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童文学死亡书写的可能、限度及启示_吴翔宇.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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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收稿日期:20221209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百年中国文学视域下儿童文学发展史”(21ZD257)。作者简介:吴翔宇,男,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迂卓,男,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博士研究生。2023 年 3 月第 45 卷第 2 期三峡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Journal of China Three Gorges University(Humanities Social Sciences)Mar.2023Vol.45No2DOI:1013393/jcnki16726219202302002引用格式:吴翔宇,迂卓儿童文学死亡书写的可能、限度及启示 J三峡大学学报
2、(人文社会科学版),2023,45(2):1117,29儿童文学死亡书写的可能、限度及启示吴翔宇,迂卓(浙江师范大学 人文学院,浙江 金华321004)摘要:在现代儿童文学中,得益于儿童观的现代革新及对儿童文学分层的理性认知,“死亡”已不再是话语禁忌而成为被接纳的议题。在对死亡“写什么”与“怎么写”的表述中,受制于儿童文学文类的杂糅而衍生出对死亡阐释的可能性及阈限。在历史化动态发展的语境中,儿童文学的死亡书写并不止于生命之殇的疼痛体验,而是同青少年的成长议题有机融合,从而扩充了死亡书写的长度、宽度与深度,这对于儿童文学自我封闭的本质主义起到了理论纠偏作用。同时,以死亡书写延展的生命重量对因幻想
3、而衍生的文化轻逸产生了抵制效应。当然,死亡书写进入儿童文学文本也应是有限度的,如何针对儿童文学分层结构采用对应的叙事策略是问题的关键所在。关键词:死亡书写;儿童文学;话语禁忌;可能性;限制中图分类号:I 28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26219(2023)02001107在儿童文学早期历史上,“死亡”作为一种话语禁忌始终被成人排除在儿童文学世界之外。它所携带的悲惨、阴森与可怖被成人理所当然地认为不适宜儿童读者的接受。但随着现代童年观及儿童文学观的革新,人们意识到一味地回避死亡对于生命本真的体验无益。在儿童读者的可接受范围内,如何用艺术化的手法将死亡议题融入儿童文学的艺术园地无疑是一道难题。
4、这考验着成人对儿童认知的深浅,以及成人在意识形态层面对儿童观念的妥善调适。在印刷文化中,成人的话语政治挥之不去,“儿童的书中可以包含成人选择了的任何信息,儿童被展示了一种理想化的有偏见的成人观念以及去除不良形象的社会现实”1。儿童文学是成人对儿童意识形态假设之一种。借助意识形态,成人社会既在客观历史中控制着“实体”儿童的言行举止,又在儿童文学中规约着“观念”儿童的精神思想。说到底,成人对童年认知的不断深化促使儿童文学在书写对象上进行有限度的延拓。现代以降,中外儿童文学不断突破历史禁忌,将死亡、暴力、爱情等话题容纳于儿童文学的艺术视野中,使得儿童文学的艺术面貌更加丰盈,艺术边界更加圆润。对死亡的
