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阳造币厂是我国历史最悠久的造币厂，如今这里已经成为了我国的合金硬币生产基地，地位显著，员工众多。
对于厂里上了岁数的老员工而言，造币厂几乎承载了他们所有的青春，其中还包括了一段很难释怀的噩梦。这段噩梦，就是曾经在全国轰动一时的黄金失窃案。当时超过八百两黄金失窃，数额为建国之最。
案子发生在困难时期，那时沈阳造币厂还叫六一五厂。由于管理混乱，安保措施欠缺，黄金于1961年3月18日傍晚失窃。
800两黄金不翼而飞后，现场几乎没有找到什么有价值的线索，案件调查很难展开。由于数额巨大，窃贼也迟迟未能抓捕归案，此事甚至一度震惊了周总理和李先念副总理，中央对此还给沈阳警方施加了不小压力。
在没有任何线索的情况下，警方只能从工厂内部入手，将整个六一五厂的员工和干部都列为了犯罪嫌疑人，还鼓励员工互相检举。当时但凡有嫌疑的人都会被关押起来，其中少不了吃苦头，一时间搞得人人自危。
后来为了揪出窃贼，工厂还特意设置了一个“检查小组”，专门负责对员工的“检查”。除此之外，各种检举会、斗争会也是层出不穷，不仅严重扰乱了员工的正常工作和生活，更是让人们绷紧了神经。
在一次次紧绷神经的过程中，一些没有犯罪的人也不免开始对自己产生了怀疑，其中就有一名参加过抗美援朝的老兵，实在受不了这种刺激了，就自己冲上了台去谎称：“这金子是我偷的。”
老兵想得很简单，干脆拉出去枪毙算了，这样一趟趟折磨人，整的全厂人心惶惶，像什么话啊。
只不过，老兵平日里是厂子里出了名的老实人，厂里没有人相信他会干得出这事，就连专案组的人也不相信，所以对他的处理只是不了了之。
就这样，在高压的氛围下，员工们一天天过着惊心动魄的日子，可窃贼就是找不到。直到十九年后，随着窃贼开始出手金子，罪魁祸首这才浮出了水面，而案子也才得以水落石出。
本期文章，笔者将带大家回顾这起建国以来最大的黄金失窃案，了解其背后真凶十九年的藏匿之路。
进入“三年困难时期”不久后，为了缓解经济压力，中央政府曾从全国收集了一批黄金和白银冶炼，准备用以出口。而这个无比重要的任务，就被分派到了六一五厂头上。
六一五厂领导深知这个任务的重要性，当即将其作为了一项保密工程来对待，为了起到保密的效果，工厂内部还把黄金代称为“100号”，白银代称为“200号”，以免引起外人注意。
没过多久，黄金和白银就被冶炼了出来，成堆的黄金都被堆放在了车间等待出口。
百密一疏的是储存仓库只用简易木板搭建而成。当时车间里可以用满地金银来形容，如若想要偷窃相当容易，只不过大家向来相信员工们的自觉性，所以并没有加以防备。
然而谁也没有想到，这份信任竟会被辜负，因为这满地唾手可得的金银，还是引起了生产科科长关庆昌的注意。
1961年3月18日，这天是星期六，六一五厂员工们都惬意着周末的到来。
下班以后，大家都在浴室里畅快地洗着澡，唯独只有关庆昌简单洗了一下就匆匆穿好衣服，与所有人打了一遍招呼后，头也不回地走出了浴室。
在确认没人看见后，关庆昌溜进了自己的办公室，拿上事先准备好的手套和羊角锤，又悄悄进了车间。
车间的情况关庆昌可再熟悉不过，没费多少功夫，他就撬开了储存仓库的木板墙，随即又撬开了装黄金的木箱子，拿走了两块黄金。
回到办公室后，关庆昌就发现了一个问题，那就是这两块黄金重达50斤（旧制十六两一斤），拿在手里都重得够呛，如此重量想要轻松带出去，显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犹豫片刻后，关庆昌将黄金系在绳子两头掖在裤腰里，又把绳子挂在脖子上，赶紧强撑着朝家赶去。绕是自己身强力壮，他都累得够呛。
幸好当天晚上天空下着雨，关庆昌穿着雨衣，加之天色已晚，所以他脸上奇怪的汗珠和僵硬的脚步，并没人注意。
