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里德里希·席勒的国家观.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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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弗里德里希席勒的国家观毛明超(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摘 要:“国家”这一政治哲学核心概念也是魏玛古典文学代表人物弗里德里希席勒关注的焦点。不同于费希特或黑格尔等对国家的推崇,席勒在历史讲演吕库古与梭伦的立法中强调,国家并非目的,在剧作 唐卡洛斯及相关文本中指出个人并非手段,而是如康德和洪堡一样将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视为政治共同体的根本要旨。在审美教育书简中,席勒借助国家与个体的同构论,勾勒了一条借助艺术完善人性、塑造审美国度的政治改良主义路径。尽管含有乌托邦色彩,但席勒的国家观正因此在德国历史的黑暗年代成为难能可贵的警醒之声。关键词:席勒;国家观;吕库古与梭伦的立法;唐卡洛斯;审美教育书简一、引
2、 言德国政治思想史素有崇尚国家的传统。小邦林立的历史、统一民族国家形成的迟滞,以及由此产生的对政治统一体的普遍向往,使得“国家”的概念和对其正当性与必要性的论证成为德国政治哲学思考的核心话题;而理性主义文化中所蕴含的秩序与真理对知性的无条件约束,又使得这种在理念上被建构出的必要性成为政治哲学体系中的必然性,作为前提与目的,化身一切推论在逻辑上,进而也在实践上必须服从的“绝对命令”。尤其是在 18 世纪2023 年第 3 期Vol.14 No.3政 治 思 想 史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Political Thought总第 55 期Sum No.5586政治思想史
3、2023 年第 3 期末的欧洲大陆,法国大革命及其引领的政治文化变革从根本上动摇了欧洲君主专制的“旧制度”,而德意志诸邦国,尤其是普鲁士在军事上的惨败,更促使德国政治哲学承担现实使命,为国家的重建、巩固与强盛提供学理支撑。于是“国家”进一步在政治哲学体系占据中心位置,进而实现了自身的绝对化。费希特在现时代的根本特点(1806)系列演讲中,就提出了“绝对国家”(Der absolute Staat)的概念。“绝对国家”的目的在于“把一切个体力量引向族类生活”,即以“强制性”将国家树立为政治共同体中各成员个体行为的最终目的。()这种目的论的强制是普遍的,因为“国家必须要求每个个体毫无例外、毫无保留
4、地竭尽其全部44力量44”();而也正是这种普遍义务确保了普遍平等。此外,费希特更将其所设想的“绝对国家”奉为人类自身发展的必然趋向:“逐渐地、自由地上升到这种绝对国家的关系,即上升到理性所要求的人与人的关系,是人类的使命。”()“国家”既是个人行为的根本目的,亦是人类历史进程的最终归宿,在实践伦理与历史哲学的双重领域均被赋予了不可替代的绝对性。费希特对国家的推崇在黑格尔那里得到了延续。在法哲学原理(1820)中,黑格尔写道,国家作为“实体性的统一”,是“绝对的不受推动的自身目的,在这个自身目的中自由达到它的最高的权利,正如这个最终目的对单个人具有最高权利一样,成为国家成员是单个人的最高义务4
5、444”。()在他的论述中,国家不仅自为目的,更是个体的最终目的,而且个体之结合为政治共同体并非任意,而是必要的,因为“个人本身只有成为国家成员才具有客观性、真理性和伦理性”()。独立的个体在黑格尔的法哲学体系中既不可能,亦无价值,因为无论是个体的存在本身还是其发展的意义,都必须依赖先于个人存在、被理性有意识地树立起的国家这一政治组织形()费希特:现时代的根本特点,沈真、梁志学译,商务印书馆,2018 年,第 143 页。()费希特:现时代的根本特点,第 144 页。着重号从原译文。()费希特:现时代的根本特点,第 147 页。()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商务印书馆,1979 年,
6、第 253 页。着重号从原译文。()黑格尔:法哲学原理,第 253 页。87毛明超:弗里德里希席勒的国家观式。甚至于国家之外的个体,其所谓的独立性只能是一种主观臆断,因为主体只能在统一体之中方能确证自身客观实存;而个体所谓的自主性并非自由的表达,因为在黑格尔看来,自由只有在国家的界限之内方能实现。若是由此观之,论者当然有充足的理由将“国家”视为德国政治哲学的核心问题,并不无道理地指出德国政治思想中国家与自由的辩证统一关系,即将国家“界定为人类自由的前提条件,而非它的束缚与敌人”()。毕竟,对于将国家上升为理性的必然自我实现形式,乃至具备神性的黑格尔而言“上帝行于世上,要求国家存在,国家的基础是
