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工作-家庭冲突与幼儿问题行为的关系——亲子关系的中介与配偶支持的调节.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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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父母工作-家庭冲突与幼儿问题行为的关系亲子关系的中介与配偶支持的调节黄明明1,2,彭香萍1(1.萍乡学院 学前教育学院,江西 萍乡337055;2.内蒙古师范大学 心理学院,内蒙古 呼和浩特010020)摘要:采用工作-家庭冲突量表、Conners 儿童问题行为量表、亲子关系量表和亲密关系支持量表对 508 名幼儿家长进行测试,以探讨父母工作-家庭冲突对幼儿问题行为的影响机制.结果发现:工作-家庭冲突、亲子关系、问题行为及配偶支持之间彼此显著性相关;父母工作-家庭冲突可以通过降低亲子关系而预测幼儿的问题行为;配偶支持对父母工作-家庭冲突预测亲子关系和问题行为的路径有显著的调节作用.因此,父母工
2、作-家庭冲突可以直接预测幼儿的问题行为,也可以通过亲子关系与配偶支持形成有调节的中介路径预测幼儿问题行为.关键词:父母工作-家庭冲突;问题行为;亲子关系;配偶支持;幼儿中图分类号:B842.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1972(2023)06-0120-080引言幼儿期是儿童心理与行为发展的关键期,而幼儿期的问题行为也是预测后续成长过程中心理与行为风险和问题发生发展的重要外在行为指标,父母往往由于工作繁重等原因不能随时陪伴幼儿成长,使得幼儿行为发展出现各种问题,严重地影响了幼儿身心健康发展.儿童问题行为(child problem behavior)一般是指儿童在适应社会的过程中出现的
3、阻碍儿童身心健康的异常行为表现,多表现为攻击、多动等外化问题行为和抑郁、焦虑、社交退缩等内化问题行为两大类1,是衡量儿童和青少年身心健康发展和社会功能发展的重要指标2.研究发现,幼儿期问题行为较为常见,往往与幼儿较低学业成就、不良的同伴交往行为等有直接的关系,且这种不良的作用会持续到个体中年期3.从父母工作环境、家庭环境相互作用角度探究幼儿问题行为的形成和发生机制,对预防和矫正儿童问题行为具有重要意义.幼儿问题往往是在一定的风险环境下逐渐形成的,或脱离了父母的有效监管,或出现了有效的干预等环境,都有可能导致幼儿的问题行为.工作-家庭冲突(work-family conflict)就是其中不可忽
4、视的一个因素,主要指由于个体无法兼顾或平衡家庭事务和工作事务之间的关系,工作角色与家庭角色对个体要求不相容而出现工作和家庭相互渗透和影响的现象4.风险累积模型指出,儿童身心发展中出现各种心理与行为问题是因为受到了外界各种不良风险因素的持续影响而导致的5,父母的工作-家庭冲突成为家庭儿童成长过程中的重要风险因素,在父母工作-家庭冲突明显严重的情况下,父母投入到儿童成长之中的时间、精力等方面大幅降低,容易引发儿童的问题行为.国外研究发现,父母的工作-家庭冲突可以显著预测幼儿问题行为程度,儿童年龄越小,这种预测效应越明显6,7.学前期幼儿主要的成长环境是家庭环境和幼儿园环境,当家庭教育环境不能很好地
5、适应学前儿童身心发展需要时,就容易出现问题行为,因此,父母工作-家庭冲突可能会显著正向预测幼儿问题行为.引起幼儿问题行为的因素,除了来自父母工作家庭-冲突程度,还可能会受到父母与子女之间的亲子关收稿日期:2023-06-11基金项目:2022 年度江西省基础教育研究课题一般项目(SZUPXYJ2022-1137)作者简介:黄明明(1987-),男,河南信阳人,萍乡学院讲师,内蒙古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心理健康教育研究.第 25 卷 第 6 期石家庄学院学报Vol.25,No.62023 年 11 月Journal of Shijiazhuang UniversityNov.2023系(p
