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内化与“抱憾”情感:西部城郊失地青年就业转型的社会学分析.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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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社会政策研究/2023.3风险内化与“抱憾”情感:西部城郊失地青年就业转型的社会学分析刘雨龙*摘要:本文通过运用“脱嵌再嵌入”的个体化理论框架,阐释城市化背景下西部城郊失地青年在就业转型过程中的风险内化问题。研究发现,失地青年在求职就业过程中表现出“抱憾”的情感特征,其实质是城市化风险内化于心而形成的矛盾的情感结构。“抱憾”由两种机制演化而成,一种是“再嵌入”就业市场时受制于教育水平和社会资源而产生的“无奈”,另一种是从土地和家庭等传统力量“不彻底脱嵌”时引发的“留恋”。在“抱憾”情感驱使下,失地青年在传统与现代夹击下呈现“求稳者”的主体定位。研究认为应建立健全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创造
2、公平公正的就业环境,促进人力资本的有效流动。关键词:失地青年 就业转型 风险内化 情感结构一、问题的提出当前我国推进城市化进程中,农村青年群体是劳动力队伍的主力军。在城乡社会变迁的复杂图景下,他们的生存就业状况关系到众多农村家庭的生计和未来。其中,受城镇化征地拆迁影响,成长于城乡边缘地带的失地青年面临着突出的问题和挑战。以往一些新闻报道曾将处于城郊经济富足地区的失地青年描绘为“啃老族”“躺赢一代”,认为他们在获得补偿之后不思进取、精神颓废。这种单一刻板的贴标签行为不免引发对该群体的污名化责难,容易忽视相关社会结构和文化影响,轻视行为背后的结构性成因。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的风险社会框架指出“
3、个体直观的感受反映着社会变动”(贝克,2004)。伴随城市化、现代化的高速发展,社会风险的加剧成为必然的衍生品之一。除了客观存在的经济社会发展困境,风险内化至群体心理层面,成为社会情绪紧张和焦虑的源泉(顾柏等,2010)。反映在失地青年身上的问题和矛盾,不仅是微观角度的情感波动,也与宏观层面社会风险的加剧密不可分。乔纳森特纳有关人类情感的社会学理论阐释道,“对社会结构和文化的承诺、*刘雨龙:常州大学瞿秋白政府管理学院讲师。*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城市三代家庭代际支持模式的创新机制研究”(项目批准号:23CSH024);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生育政策调整背景下江苏城市家庭多代互动
4、模式及其协调机制研究”(项目批准号:21SHC004)。2023.3/社会政策研究/65愤怒或疏离等产生于特定的条件之下,并且这些情感对社会结构和文化具有影响力”(特纳,2009)。由此可见,从情感结构角度进行分析能够更深入地理解市民化转型中社会风险的影响。因此本文将通过探索该群体在就业问题上的情绪感受,挖掘社会风险在情感结构维度内化的表现及影响,进一步厘清失地青年发展困境的症结。(一)既往文献回顾面对上文提及的“颓废”形象,一些研究通过分析调查数据做了部分验证,表明失地青年精神上困顿迷茫与拆迁后获得富足赔偿有关。青年个体文化教育水平有限、家庭教育缺失、社会资本薄弱、缺乏可持续的就业配套政策,