7、作为意志自我实现的理性的权柄”()上述论断自然可以成立。但是,奉国家为个人政治行为的根本目的,乃至个人存在的逻辑基础,却并非 1800 年前后德国政治思想的唯一准则。康德在认识论上所完成的“哥白尼革命”,使得“主体”逐步取代“本体”成为批判哲学的立足点。这一转向对道德哲学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摆脱了在认识论中的工具地位而上升为认识主体的人,同时也从政治的手段上升为了行动的目的。在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1786)中,康德将“人是目的”树立为“最高的实践原则”,拒绝把“人性”降格为单纯的手段:“你要如此行动,即无论是你的人格中的人性,还是其他任何一个人的人格中的人性,你在任何时候都要同时当作目的,绝不
8、仅仅当作手段来使用。”()这一伦理的定言命令因其纯形式性而具有普遍有效性,即可拓展至政治领域。而如此一来,就预示着在德国政治思想史中,还存在着另一条()克里斯桑希尔:德国政治哲学:法的形而上学,陈江进译,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 2 页。关于德国政治哲学的思想脉络,亦可参见李哲罕:哲学社会学讲义:关于近现代德国政治与社会的一项研究,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2020 年,第5569 页。()语出 法哲学原理第 258 节补遗,作者自译。因现有译本对德语原文“Es ist der Gang Gottes in der Welt,da der Staat ist”理解有误,最后的“ist”一词(作为s
9、ein 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在此并非系动词,而是表示“存在”。黑格尔的德语原文参见 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Grundlinien der Philosophie des Rechts oder Naturrecht und Staatswissenschaft im Grundriss,Frankfurt a.M.:Suhrkamp Verlag,1986,S.403。()康德: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载李秋零主编:康德著作全集第 4 卷,李秋零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年,第 436 页。88政治思想史 2023 年第 3 期不同于“绝对国家”的线索
10、:国家不再是最终目的、不再是人类进步史的终结,而是应当遵循康德所确立的“实践的命令式”,成为服务于“人性”这一目的的手段。威廉冯洪堡就在论国家的作用(1792)中指出,国家和个体的最高目的在于人性的全面发展,使人能够“把他的力量最充分地和最均匀地培养为一个整体”,因此,国家不应干涉人的行动自主性与个性的自我实现,更不应强制要求个体将其权利与能力完全让渡给国家。()而在康德和洪堡之外,最为振聋发聩地反思国家与个人的目的手段之辨的,要属德语文学巨擘弗里德里希席勒。他在历史研究、戏剧创作与美学哲思中,均融入了对国家的思考。席勒尤其反对国家的绝对化,认为国家应以个体全方位的自由发展为根本目的,坚持政治
11、共同体的真正变革需以其公民天性在审美教育引领下的完善为前提,并勾勒了作为政治理想的审美国度。这一切都彰显了他不同于传统德国政治思想史书写的独特之处。二、国家非目的:吕库古与梭伦的立法席勒对国家的思考,最集中地体现于 1790 年他在自己主编的塔利亚(Thalia)杂志上发表的历史论文吕库古与梭伦的立法(Die Gesetzgebung des Lykurgus und Solon)。()此文以席()威廉冯洪堡:论国家的作用,林荣远、冯兴元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第 30 页。洪堡此作最初以“尝试界定国家作用之限定的若干想法”(Ideen zu einem Versuch,die G
12、renzen der Wirksamkeit des Staates zu bestimmen)为 题,于 1792 年发表在席勒主编的杂志新塔利亚(Neue Thalia)上。()Friedrich Schiller,Die Gesetzgebung des Lykurgus und Solon“,in Friedrich Schiller,Historische Schriften und Erzhlungen I,Hrsg.von Otto Dann,Frank-furt a.M.:Deutscher Klassiker Verlag,2002,S.475 510.即便是在德语学界,该文