6、arent-child relationship)的明显影响.亲子关系指儿童或者青少年与主要抚养者(父母、祖父母等)之间的亲密依恋关系8,是一种主要家庭关系类型.依恋理论认为,儿童早期不良的亲子关系也是问题行为产生的重要风险因素,尤其是在身心发展快速的学前期,亲子关系疏远的情况下,幼儿问题行为发生的频率较高.研究发现,增强家庭亲子关系,可以有效预防幼儿问题行为9.此外,工作与家庭边界理论指出,工作与家庭属于两个不同的范围,一旦出现相互渗透或相互影响,则容易引发家庭矛盾或工作困难的现象,容易引发不良的亲子关系10,研究发现,父母工作-家庭冲突使得父母与儿童的沟通变得更加困难,亲子亲密关系程度进一
7、步降低,成为儿童问题行为发生的重要现实基础11-13.学前期儿童在缺乏父爱或母爱时,家庭教育质量下降,成为导致幼儿问题行为的重要原因,因此,亲子关系可能在父母工作-家庭冲突与幼儿问题行为之间起到中介作用.除了亲子关系和谐之外,配偶作为抚养子女的重要责任人,在预防幼儿问题行为方面离不开配偶的支持.配偶支持(spousal support)是指个体在家庭事务或者工作事务中受到被关爱、被肯定、被重视的支持性行为,包括工具性支持(花费时间和体力提供人力或物力,帮助配偶实现目标或处理问题)、信息支持(通过语言交流不同的信息及知识)、肢体支持(以肢体触碰传递爱意、抚慰、认同及激励)、情感支持(利用语言沟通
8、传递爱意、抚慰、认同及激励)等14.易感性-压力-适应模型(Vulnerability-Stress-Adaptation Model)认为,压力性负面事件一般通过夫妻互动过程进行解决,解决过程中潜移默化地对个体婚姻和家庭关系产生影响15,较高水平配偶支持情况下,夫妻互动更加频繁,工作-家庭冲突作为一种压力性事件,对家庭中的亲子关系的负面影响作用降低.同时,由于配偶支持,弥补了自己工作-家庭冲突给子女成长带来的不良影响,也有利于降低父母工作-家庭冲突对儿童问题行为的预测作用.研究发现,配偶支持作为家庭中重要的支撑系统之一,可以有效地缓解外界压力性事件给伴侣带来的不利影响作用,保障儿童健康成长和
9、家庭和睦16,同时,也反映出“夫妻同心,其利断金”的积极效应.因此,配偶支持可能会在工作-家庭冲突与亲子关系和幼儿问题行为之间起到显著的调节作用.综上所述,结合前人研究观点和理论基础,本研究认为,父母工作-家庭冲突可能对幼儿问题行为具有显著的预测关系,而且亲子关系在其中起到了中介作用,而配偶支持则是在这个中介路径中起到有效的调节作用.因此,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方法探究父母工作-家庭冲突对幼儿问题行为预测的中介与调节机制,为预防幼儿问题行为发生和发展提供理论支持.1研究对象和方法1.1研究对象采用方便抽样方法,以宁夏回族自治区和江西省的部分幼儿园为单位,通过幼儿园家长会、微信家长群等途径对幼儿家长
10、进行施测,收取到 538 份数据,剔除单亲家庭、缺失严重、规律性作答等无效数据,最终获取了 508 份有效样本,样本有效率为 94.6%.在有效样本中,父亲 225 人,母亲 283 人;农村生源 127 人,城市生源 381 人;男幼儿 261 人,女幼儿 247 人;家长平均年龄为 32.87依11.20 岁,幼儿的平均年龄为 4.08依1.02岁;独生子 255 人,非独生子 253 人.所有家长和幼儿均无重大身心病史.1.2研究工具1.2.1工作-家庭冲突量表采用 Carlson 等17开发的工作-家庭冲突量表,共 8 个条目,从“非常不同意”到“非常同意”依次计 15分,包括 2 个
11、维度:家庭干扰工作和工作干扰家庭.量表的总得分越高,个体面临的工作-家庭冲突程度越高.该量表在中国家长群体中具有较高的信度和效度,常用于评估父母工作-家庭冲突程度18.本研究中,该量表总体的 Cronbachs 琢 系数为 0.81.1.2.2亲子关系量表采用张晓等19修订的中文版亲子关系量表,该量表填写的对象是幼儿的父母,主要从亲密性、冲突性和依赖性 3 个方面评估父母与 312 岁儿童的亲密关系程度.该量表共计 26 个条目,每个条目采用 Likert 5级计分,总得分越高,说明父母与儿童的亲子关系越密切.本研究中,该量表的 Cronbachs 琢 系数为 0.84.第 6 期黄明明,彭香