5、也都是问题的来源(芮正云等,2017;江维国等,2019)。还有研究从能动性角度分析青年的迷失,提出“被围困”的群体特征,认为在物质、社会、家庭、精神等多方面表现出弱能动性的状况(钱全,2019)。这些研究细化了青年特征和困境解释,但还未跳出媒体传递的负面印象。为扭转静态负面视角,有研究从转型适应的角度认识失地青年,利用再社会化概念分析,认为存在阶段性适应过程中经济社会适应不平衡的问题(周晓春等,2016),还有研究从社会转型和生命历程的视角理解失地青年的处境,认为城镇化发展使得失地青年在发展要求面前形成或“超前”或“滞后”的“偏离性”特点(李斌等,2017),也引发他们的内在紧张和压力(曾冬
6、霞等,2017)。这些研究将青年发展与社会转型特征加以联系,为寻找问题形成的结构性因素带来新的视角。过往有关农民市民化的讨论涉及对失地青年转型问题的分析,对他们的处境表现出相对积极乐观的态度。有研究从身份认同角度对比不同代际失地农民的城市化水平,发现青年在劳动方式、文化观念、人际互动等方面表现出更强的城市特征,认为这受到其对土地的依赖水平、生命历程阶段等因素的影响(文军,2004;毛丹,2009;汪小红等,2014)。吴莹等(2017)对回迁社区的调研则发现,仍然以农为生的上楼农民对村民身份认同更强,市民化转型更慢,并且没有年龄群体的差异。由此可见,在顺利实现市民化转型的问题上,失地青年较其他
7、代际群体更具优势,但也受到例如土地、家庭关系、就业市场等传统力量和新秩序的叠加冲击。那么如何解释这些因素与失地青年就业转型的联系,以及它们在风险内化问题上有什么作用及关联?(二)理论框架贝克(2004)在论述西方风险社会的后果时,认为社会成员将经历个体化浪潮,在社会分化过程中,逐渐降低对集体生活的依赖程度,将自己作为生活规划的重心,成为以市场为中介的自身生计的能动者。这种个体化模式由解放、去魅和重新整合这三重标准构成,具体是指个体逐渐从传统语境下的社会形式和义务中脱离,失去传统安全感的保护,重新整合到由教育体系、职业生活和社会保障体系等新的社会规则塑造当中。在经历这一模式转型之后,个体将越发依
8、赖于来自制度的标准化控制。由此,有关劳动、教育、社会保障的制度建构深度影响着西方个体化的变迁。然而与西方高度现代化的社会状况不同,有学者认为我国社会存在贝克所言的“解放”和“去魅”现象,但还未出现“重新植入”的控制或社会整合,这是因为我国的现代化进程66/社会政策研究/2023.3是传统、现代和后现代的压缩,尚不具备西方发达工业国家受福利国家保护的劳动力市场社会(王春光,2013)。同时中国的个体化主要在国家推进的社会改造中产生,并在市场经济改革下、国家撤出时,迫使个人自我依赖、积极竞争(阎云翔,2009)。因而在福利体制欠发达的条件下,我国个体化进程仍与传统的集体力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个人
9、也会“面临不可靠的自由与不确定性导致的风险内化或心理化”(阎云翔,2012)。由此可见,在现代风险对个体的要求越来越高,强调个体独自面对和承担转型生活时,社会层面的问题越来越容易被视为心理层面的问题。在失地青年就业转型的过程中,经历征地拆迁的环境变迁,同时面临复杂的现代劳动力就业市场,他们的情感状况不仅是个体的主观反映,也是风险内化的展示,受到外在压力的影响。目前,国内有学者将个体化模式的三重标准建构成解释我国农业转移人口转型的“脱嵌再嵌入”框架(郭戈,2016;张方旭、文军,2016;李斌、汤秋芬,2018),这一框架系统地分析了该群体从农村向城市转移过程中,传统力量与现代制度对其的影响。具
10、体地,“脱嵌”指的是个体从外在的社会约束中脱离出来,主要指传统的家庭关系、社会网络、土地资源等传统集体力量的约束;“再嵌入”则指个体重新整合进入新的社会制度当中,参与城市劳动力市场,嵌入现代福利制度体系的过程。然而,在我国压缩现代性的社会背景下,这一过程始终面临不完善的局面,存在嵌入困难、迷茫性脱嵌等问题。既往有关情感体验的理论阐释认为,情感的动力机制蕴含于生物基础、同时也蕴含于社会结构和文化之中。一定的社会文化条件会产生某种情感,同时情感也会对社会文化条件具有一定效应(特纳,2009)。在失地青年的情绪感受问题上,本文认为这是具有能动性的个人参与社会竞争的结果,受到社会风险的结构性约束,反映