13、也尚未获得足够的重视,仅有克罗夫特曾对该文作过通俗性的介绍,而施密特则在他的论文中主要关注了席勒借研究古希腊城邦政体对 18 世纪法国启蒙运动中关于古希腊共和主义的反思。参见 Hans Kloft,Lykurg und Solon.Griech-ische Gesetzgeber und deutsche Klassik“,in Hans Kloft,Studien zur Wirtschafts-,Sozial-und Rezeptionsgeschichte der Antike.Berlin und Boston:De Gruyter Verlag,2020,S.416 433;Alex
14、ander Schmidt,“The Liberty of the Ancients?Friedrich Schiller and Aesthetic Republicanism,”History of Political Thought,Vol.30,No.2,2009,pp.286 314。89毛明超:弗里德里希席勒的国家观勒 1789 年 8 月即法国大革命爆发的次月在耶拿大学的演讲为基础,借助对古希腊双雄斯巴达与雅典改革与立法进程的分析,勾勒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国家结构。尽管历史学界对于吕库古(Lycurgus,德语亦作 Lykurg)的生平未有定论,但根据希罗多德的记载,正是这位斯巴达国
15、王在德尔斐的神谕下建立了一整套军政一体的制度,使得斯巴达一跃而成为伯罗奔尼撒半岛上最强有力的军事强权。()而熟读普鲁塔克著作的席勒在行文中还借鉴了希腊罗马名人传对传主的描述,将吕库古改革的关键内容提炼为以下几点:设立元老院、重新分配土地与动产、实行货币改革并禁止不具备实用价值的技艺、推行共餐制,等等。()席勒指出,在吕库古执掌大权前,不仅“大众的权力与国王的权柄之间尚未划定界线,财富集中在少数几个家族手中。富人压迫穷人,而穷人的绝望则化为动乱”,斯巴达全国上下还缺乏“公意(Gemeingeist)与团结”。()这是摆在立法者吕库古面前的巨大挑战。因此,他必须采取针对性的措施以革新斯巴达摇摇欲坠
16、的政治体系。例如,元老院的建立可防止城邦日后再度在“王权的暴政与民主的无政府”()之间来回摇摆,成为城邦政治稳定的压舱石。重新平均分配土地取消了贫富差距,实现了财产平等。以铁取代金银作为流通货币并刻意使之贬值则变相降低了贵金属作为硬通货的价值,不仅使得财富的累积变得低效而缺乏吸引力,还同时阻断了对外贸易:“没有一个异邦的商人用得上斯巴达的铁币,但斯巴达人也给不了他别的钱币。于是所有为了奢靡而创作的艺术家从此从拉科尼亚消失不见,没有异邦的船只再出现在它的港口。”()而在禁止奇技淫巧()希罗多德:历史,徐松岩译注,上海三联书店,2008 年,第 24 页;另参见约翰博德曼等编:牛津古希腊史,郭小凌
17、等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 年,第 2224 页。()普鲁塔克:希腊罗马名人传上册,陆永庭、吴彭鹏等译,商务印书馆,1990 年,第 9196 页。()Schiller,Die Gesetzgebung des Lykurgus und Solon“,S.475.()Schiller,Die Gesetzgebung des Lykurgus und Solon“,S.476.()Schiller,Die Gesetzgebung des Lykurgus und Solon“,S.478.“拉科尼亚”(La-konien)是希腊伯罗奔尼撒半岛南部区域的统称,斯巴达即坐落于此。90政治
18、思想史 2023 年第 3 期之外,吕库古还推行共餐制,即“所有公民在一个公共地点共同用餐,且分享的是同一种预先规定的食物”,不但禁止暴饮暴食,甚至连使用精巧餐具都不被允许。而在席勒的叙述中,正是这种“节制与秩序”造就了“健康而强壮的体魄”。()更重要的是,吕库古创立了一套完整的公共教育体系,以便“为法律塑造公民”:“教育是国家的一项重要工程,而国家也是这种教育一直延续的成果。”()斯巴达的教育遵循优生学原则,自孩子一出生就开始优胜劣汰。国家在孩子七岁时开始承担教育职能,将其带离父母,令其在由同龄人组成的军事化集体中成长。而这一教育体系的核心在于“国家至上”的理念。普鲁塔克在他的吕库古传记中写