5、书写也没有称为儿童文学的禁区,反而为其增添了文学质感与美学力量。一、从禁忌到接纳:对死亡“元话语”的多维阐释从文学的本质来说,揭示复杂而多变的生活现象及规律是其中心要旨。而死亡作为人生和生命体验的组成部分,理所当然地被纳入文学艺术的表现范畴。但值得注意的是,和成人文学相比,死亡在儿童文学领域内无论从作品数量还是表现手法上来说,两者间存在着非对等性。如果从对待死亡主题的处理态度上来看,成人文学可以不回避死亡的残酷性、可怖性,甚至将死亡场景呈示给读者看。譬如,余华的现实一种 即是直观展示死亡的适例。文本中两兄弟间的仇杀无不显示出死亡所裹挟的暴力、血腥、冷酷等负值效应。以至于在小说的最后,沦为一具尸
6、体的杀人犯山岗被一群医生解剖,他身体的各个器官将用于器官捐献和教学实验。余华将上述过程用逼真、细腻的笔致不厌其烦地向读者娓娓道来,在某种程度上引发读者的生理不适,但这并不是批评家的诟病之11处。相对而言,考虑到儿童的接受心理,儿童文学则应有“度”的限制。尤其是对于低幼读者来说,成人作家人为设限显得非常有必要。显然,将死亡的残酷面相完全抛给儿童读者会引发禁忌和伦理的讨论。就儿童文学而言,对于死亡书写的关键点不在于“写什么”,而在于“怎么写”。按照儿童生物年龄阶段的划分,幼儿、儿童及少年因其思维特征的不同,在面对死亡时会产生不同的体验和感受。婴幼儿易受“泛灵论”原始思维的辖制,缺乏物我两分的观念。
7、在他们眼中,世间万物都是充满生命力的存在,死亡与生命之间似无明显的界限,死亡不过是暂时的睡眠,生命终将驱散死亡的阴霾。譬如,童话这一古老的文体,其接受对象是低幼儿群体。正因如此,死亡在童话世界中绝非是故事的终结,而是经常扮演起故事情节助推器的作用。于是,死亡在白雪公主身上丧失了一切可怖元素。让白雪公主经历三次所谓的“死亡”一方面是考虑到低幼儿读者的接受能力,另一方面强调和凸显继母的嫉妒与恶毒。而死亡对于白雪公主来说相当于短暂的睡眠,而非生命的永久消逝。颇有意味的是,真正的死亡却降临在刻薄、狠毒的继母身上,似乎死亡才是惩恶扬善的利器。对此,有研究者指出,“虽然童话故事最初的吸引力可能在于它能取悦
8、孩子,但它的魅力持久不衰,则是因为它能帮助孩子处理成长过程中必须面对的内心冲突。”2 应该说,死亡是人生中最大的“门槛”和“阈限”,而早期的童话作家在有意无意间对死亡采取一种适当的模糊处理,这不仅契合了幼儿的原始思维,还使得低龄儿童易于化解死亡所带来的心理冲突。同样是以婴幼儿为主要接受对象的儿童文学门类,图画书往往借助图文叙事的艺术图景,敢于直面死亡、超越死亡,尝试探索生与死之间的缠杂关系。整体来看,荷兰库斯迈因德兹和哈里杰克斯国王与死神、英国苏珊华莱獾的礼物、德国沃尔夫埃布鲁赫 当鸭子遇见死神、丹麦金弗珀兹艾克松和瑞典爱娃艾瑞克松爷爷变成了幽灵、德国阿梅丽弗里德和雅基格莱亚爷爷有没有穿西装?
9、等一批触及死亡主题的图画书,因其对死亡做出深刻的阐释与思考,继而促使上述图画书步入世界著名图画书的殿堂。可以说,对死亡话题的大胆言说不仅没有使儿童文学被儿童读者弃置,反而为其延拓出哲理思索的空间,增添了一份文学的厚重感。譬如,国王与死神 是一部具有狂欢性质的图画书。作者用精巧的构思将生命与死亡并置,通过无限延展生命的方式来反衬出死亡的必要性及意义所在。那群终日沉浸于美食、声色中的国王与大臣们终于在某天清醒地意识到,无休止的生命同样是一种无法令人忍受的折磨与痛苦,唯有死亡方能彰显出生命的可贵。在故事尾声部分,国王和大臣们以平和的心态去拥抱死亡,他们那有限度的生命才真正迸发出耀眼的光彩。同样,当鸭