11、了现有城市化风险对微观情感的形塑。综上,针对被动卷入城市化进程的失地青年,本文将在“脱嵌再嵌入”分析框架基础上,进一步探索他们在求职就业过程中的情感体验和风险内化的表现,提出以下三个问题并试图进行回答:(1)在试图争取更好的就业机会、参与城市劳动力市场竞争时,为何不能顺利地“再嵌入”?(2)试图从传统力量(例如家庭、集体和土地)的束缚中抽离时,是什么原因导致难以彻底“脱嵌”?(3)不彻底的脱嵌和再嵌入不顺两重机制促使失地青年生成怎样的情绪感受,对他们的发展带来怎样的影响?(三)研究方法早年有关失地青年研究多集中在东部沿海经济富庶地区,研究者多关注经济富足后其他社会性发展的需求(秦均平等,201
12、1;赵庆,2012),相比而言对西部地区土地征收后青年群体的发展关注较少。近年来西部地区城镇化发展呈现追赶型特征,20002010 年城市开发中一些规划不足、盲目扩张、补偿落后的遗留问题在近十年来已有所呈现,不同年龄阶段农民群体的社会适应问题也亟待关注。H 社区位于西部某中等城市郊区,最初建设目的是安置城区和城郊农村的拆迁居民。2005 年,Q 村居民陆续搬入这里,成为最早的一批居民。该村原村庄区位状况较好,位于交通主干道附近,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是该市重要的蔬菜种植基地,后在城市开发过程中土地 2023.3/社会政策研究/67逐渐被征收,村民于 2005 年左右集体上楼,分散居住在 H 社区。
13、在此之前,大多数村民家庭主要依赖蔬菜种植和房租收益,上楼之后,这些经济来源被迫中止,大多数中老年居民赋闲在家,少数人通过“4050”人员就业安置政策从事保洁、保安等工作。H 社区附近的服务业和新兴的建筑工地上创造了大量的工作机会,35 岁以下的青年人大多会在家附近打零工谋生,工资水平普遍在每月 30005000 元。他们普遍表示虽然对自己的现状不是很满意,但也缺乏对生活的长远规划,多数人将问题归因于Q 村当年的安置补偿政策,认为补偿水平太低导致家庭整体生活水平下降,也影响了个人发展。针对 Q 村失地青年流露出的情绪和感受,本研究选取六位 Q 村青年的典型案例进行分析(见表 1),结合对青年个人
14、的访谈及其家庭成员的调查与观察,描述青年受访者就业转型中的态度行为,从具体的访谈资料中提炼出“抱憾”“无奈”“留恋”等概念描述青年复杂交织的情感结构,讨论他们在参与城市劳动力市场竞争时的机会与不足,理解他们自身条件和社会结构限制之间的张力。Q 村补偿安置方案,按家庭户在册人口每人获得 25 平方米的免费补偿,置换房屋余下的面积以每平方米 725 元到 760 元不等的价格出售。基本上每家拆迁所获补偿款都用在补贴余下面积上,平均每家获赔 12 套房产。关中方言,指工作不体面,档次不够。表 1 受访者基本资料姓名代码性别年龄学历婚姻状况从事职业有无外出打工经历备注WY男30高中已婚维修工有LXM男
15、25初中未婚操作工人无LFS 之子MXL 男28高中已婚修车行老板无MZQ男29初中已婚火锅店帮厨无ZL女26初中已婚酒店服务员无MXN女32初中已婚无业无LFS男65初中已婚无业-LXM 之父DXP女60小学已婚无业-老年受访者二、“无奈”:再嵌入就业市场的不顺失地青年求职就业过程中,经常抱怨工作机会不够好,“赚得不多,也提不上串串。”本文认为造成再嵌入城市劳动力市场困境的成因主要有两方面,一是受教育经历在失地青年求职就业时带来的双重作用,二是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父辈亲友缺乏优质的社会资源,客观上造成失地青年与理想工作之间的强分隔。两方面因素共同导致青年在面对市场竞争时困难重重,容易引发“无奈