12、萍:父母工作-家庭冲突与幼儿问题行为的关系121变量x 依s父母工作-家庭冲突亲子关系问题行为配偶支持父母工作-家庭冲突亲子关系问题行为配偶支持2.10依1.883.54依1.101.87依0.803.09依0.991.00-0.52*0.40*-0.27*1.00-0.44*0.29*1.00-0.32*1.00表 1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与相关性统计结果注:*表示 P0.05,*表示 P0.01,*表示 P0.001,下同.1.2.3Conners 儿童问题行为量表采用国内常用的中文版 Conners 儿童问题行为量表(父母版)20,该量表填写的对象是幼儿的父母,主要从品行问题、学习问题、心身
13、问题、冲动-多动问题、焦虑问题、多动指数 6 个方面评估 37 岁儿童的问题行为.该量表共计 28 个条目,采用李克特 4 级计分,总分数越高,说明儿童的问题行为越严重.本研究中,该量表的 Cronbachs 琢 系数为 0.89.1.2.4亲密关系支持量表采用 Dehle 等21编制的亲密关系支持问卷,该问卷由侯娟等22修订成中文版,量表包含 4 个维度,分别为信息支持、肢体安慰、情感支持、工具性支持.该量表共有 25 个条目,采用李克特 4 级计分,得分越高表明亲密关系中支持越多.本研究中,该量表总体的 Cronbach s 琢 系数为 0.94,其中丈夫数据为 0.93,妻子数据为 0.
14、95.1.3数据分析方法采用 SPSS 软件对数据进行预处理,并进行描述性与相关性分析、共同方法偏差检验、信度检验等.利用PROCESS 4.0 对数据进行中介效应分析和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检验.2研究结果2.1共同方法偏差检验与控制为了防止由于共同方法偏差带来测量结果不精准,本研究采用测验条目随机化排列、条目选项随机化、设置测谎条目等方式降低共同方法偏差的不良影响.收集完数据后,采用 Harmon 单因子分析对工作-家庭冲突量表、亲子关系量表、Conners 儿童问题行为量表以及亲密关系支持量表测验所得数据进行分析,结果发现,共有 15 个特征根大于 1 的因子析出,且首成分特征根值的累计解释率
15、为 22.57%,小于心理测量学规定的 40%的上限标准23.因此,本研究测验结果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2.2描述性与相关性分析采用积差相关分析方法,对工作-家庭冲突、亲子关系、问题行为以及配偶支持得分的均分进行描述性和相关性统计分析,结果如表 1 所示,其中x 为平均值,s 为标准差,P表示显著性水平.结果显示,本研究中的父母工作-家庭冲突、亲子关系、问题行为及配偶支持彼此之间呈显著性相关(均有 P0.05),父母工作-家庭冲突对亲子关系的负向预测效应显著效应值 茁=-0.40,差异决断值t=-15.83,P0.001,95%置信区间(CI):-0.53-0.25,亲子关系对问题行为的负
16、向预测效应显著(茁=-0.32,t=-10.26,P0.001,95%CI:-0.41-0.24),父母工作-家庭冲突对问题行为的正向预测效应显著(茁=0.17,t=石家庄学院学报2023 年 11 月122回归方程解释力指标效应值及显著性95%CI结果变量预测变量RR2F茁t下限上限亲子关系幼儿问题行为幼儿年龄幼儿性别幼儿生源地父母年龄是否独生子工作-家庭冲突配偶支持工作-家庭冲突伊配偶支持幼儿年龄幼儿性别幼儿生源地父母年龄是否独生子工作-家庭冲突亲子关系配偶支持工作-家庭冲突伊配偶支持0.540.620.290.38537.60612.480.010.040.03-0.010.05-0.3
17、80.200.170.05-0.01-0.07-0.01-0.010.14-0.34-0.25-0.130.521.080.21-0.641.25-12.96*3.27*5.05*0.82-0.34-1.130.28-0.554.03*-11.83*-4.88*-3.62*-0.08-0.05-0.04-0.05-0.11-0.490.120.11-0.10-0.06-0.10-0.12-0.070.11-0.40-0.35-0.190.110.100.070.040.15-0.330.280.230.130.030.050.100.060.24-0.27-0.20-0.09表 3有调节的中介