10、子遇见死神 也是一部探讨死亡话题的力作。作者没有选择美化死亡,而是在故事的起始部分便指出死亡是所有人的最终归宿。问题的关键在于,在人类清醒地认识到等待自己的将是悲剧结尾的情况下,如何看待死亡、接受死亡便是一切的症结所在。针对以上难题,作者希求在作品中为读者寻绎出一个恰切的终极答案。美国精神病学家、死亡学家伊丽莎白库布勒罗斯认为,当个体处于生命的尾声阶段,他大致会经历“否认期、愤怒期、协商期、抑郁期、接纳期”3 这五个核心环节。在大多数情况下,由生到死是一个生命完整的过程,人对死亡由拒斥到接纳则是一个艰难的过程。在作品中,作者沃尔夫埃布鲁赫通过一只拟人体鸭子从抗拒死亡到接纳死亡的情节,折射出人类
11、在死亡压迫下的心理嬗变,其在死亡来临之际做出的种种行为无不同伊丽莎白库布勒罗斯所归纳的五个环节相吻合。当这只鸭子走向生命最后阶段,停滞于接纳期之时,它冥思苦想的是自己死后世界将会怎样?而这也是绝大多数人在死亡面前所表露出来的死亡焦虑的表征。从科学角度来看,“死亡过程就是人与世界的分离,而这种分离本质上就是退出人类社会,退出他曾经生活过的世界”4 88。即便如此,自然生命的消亡不等于社会生命的消亡。在生命的临界点上,许多人仍对精神及灵魂的意义抱有遐想。事实上,这无疑是濒死之人对世间的一种深切眷顾与怀恋。这样说来,当鸭子遇见死神 通过举重若轻的叙事手法,让读者清晰地洞见个体生命从有到无的历程,为全
12、面理解生死终极问题提供了知识现身的场域。此外,儿童期与少年期的儿童在认知水平上同婴幼儿相比有着显豁的差异。他们逐渐脱离开原始思维的束缚,开始形成较为成熟的主体性认知。在少儿文学那里,死亡不一定指代儿童的死亡,让儿童旁观他人之殇是其惯常的写作模式。在某种程度上,目睹他者死亡的儿童无不受到较大的身体冲击及心理震撼。死亡同少年儿童的主体性建构有着紧密的关联。譬如,英国作家派崔克奈斯的当怪物来敲门 可谓一部以死亡为定调式结尾的儿童小说。苏珊桑塔格认为,癌症与肺病相同,“它们被等同于死亡本身。”5 正因此,癌症在文学艺术中被定义为死亡的代名词,其通常隐喻着人或事物的断灭。从叙事结构层面来看,当怪物来敲门
13、 采用双线叙事结构来宣述主21人公康纳如何直面罹患癌症的母亲即将告别人世这一冰冷的现实。在作品中,表层叙事和潜层叙事的分离与交织一方面为作品的可读性增添了砝码,另一方面也将主人公康纳在见证至亲离世时的徊徨心境袒露无遗。首先,从表层叙事层面来看,母亲患病这一“秘密”被身边的同学及老师知晓,这给康纳带来不小的心理冲击和精神压力。美国学者埃里克森曾提出“合法延缓期”6 143的概念,其含义是“允许还没有准备好承担义务的人有一段拖延的时期,或者强迫某些人给予自己一些时间”6 144。从文本中不难看出,“我”身处于一个离异的单亲家庭,母亲是“我”朝夕相处的唯一伴侣。随着母亲对抗癌症的治疗的屡次失利,家庭
14、气氛在死亡这一压抑性势能的逼迫下变得令人倍感窒息。更重要的是,处于少年阶段的“我”尚未形成明晰的死亡意识,无法对死亡做出终极性理解,只能在梦中依靠虚妄的幻象对残酷的死亡法则进行想象性征服,遮蔽掉母亲的生命即将被病魔吞噬这一可怕的现实。或者说,“我”在死亡面前未能顺利度过“再次社会化”7 的阶段。有论者指出,死亡意识之一即为存在着状态或者说生存状态上的死亡意识,“也就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关于死亡的经验,以及摆脱死亡恐惧的意识活动”8 12。在母亲的生命被病魔吞噬之前,“我”无法通过合法延缓期构筑起关于死亡的自我意识,这也使得“主我”与“客我”在一定程度上产生分化与决裂。最终造成“主我”在学校这一社
15、会机构中处于边缘位置。其次,从潜层叙事层面来看,作者利用寓言化的艺术处理方式寻觅到一条言说“客我”的合理化路径。按照社会学的观点,人是自我意识和社会意识的集合体,也即“我”和“自己”的统一体。而后者往往最能体现人的本质直观性,也最能袒示人的心迹。在作品中,与其说康纳以边缘人的姿态示人,不如说是他为掩饰“主我”在死亡面前的战栗觳觫而佩戴的一副社会面具,其目的是抵消内心因死亡而掀起的焦虑式反应。死亡意象的合理运用促使死亡在艺术世界中发挥美感的效用,而“潜沉意象”9 是较为驳杂的一种。它因通常被人们赋予双重含义而具有二重悖反性。结合文本来看,围绕着潜层叙事的中心议题是“睡眠”,这也可视为作者有意设置