16、”情绪。(一)教育的双重作用:提高期望与限制机会伴随九年制义务教育的普及,于 20 世纪80 年代后出生的 Q 村青年普遍能够在儿童和青少年期接受正式的学校教育。从教育内容对个体的影响来看,标准化的教学方式和统一的书本知识建构了他们相对同质的文化知识,并通68/社会政策研究/2023.3过偏向于脱农的教育内容形塑了青年从小对现代生活的认知,贴近乡土和生活的地方性知识更多被普遍化的学习和教育模式所取代(熊春文,2009),努力上进等竞争意识的宣传也带动着青年向上流动的期望。WY 在受访过程中不断提及自己失败的求学经历,认为是文化水平低导致的自己就业状况差。“我觉得我这个人只有上学一条路,当时我觉
17、得我上学挺好的,自从考大学失败以后,我就觉得没有信心了。”“我想找个稳定点的工作,但是人家不要我,现在都要大学生。”(WY20150602)对于 WY 来说,高中时期的求学经历和所获成绩使其坚信读书的重要价值,并认可上大学才能改变个体命运的观点。这一方面导致他难以降低期望去从事低层次的职业,另一方面也使其难以适应城市劳动力市场的要求。1999年我国高等教育扩招,大学本科毕业人数大幅提高,这无疑增加了高中文凭毕业生的就业难度(吴愈晓,2013)。对于很多青年学子来说,只有通过不断提升文凭才能获取更大竞争力。从市场雇主的角度来看,在“文凭社会”的整体影响下对求职者的基本学历要求一般都在大专及以上,
18、而要获取一份相对稳定和需要技术的工作,其基本的学历要求都在本科及以上。对于 Q 村失地青年来说,普遍持有的初中或高职学历使他们在劳动力市场的竞争规则面前缺乏找到优势就业岗位的竞争力,也容易在竞争中进一步挫败向上流动的积极性。从职业选择来看,他们往往只能从事建筑业、服务业等劳动岗位,无法在职业化专业化岗位上积累经验,也很难获取更进一步的晋升途径。由此可见,教育经历和“文凭社会”的影响,虽然提升了失地青年在求职就业时的期望,带动了他们进城融城的意愿,但是在现有教育结构和劳动力市场规则的制约下,他们的就业面狭窄,职业选择也更为低端,发展的机会容易受到限制,这也容易引发他们在竞争对比下的挫败感。(二)
19、社会资源:弱支持与强分隔以往研究表明,除了人力资本是影响失地农民就业的关键因素外,社会资本也有很重要的作用(李飞等,2010)。一些研究发现,在再就业的过程中,失地农民往往通过亲缘和地缘关系获取就业信息,例如自己的亲戚、朋友或乡邻等(沈关宝等,2010)。对于人力资本欠缺的失地青年,他们普遍需要从社会网络中获取有用的资源,依赖父辈亲友为自己寻找就业机会,也常常通过同辈的同学同事朋友等关系获取就业信息。然而,依据林南的社会资源理论观点,社会资源的获取嵌入在社会网络结构中(林南,2005)。鉴于自身及所属群体社会经济地位的相对弱势,他们的社会资源质量普遍不高,能够获得的机会与理想中的工作岗位相去甚
20、远。在失地青年就业过程中,父辈亲友能够提供的支持往往涉及经济和社会资源两方面。鉴于征地赔款多以现金方式补偿,因而所能提供的资源也多是纯货币的形式。然而,在应对现代劳动力市场风险时,除了资金之外,信息和社会关系网络也很重要。在参与市场竞争过程中,由于信息滞后、关系匮乏等问题,容易导致竞争失利,挫伤失地青年的就业积极性。例如,在调查中问及征地赔偿款的分配使用时,Q 村许多老人都表示自己会将一部分钱用于帮子女 2023.3/社会政策研究/69找工作、做生意上。“我现在已经把手头的钱都给二儿子补窟窿了,以后他弟弟结婚的聘礼就让他哥哥准备。他之前开了一个修车行,当时就赔钱了。后来他又想让我帮他投资买拉土