顺利将黄金偷回家后，关庆昌和妻子都很不安，毕竟这是重罪。但夫妻二人早已说服彼此富贵险中求，他们这时也顾不上太多，将黄金藏在箩筐下后，关庆昌就赶紧洗了把脸，拖着还没缓过气来的身躯朝工厂俱乐部赶去。
他的思路很清晰，去俱乐部跳广场舞，以此来为自己获取不在场证明。
新的一周开始后，负责保管黄金的包装组组长郭家惠像往常一样到办公室上班，可他刚一进门，青年工人高兴贵就惊慌地跑到他的面前，嘴唇哆嗦着，说道：“100…100号被盗了！”
这个消息如同晴天霹雳一般砸向了郭家惠，他有些晕眩的望着高兴贵，半晌才憋出一句：“什么？”
高兴贵倒不含糊，直接脱口而出：“金子丢了！”
这时有不少员工都闻讯过来，郭家惠强装镇定，赶紧带着包装组工人去现场查看。看着已成事实的失窃现场，郭家惠心里又痛又怕，急忙向厂里报了案。
在那个年代，人们多有着这么一种观念，但凡是报案的人，一定和案子脱不了干系。郭家惠自然是陷入到了这种“常识”之中，再加上他包装组组长的身份，容易接触金子，很快他就被请进了厂长办公室，当成了监守自盗分子审问。
面对着一双双威严的眼睛和一番番严厉的质问，郭家惠很委屈，他不明白自己为什么就成了监守自盗分子。虽然想到自己难免会被当成怀疑对象，可怎么也想不到，自己会直接被当成犯人审讯。
由于“不肯招供”，郭家惠被关押反省，与此同时，最先发现黄金失窃的高兴贵也被当成了怀疑对象，两人还被当成同伙配对，一同关进了厂子里。好在后来有证据排除了两人的嫌疑，不过二人还是被关押反省了三个多月。
审讯郭、高二人无果后，公安就意识到窃贼可能另有其人，于是一边监视郭高二人，一边在厂里组织起了斗争会，声势十分浩大。
当时每个公安负责十多个工人，采取背靠背的方式，互相检举揭发。在每个工人说出自己认为的可疑对象后，工人们还需要按手印，搞得大家人人自危。
而经过对现场的侦查后，公安人员发现了几个布鞋印，判断出作案工具为羊角锤，列为了重点线索。得到这两个线索后，办案人勒令员工上交穿的布鞋和家里的羊角锤，准备以此比对后作为关键证据。
只不过，这一切都被关庆昌看在了眼里，也早被他预料到。偷完黄金那晚，他就让妻子连夜给自己的布鞋换了鞋底，而作案用的羊角锤，也被他利用周末的空隙扔进了一所学校的厕所中。再加上案发当晚他有去俱乐部跳舞的不在场证明，他坚信自己不会是被怀疑的对象。
结果也正如他所料，案子并没有查到他的头上。
有意思的是，在员工们提供的可疑对象中，六一五厂保卫科的护厂员贾清吉遭到了很多人的怀疑，理由是他曾经指责过厂里的安保问题。
原来在黄金被盗以前，贾清吉就意识到厂子的安保工作不行，为了引起上级的重视，他还曾拉着几位厂长到上锁的金银库大门前，亲自演示了如何轻松打开库门，但并未得到重视和回应。
这原本是贾清吉的一片苦心，可他没有想到，黄金案发生以后，这片苦心却成为了他作案的“证据”。人们普遍认为，黄金失窃时机巧合，这分明是贾清吉的“自导自演”，他正是通过这种行为来麻痹众人，借机报复领导。
果然，贾清吉成了重点怀疑对象，理由是他情况熟、胆子大、身体健壮，且作案动机明显。贾清吉是共产党员，加之他一身正气，这等怀疑对他无疑是侮辱。所以，他发表抗议，言辞诚恳，可毫无效果。
于是，贾清吉就蒙上了不白之冤，连他的档案里都被刻上了“100号案件重大嫌疑分子”的可怕字迹。之后，他一路被调到了四川三线，人生轨迹彻底改写。
不过，生性乐观的贾清吉，并没有因此失去对生活的信念，虽然他承受了不小的折磨，可他坚信自己会有恢复清白的一天。
秉着这个念头，他甚至还在艰苦的工作中发明了一种土铣床（加工零件的机床），这项发明极大的促进了工厂的生产能力，两天就能干出一个月的活，被誉为“一土顶八洋”。
不得不感叹，贾清吉实在是一条好汉，尽管蒙受委屈，他还是用自己的方式证实了自己对党的忠诚，这与可恶的关庆昌完全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而关庆昌，这个扭曲了不少人命运的无耻小人，却逍遥法外，享受着历史特殊时期为他带来的机遇。