16、的“潜沉意象”。其一,睡眠是生命延续的象征。应该说,康纳在午夜时分选择牺牲自己的睡眠同“怪物”对话,对话内容始终指向如何挽救母亲生命这一终极目的。“怪物”同康纳的“客我”之间有着价值等同关系,前者象征着后者在正视死亡的过程中所遭受的心理磨难与精神困境。其二,睡眠是死亡的隐喻。通过“怪物”之口宣叙出来的三个颇具寓言色彩的故事无不以死亡为收煞。这也暗示着康纳的“客我”对死亡有着循序渐进的认知。而第四个故事的结局正是以康纳坦然迎接母亲的生命最后时刻为终点。至此,康纳的“主我”与“客我”由分裂走向同一,并摆脱掉死亡的枷锁,获得了精神和心理层面的双重自由。正如陆扬所说:“死亡本身不是真正目的,真正的目的
17、在于生,在于通过死亡来揭示生存的真谛。”10 儿童文学关涉“死亡”主题时,即便儿童被成人作家设定为旁观者角色,死亡的严肃性与可怖性也难免会冲破儿童的心理承受力,造成自我同一性的分裂与迷失。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在 怪物来敲门 中并未使用成人形象来充当儿童的“领路人”。康纳在经历一番艰难的心理斗争之后,成功摆脱死亡的负值效应,完成一场自我革新与自我蜕变的壮举。或许,作者暗示着在生死面前,儿童同样具有成人般的心理接受能力。这也印证了死亡超越是人在直面死亡时所能采取的最佳行为取向,“认同了死亡的必然性和毁灭性之后,还能勇敢地直面死亡,并靠主体的理智和意志战胜死亡恐惧的思想和行为。”8 14简言之,因各年
18、龄段儿童的思维方式、接受能力、认知水平的不同,死亡主题在儿童文学中呈现出多维的艺术样貌。无论如何,死亡依凭自身的合理性与合法性在儿童文学的疆域内占据一席之地,丰沛并提升了儿童文学的美学层级。二、化蛹成蝶:死亡语境下儿童主体的裂变与融合在西方儿童文学中,无论是从文学文本书写还是文学理论建构层面,对少年问题的聚焦始终是其核心所在。别林斯基认为,少年时期是一段动荡不安的时期,也是“分裂时期”,它甚至会在人的一生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与此同时,和少年这一特殊群体紧密挂钩的另一核心关键词便是“成长”。而“成长”的汇入为原本澄明的少年阶段披拂上一层朦胧的面纱,使原本简单的问题复杂化。处于此时期的儿童怀有
19、强烈的好奇心,他们梦寐以求的是对各种新鲜事物的渴求。他们期盼自己能够在一夜之间跨越儿童与成人的界限,顺利迈进成人世界的大门。正如班马所揄扬的“儿童反儿童化”11 的理论口号那般,踏入“以大为美”的思维怪圈中的少年儿童极愿窥破成人世界的秘密与法则。这样一来,诸如性、死亡、疾病等某些原属成人世界的元素便映入少年儿童的接受视野。而死亡也顺理成章地演变为儿童文学的艺术表现对象31之一。应该说,围绕着青少年衍生出来的复杂话题,恰好也为少年儿童文学扩充了多维的阐释空间。值得庆幸的是,当下的儿童文学既是民族文学也是世界文学。在电子媒介突飞猛进的今天,各国的儿童文学走向了平等对话与交流的公共舞台。对于中国儿童
20、文学来说,汲取、消化外域儿童文学中的有益因子是推动自身持续、健康发展的必经之路。近年来,西方少年文学对死亡的理解程度不断加深,在西方儿童文学作家笔下,死亡与成长之间发生着同频共振的关联。有意思的是,西方儿童文学作家在处理少儿文学中的死亡问题之时,倾向于将少年儿童设定为“旁观者”的角色。虽然儿童并未直接遭受死亡的威胁,但是目睹亲人的死亡仍使他们感受到切肤之痛。死亡犹如一面镜子,少年儿童在这面镜子前或许会犹疑、迷茫,但最终他们倚靠成人“领路人”的指引,成功走出逆境并安然实现自我的成长蜕变。以 2021 年中国引进的两部西方少年儿童小说为例,可以窥测死亡与青少年成长之间的辩证关系,并能以此洞见儿童文