19、道,斯巴达人“在城里,就像在兵营里一样,人人都过着规定的生活,从事规定的公共事务,时时刻刻考虑到自己整个地属于国家,而不是属于个人”()。而席勒亦在他的讲稿中强调,在斯巴达,“孩子只要一出生,就属于国家”()。国家与个体由此成为不可分割的统一体:“斯巴达人始终想着斯巴达,而斯巴达也始终想着斯巴达人。”()在席勒看来,将国家树立为公民社会的最终目的,是吕库古挽救斯巴达的唯一途径为了使斯巴达在被孤立的情况下得以长存,必须将国家置于一切私利之上,使之成为一切行动的最终归宿。没有一个立法者曾像吕库古给予他的城邦那样,赋予任何一个国家这样一种团结、这样一种民族利益、这样一种公意。而吕库古是如何实现这一切
20、的?他成功地将身边公民的所有行动引向国家,并断绝一切可能诱使他们偏离的路径。()从实质上看,吕库古立法追求的是国家之下的绝对平等。无论是土地分配、币值改革还是共餐制,其要旨都在于剥除个体的独()Schiller,Die Gesetzgebung des Lykurgus und Solon“,S.478.()Schiller,Die Gesetzgebung des Lykurgus und Solon“,S.479.()普鲁塔克:希腊罗马名人传上册,第 116 页。()Schiller,Die Gesetzgebung des Lykurgus und Solon“,S.480.()Schi
21、ller,Die Gesetzgebung des Lykurgus und Solon“,S.483.()Schiller,Die Gesetzgebung des Lykurgus und Solon“,S.484.91毛明超:弗里德里希席勒的国家观特性,使之在生产、交换和生活中不再有能够彰显自身特点的可能,土地无多寡之分、财产无贫富之别,更无兴趣与个性可言,并由此在集体中实现无差别的平等。也正是因为斯巴达是由高度同质化的“平等公民”(homoioi)组成,故其“众意”即为“公意”,而公意则等同于国家。在普鲁塔克看来,吕库古治下的斯巴达人“既没有独立生活愿望,也缺乏独立生活能力”,而是如工
22、蜂一般“怀着忘我的热情和雄心壮志,将自身的一切皆隶属于国家”。()作为立法者,吕库古的目的显然是确保共同体成员的同一性,并使得作为共同体的国家本身成为组织、引领、规训公民生活的唯一机构。席勒在讲演中指出,斯巴达人“在国家的怀抱中醒来,他周遭的一切只有民族、国家与祖国”(),可谓一语见地。无论是希罗多德还是普鲁塔克,都对吕库古设立的斯巴达政体有着极高评价。而在柏拉图的理想国中,不仅是对于“护卫者”的描述有颇多可与吕库古立法相比拟之处(),吕库古还被视为希腊政治改革的榜样,以贬损荷马并否定艺术的道德教化功用。柏拉图以苏格拉底之口诘问:假定荷马果真知晓如何改良人在公域与私域中的道德水准,“那么,请问
23、,有哪一个城邦是因为你而被治理好了的,像斯巴达因为有吕库古,别的许多大小不等的城邦因为有别的立法者那样?”()柏拉图的同学、同为雅典人的色诺芬则在斯巴达政制(Lakedaimonion Politeia)中更进一步,认为斯巴达之所以曾一度成为“希腊最强大、最驰名的城邦”,必须归功于其政体的创立者:“我实在钦佩吕库古他赐予斯巴达人礼法,斯巴达人服从这些礼法(后曾)极为幸福我认为他在极端做法上十分明智。”()甚至在 18 世纪法国启蒙运动中,人们()普鲁塔克:希腊罗马名人传上册,第 117 页。()Schiller,Die Gesetzgebung des Lykurgus und Solon“,
24、S.484.()例如,柏拉图所设想的护卫者应无私产、共餐、不使用货币与贵金属。参见柏拉图:理想国,郭斌和、张竹明译,商务印书馆,2002 年,第 130 页。()柏拉图:理想国,第 395 页。()色诺芬:色诺芬 斯巴达政制译笺,陈戎女译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 1 页。92政治思想史 2023 年第 3 期依旧可以听到对吕库古和斯巴达的礼赞。()例如,卢梭对于奢侈与艺术的批判显然是斯巴达式的,他尤为欣赏斯巴达的“幸福的无知和贤明的法律”(),在论人与人之间不平等的起因和基础中将吕库古“另起炉灶”式的立法视为政治革新“不破不立”的典范(),还在社会契约论中将“伟大的吕库古”所造就
25、的斯巴达“平等公民”的彻底一体化视为表达“公意”的最佳方式()。也正是在吕库古的带领下,斯巴达才得以从灰烬中重生,“重新恢复了青春的活力”()。然而,席勒在演讲稿中却并未完全照搬前人对吕库古的溢美之词。他的确承认,吕库古立法创立的斯巴达政体呈现的是“一件完美的艺术品”,但随后却话锋一转,认为这部“值得尊敬的宪法”恰恰是最应当被抛弃的。这是因为:若是比对他自己的目的,那么吕库古的立法确实是国家学与人类学的杰作。他希望塑造一个强大的、内在完满而不可摧毁的国家;政治上的强大与持久是他致力追寻的目标,而他也在条件允许的范围内最大限度地实现了目标。但人们若是将吕库古订立的目的与人类的目的相比对,就必然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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