关庆昌算得上彻头彻尾的伪君子，他在工厂里戴着一层厚厚的面具，极力将自己伪装成了一个大好人。工作上，他从来都是保持谦卑，“老实勤快”是他给自己贴上的标签，厂子里的脏活累活他都抢着干，尽管身为干部，也没有半点架子。
待人处事上，关庆昌更是明白怎样做一个受人喜欢的人。首先他奉守的信条：见人三分笑，不说人好，也不说人坏。两人过道，他会礼貌让对方先走，有人找他办事，他会站起来，让出好的一把椅子。自己的孩子和别人的孩子打架，不管谁对谁错，他都会先给自己的孩子一巴掌，然后给对方赔礼道歉…
对于这样一个人，人们怎能不喜欢？
不过老祖宗很早就告诉过我们一个道理，“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关庆昌所做的一切，显然不是出于道义，那么他的目的就非常明确了，为了给自己捞资本，政治资本。
而结果也如关庆昌所想，他的处世哲学让他获得了足够的回报，厂里的人对他都没有任何意见，他堪称老好人，任何坏事儿都牵扯不到他身上。特别是在黄金案发生以后，人们在检举可疑对象时，没有任何人写他的名字。
值得一提的是，在厂里开展斗争会时，关庆昌的“良好表现”还让他收获了足够的信任，特别是专门监察的“检查小组”，他还是成员之一。窃贼帮忙找窃贼，这样的案子，哪有破得掉的道理。
由于案子迟迟破不了，这件事还传到了中央，连周总理和李先念副总理都亲自过问。到了1964年，在国务院的指示下，中央总行还特意向沈阳派了工作组，决心搞清100号案件的真相。
知道中央派人来的目的后，关庆昌着实吓了一大跳，他生怕有什么不利线索指向自己，于是睁大眼珠子观察工作组的一举一动。
然而观察了一阵子后，关庆昌便放下心来，因为工作组此行只是将之前被列为重大嫌疑分子重新折腾了一遍，他明白“雨点儿”不会落在自己身上。
经过这次“重查”，厂里的“斗争会”开展得越来越多，而遭到怀疑的人也越来越多。除了已经被“处理”的郭家惠和贾清吉外，就连当时六一五厂的厂长李榆，也被当成重大嫌疑分子揪了出来。
李榆是老革命，且一直都在帮党管理财产，早年他曾冒着生命危险潜入白区帮组织采购物资，经他手办的资金没有一笔出过问题。只不过在不断的斗争会中，身为一厂之长的他也莫名被指控为重大嫌疑分子，一度被关进了牛棚。
离谱的是，不知是哪位专案组队员的猜测，说是李榆可能将黄金藏在了已经过时的母亲的棺材里。于是，一行人不辞辛劳跑到李母墓前，掘墓开棺，却一无所获。
更离谱的是，又有人说李榆家曾有个保姆，于1959年无故离开，她很可能是李榆的特务上级，而黄金正是李榆送去的活动经费。于是，专案组又辛苦对这个保姆展开了追查，几经审问，竟得知她只是一介普通农妇。
可怜的李榆，怎么也想不明白，自己兢兢业业干了一辈子，却无故遭这无妄之灾，不仅身陷囹圄，祖坟被掘，就连和自己有牵连的人，也都被牵扯进来。
而在搞垮了一个个重大嫌疑分子后，专案组依旧不依不挠开展着“斗争会”，“教育”员工要勇于承认错误，主动上交黄金，争取宽大处理。
在猛烈的宣传攻势和“抗拒从严”的斗争下，工人们的神经都绷到了极致，即便是没有犯罪的人，都不免对自己产生怀疑。当时有一个参加过抗美援朝的志愿军老兵，不忍看到大家受折磨，于是在一次斗争会上，他主动冲上了台，谎称：金子是我偷的。
只不过这位老兵平常很受人尊敬，同时他也是厂里出了名的老实人，所以人们都清楚他的用意，只将他劝下了台。
至于真正的窃贼关庆昌，由于在斗争中表现出色，不仅在一次次风波中保住了位子，还几度被评为了模范人物，甚至还当选了“先锋战士”、“人民好干部”等，这不得不令人惊讶。
但有意思的是，关庆昌虽然得了黄金又躲了制裁，可黄金带给他的并非是他想要的生活。因为他所偷的黄金，太难出手了。
对于民间来说，一般黄金纯度最高也就能达到99.9%左右，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千足金，或者“999金”。但关庆昌所偷的黄金，是高成色的工业用黄金，其纯度远不是民间黄金所能比的。