21、车,说回头赚下的钱跟我平分。现在市场不稳定,而且他平时赚下钱也都是给媳妇家了,所以这次我就没答应他。”(LFS20150603)除了经济支持外,失地青年的父辈们自身处于较低的职业地位,很少有人能从自己的社会关系网络中争取到更优质的社会资源,在满足青年较高就业期望方面表现得微不足道。并且一旦难以满足期望,青年往往会对来自父辈的支持产生心理上的排斥,转而主动寻求自身社会资源的支持,例如同辈群体或工友等。“我有的朋友在山东,有的朋友在广东。原来还想过出去打工,在外头可以闯荡闯荡,在 D 市这边还是没有发展前途。如果我再年轻点,有可能会在外头。现在这个工作是我爸托人给找的,一天 12 小时,操作机器,
22、也没有假期。我想等拿到驾照,换个工作。干这个还是有点太劳人了。”(LXM20150603)此外,基于社会资源水平的限制,失地青年就业还形成了职业层次上的强分隔状态。在缺乏推动向上流动的人力资本的情况下,大多数失地青年只能在社会资源的弱支持下选择就近从事缺乏保障和职业化程度低的“活儿。”“我这就是干活,都不是上班,正经人家上班起码单位还交个社保,我们老板也不给我们交”(ZL20150608)。受访者将从事的职业性质定义为“干活”,这与他们理想中在体制内的“上班”有很大的区别。在 Q 村,只有极少数获得大学文凭、通过公务员招考进入体制内的青年,大多数失地青年还是被阻隔在体制之外,很少能够获得稳定理
23、想的工作。因而,在高期望和低成就之间,该群体在求职就业的过程中会产生更为强烈的挫败感,引发他们对自身状态的“无奈”感受。三、“留恋”:从传统力量的不彻底脱嵌上文论述了失地青年在就业转型过程中,教育和社会资源两大因素所引发的“无奈”情绪在形塑“抱憾”情感上的作用;除了再嵌入的阶段之外,失地青年还不断经历着从传统力量当中抽离脱嵌的过程,尤其是从传统的血缘地缘关系当中抽离。下文将具体从土地和家庭两方面讨论失地青年所抱有的“留恋”情绪,从另一个侧面反映“抱憾”情感。(一)消逝土地的拉力伴随着城市开发,Q 村的土地面积和生产方式逐渐发生了变化。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这里是当地重要的蔬菜种植区和粮棉生产区,老
24、一辈村民普遍骄傲地认为他们对当地农业生产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此外,借助毗邻河道和交通要道的优势,自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起,不少 Q 村村民就开始利用自家的房屋办旅馆、做买卖,形成了商铺经济,为许多家庭打下了经济基础。20002005 年,在征迁消息逐渐传播开后,他们又迅速地加盖房屋以期从补偿中争取更大的利益。从土地与 Q 村村民家庭经济生产生活的密切联系来看,纵使现如今它已经失去了物质形式,但无论是在工具意义上还是情感联结上,土地都还在不断影响着村民的生活。对于该村的青年人来说,土地虽不再扮演如往日那样重要的角色,却在“消逝”之后转化为一股拉力,引发青年人对故土的留恋。受访者70/社会政策研究/2
25、023.3MZQ 在谈论到与土地的关系时说道,“我小时候也不种地,只是帮家里干点农活说起来没有土地之后,日子还是过得不如从前了。那会儿我家有菜地,还有门面,吃穿也不愁。现在我给别人打工,赚得没有花得多,要是地还在,压力不会这么大。”(MZQ20150702)相比于父辈们,失地青年与土地的依附关系并不强,童年时期往往农耕经验极少,青少年期又适逢村庄土地大规模征收阶段,并没有直接参与例如征地核算、征收签约以及后期的集体抗争等事件环节中。然而鉴于其父辈家庭早年从土地中获取的经济收益,当失地青年遭遇城市就业市场的竞争压力时,更容易因为失去这本应顺理成章“继承”的财产收益而引发失落情绪和逃避心理。区别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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