究革命党举事的原因，首称“羊城革党之变，如巨潮忽起忽灭，不数日间，四境安静，广东政府治变之得宜，于此可见”，至于所述革命宣传方面，则特地指出闻听革命党“明击满清，暗攻近二十年内干涉中国及有害中国至于此地诸外国”，借口瓜分之说以倡革命。此论的要害之处在于，不仅将革命党与清政府对立，而且要把革命党与在华列强相对峙，试图借外方舆论抹杀革命活动的正当性。
革命之后的时局不安和民众惶恐，其直接原因固然是革命党举事，但深层次原因可能要归咎于清政府及广东当局。作为清朝尊崇的经典之一，《论语》述商汤之言曰：“朕躬有罪，无以万方；万方有罪，罪在朕躬。”即为明训。况且此类以推翻清政府为目的的革命活动，若非执政有失，恐怕难以获得各方理解和支持。
事实上，当时中外各方舆论已注意到，革命党起义只是攻击两广总督府，并未扰及中外商民。中外舆论除了关注起义对商业、民众财产及社会秩序的影响之外，也注重深究起义的根本原因。值得注意的是，舆论并非一味指责革命党及革命运动的破坏性，而是将矛头指向清政府。
“革命”无疑是20世纪中国最重要的一个时代命题，而辛亥革命仅是一场开幕。在原有革命史的框架下，围绕革命党的诸多正面言行得以充分的探讨与梳理。至于国内各方如何认知革命、接受革命，以及革命对中国政治、社会、文化等多方面的冲击与影响，仍有待深化研究。本文从辛亥广州起义入手，梳理革命的对手方如何因应革命活动和布置善后事宜，以及起义对广东社会、民众的冲击，即是希望跳出革命党一方的视角，从多元视野重估辛亥革命的影响。
从乙未广州起义至辛亥广州起义，中外各方对孙中山、革命党、革命的认识逐渐深入。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各方对清政府筹备立宪举措不力的种种负面认知，逐渐弱化了对清政府的寄望。他们对革命党与清政府的逆向观感，与其说将政治立场转向革命党，毋宁说是对清政府的失望。
在辛亥广州起义之后，中外舆论对革命党及革命活动态度的同情和肯定意见，无疑为武昌起义后的新时局奠定了舆论基调。当时即有评论指出，若清政府不能因应革命风潮而实行立宪，挽救时局，则革命党“现在不过于粤东一隅之地小起变乱，将来倘于各省埋伏殆遍，则一地告急，各方响应，将如之何而善其后哉”？瑖平情而论，言此语者或许不过激愤之言，欲凭借革命之势以危言耸动清政府速行立宪，却不料一语成谶，只是预言所谓的“将来”并未太远，仅仅在5个月之后，一切果真就应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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