对于这一点，关庆昌也是非常明白，所以他得手后并没急着将黄金出手，而是准备想办法自己进行熔铸，先降低纯度。
但黄金不及时出手，放在家中无疑就是一个隐患，关庆昌无时无刻不担心被人发现，毕竟这么一笔财富，放哪儿都会觉得不安全。
在偷窃黄金两年后，关庆昌决定搬家，他申请了一个带院子的破旧小屋，将自己原本住的“两水两气”的平房换了出去。
这样的行为在当时的人们看来无疑是很难理解的，毕竟当时能够住上“两房两厅”的人是极少数，这无疑是个亏本买卖。对此关庆昌对外宣称“要把方便给别人”，但只有他和妻子明白其中用意。
搬到新家以后，关庆昌就将黄金装进坛子，然后埋到了院子里。此后的时间里，他每天去看一看，确保金子的安全，顺便做做发财的美梦。
不过自从藏了黄金以后，关庆昌夫妇每天无不担惊受怕，害怕被邻居发觉异常。于是，关庆昌还特意砌高了院子的围墙，大门也整天锁闭，几乎不与邻居里往来。
甚至在儿子结婚时，关家都是大门紧闭，一家人冷冷清清就结了婚礼。当时妻子害怕邻居起疑，关庆昌就在紧锁的大门上贴了两个“喜”字，对外号称为儿子举办“革命式的婚礼”，以此来掩人耳目。
虽然有人对关家的异常起过疑心，只不过谁也没有将其与黄金失窃案联系，人们也只当这一家子奇怪，当成了轶事来说。
这样的生活，关家整整持续了十七年，而在这十七年里，关庆昌还尝试过无数种熔铸黄金的方式，但都以失败告终。
到了1980年，距离关庆昌偷黄金已经过了整整十九年，在这十九年的时间里，关庆昌夫妇不仅没有享受到一点财富带来的喜悦，反而还受够了提心吊胆，好好一个家更是早已畸形不堪。
当年3月，国家宣布提高金银的收购价格，而且开放了售卖金银的条件，不需要任何证件就能交易。得到这个消息后，关庆昌夫妇简直欣喜若狂，似乎期待了多年的荣华富贵终于要实现。
为了证实这个消息，关庆昌夫妇还特意去了银行一探究竟，结果果然无误，银行方面是“认金不认人”。
当即，夫妻俩就计划起了售卖黄金的事宜，他们决定先出手一小部分，看看情况后再做打算。
当天晚上，关庆昌就挖出埋了十七年的坛子，他从中拿出一块此前锯下的6斤多的金子，然后锯下一半交给了妻子，其余的则全部藏在了衣箱底下垫箱子的两个大匣子中。第二天一早，妻子就拿着金子去银行出手，而他则正常去上班等候消息。
但让关庆昌怎么也没有想到的是，妻子将金子刚一出手，银行方面便发觉了金子的纯度不对劲，随即联系了公安机关。而后在公安机关的追问下，关妻根本无力解释，最终只得尽招。
对于妻子被抓招供这个结果，关庆昌根本没有料到，此时的他还在惬意地等待着妻子的消息，准备回去好好庆祝。然而，当他听到保卫科长对自己的传唤后，他才顿感不妙，随后而来的公安人员更是让他直呼完蛋。
后来的审讯，关庆昌倒也承认得果断，根据他的指认，金子被尽数找回，基本上没有缺失。之后根据法院的审判，关庆昌被判处了死刑，不久后改判为无期徒刑。
至此，这起长达十九年的黄金失窃案终于宣告破获，而就在得知这个消息的那刻，六一五厂的员工们无不欢呼雀跃，家家买酒庆祝，据说当时工厂附近商店的酒都被抢购一空。由此可见，这起失窃案给员工们造成的影响，不言而喻。
纵观这起我国建国后最大的黄金失窃案，罪魁祸首关庆昌的行为实在是令人气愤，由于他的贪念，最终害人害己，导致多个家庭出现变故，结果令人唏嘘。
不过话说回来，虽然关庆昌得到了黄金，可他不仅没有花到一分赃款，还白白过了十九年提心吊胆的生活，使得家庭无比畸形，细细想想，这又何必？
所以，爱财，还是取之有道为好，贪念之心不可起，枉法之事不可为，否则终究只能是害人害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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