21、学死亡书写的限度与可能。英国作家艾娃乔瑟夫科维奇的 偷颜色的贼 是一部颇具悬念色彩的儿童小说。故事以主人公伊兹和挚友露露之间的友情萌生裂痕为肇始,围绕着伊兹的母亲因车祸而濒临死亡这一事件为核心,继而牵引出一个有关儿童如何走出死亡阴影的话题。可以说,在小说中高频次亮相的“梦”和“颜色”是解读这部小说的两个关键词。如果借用心理学领域内的认知失调理论来加以分析,那么,“梦”和“颜色”则是伊兹对母亲发生车祸这一事件产生认知失调的派生物。它们一方面阐释着母亲的形象如何在伊兹的记忆之中得以鲜活地复原,另一方面隐喻着母亲的生命之光正日趋走向黯淡这一残酷而冰冷的现实。应该说,“梦”与“颜色”既勾起伊兹美好而温
22、馨的回忆,又激起她痛苦而悲伤的记忆。正是在这种二元对立元素所形成的拉力的牵扯下,作者将伊兹的自我身份的迷失与消解问题呈示得淋漓尽致。从概念的语义看,认知失调指的是人对所采取的行动的认知,即一个人对自身,对自己的行为以及对环境所了解的事情。在通常情况下,人的认知过程就是对不同元素即“知识”的认知。“失调”则反映出存在于认知中的矛盾对立元素,这些对立元素促成人在认知行动中的犹疑、焦虑、抉择等情况的发生。在偷颜色的贼 中,随着叙事节奏的渐次延伸,认知失调的效力愈发明显地左右着伊兹的行为取向。上述提及的“梦”和“颜色”无疑是失调元素之一,它们暗含着伊兹自我谴责的深层意涵。迨至作品的后半部分,作者将困扰
23、伊兹的“谜底”向读者娓娓道来,我们通过回溯性视角知晓导致伊兹认知失调的根由。认知失调理论有这样的说法,当认知失调发生之时,人们通常“会主动追求与现有认知相协调的信息,而避免会增加失调的信息”12 121。与此同时,为减少失调和避免增加失调的压力,人们会采用行为改变和认知改变这两种有效的解决途径。更重要的是,未选中备择物的相对吸引力成为影响人们行为改变及认知改变的核心要素之一。按照上述观点,伊兹被噩梦长期困扰的根源是其偏执地咬定自己才是造成母亲身受重伤、生命垂危的元凶。所以,她在车祸发生后相当长的时间内采取逃遁的态度来对待濒临死亡的母亲。然而,由噩梦引发的心理层面的悸动却印证了伊兹亟须通过认知改
24、变和行为改变来消弭认知失调的焦灼心理,这也与她的表层行为形成鲜明对照。最终使伊兹完全消除认知失调的关键人物是好友托比和露露的母亲雪莉。在托比的心理疏导下,伊兹鼓起勇气去拜访事故的目击者雪莉,并从她的口中获悉事故的真相。此外,有关伊兹的自我主体性、个体意识及身份认同等问题不仅同认知失调相交糅,而且还通过自我与他者、个体与群体之间的驳杂关系得以呈现。巴赫金和拉康都曾运用镜像和凝视理论来研究主体性问题,继而引出自我双重性问题。双重性打破主体身份的唯一性和稳定性,迫使个体对另一个“我”进行重新审视和认知。不难看出,作者在作品中将伊兹设置成一个具有内在分化性质的个体,其个体“分裂”与认知失调之间有着同频
25、共振的关联。由于认知失调而把自己视为“罪人”的伊兹终日被心魔所困扰。每次在凌晨时分不请自来的噩梦和伊兹房间墙壁上的图画一道,演变成她内心因忏悔、苦闷、彷徨而衍生出心理错位的绝佳例证。譬如,当被噩梦惊醒的伊兹注目于绘有斑斓色彩的房间墙壁之时,色彩正渐次褪去这一乍生乍灭的幻象屡次向她袭来,迫使其将熟悉场景陌生化。认知失调滋生的罪孽感反过来坐实了她“有罪”,而“事实”则导致她在学校里和他人萌生罅隙。基于此,受认知失调支配下的伊兹不再等同于先前的伊兹,她在有意无意间将自己的主体位置边缘化,尤其是在学校环境中显得格格不入。吊诡的是,和他人保持间离关系的伊兹最终仍是在他人的疏导下恢复了身份认同。伊兹与残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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