18、效应检验结果回归方程解释力指标预测效应及其显著性95%CI结果变量预测变量RR2F茁t下限上限亲子关系问题行为幼儿年龄幼儿性别幼儿生源地父母年龄是否独生子父母工作-家庭冲突幼儿年龄幼儿性别幼儿生源地父母年龄是否独生子父母工作-家庭冲突亲子关系0.380.440.140.1964.56*98.26*0.020.04-0.060.010.07-0.400.060.07-0.040.020.040.17-0.320.701.02-1.150.881.68-15.83*1.620.77-0.950.621.004.96*-10.26*-0.11-0.05-0.11-0.06-0.03-0.53-0.0
19、5-0.03-0.09-0.12-0.060.10-0.410.150.120.040.070.15-0.250.200.160.020.190.120.28-0.24表 2亲子关系的中介效应检验结果4.96,P0.050),父母工作-家庭冲突对亲子关系负向预测作用显著(茁=-0.38,t=-12.96,P0.001,95%CI:-0.49-0.33),对问题行为的正向预测作用也显著(茁=第 6 期黄明明,彭香萍:父母工作-家庭冲突与幼儿问题行为的关系123 5.04.03.02.01.00低工作-家庭冲突高工作-家庭冲突中工作-家庭冲突高配偶支持中配偶支持低配偶支持 4.03.02.01.0
20、0低工作-家庭冲突高工作-家庭冲突中工作-家庭冲突高配偶支持中配偶支持低配偶支持0.14,t=4.03,P0.001,95%CI:0.110.24),亲子关系对问题行为的负向预测作用显著(茁=-0.34,t=-11.83,P0.001,95%CI:-0.40-0.27),亲子关系的中介效应值为 0.13.配偶支持对问题行为的负向预测效应显著(茁=-0.25,t=-4.88,P0.001,95%CI:-0.35-0.20),对亲子关系的负向预测效应也显著(茁=0.20,t=-3.27,P0.001,95%CI:-0.12-0.28),配偶支持的调节效应在父母工作-家庭冲突与亲子关系的路径上达到显
21、著的统计学意义(茁=0.17,t=5.05,P0.001,95%CI:0.110.23),同理,在直接路径中,也具有显著的调节效应(茁=-0.13,t=-3.62,P0.001,95%CI:-0.20-0.07).这说明,配偶支持可以显著地调节父母-家庭冲突对问题行为和亲子关系的预测效应,形成了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为了深入探究配偶支持是如何对中介效应模型产生调节作用的,本研究以正负一个标准差为界限,进行不同水平配偶支持程度下(M原1SD,M,M垣1SD)的父母工作-家庭冲突对亲子关系和问题行为预测的简单斜率图检验.在不同调节水平下,父母工作-家庭冲突对亲子关系和问题行为的预测效果的简单斜率(
22、Bsimple-slope)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见图 1 和图 2.结果表明,与高水平配偶支持(M垣1SD)相比,在低水平配偶支持(M原1SD)下,父母工作-家庭冲突对问题行为的正向预测效应明显增强(Bsimple-slope=0.44,P0.001;Bsimple-slope=0.24 增强为 Bsimple-slope=0.44),而且,父母工作-家庭冲突对亲子关系的负向预测明显降低(Bsimple-slope=-0.12,P0.001;Bsimple-slope=-0.38 降低为 Bsimple-slope=-0.12),这说明,配偶支持对父母-家庭冲突预测问题行为和亲子关系的预测路径
23、均有显著的调节作用.此外,由于受到了配偶支持的显著调节,亲子关系的中介效应大小也会随之发生规律性变化,具体如表4 所示.随着配偶支持程度的提高,亲子关系的中介效应逐渐降低,也就是说,提高配偶支持程度,父母工作家庭冲突对幼儿问题行为的间接预测效应也会随之降低.图 1配偶支持在父母工作-家庭冲突与亲子关系之间关系的调节机制(标准化)图 2配偶支持在父母工作-家庭冲突与幼儿问题行为之间关系的调节机制(标准化)石家庄学院学报2023 年 11 月124变量配偶支持中介效应值误差95%CI下限上限亲子关系M-1SDMM+1SD0.220.130.040.040.040.050.180.10-0.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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