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编 翻译:中国民间文学域外传播的有效双路径--从汤、赵“真假木兰之争”谈起.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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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23年12 月第11卷第4 期外文研究FOREIGN STUDIESDec.2023Vol.11No.4改编+翻译:中国民间文学域外传播的有效双路径一从汤、赵“真假木兰之争”谈起香港大学刘碧林摘要:美国华裔作家赵健秀因汤亭亭在女勇士中改编木兰替父从军的故事而质疑其“伪造”了木兰,强化了美国主流社会对华裔的定型化偏见,于是自发翻译木兰辞来对抗汤亭亭对中国文化的篡改;汤亭亭则称自已无意还原木兰故事,认为传说故事就应当被“把玩”。二人的真假木兰之争”持续十余年,亦引起大量文学研究者的关注。若抛开他们的华裔作家身份,将其均视作木兰故事在英语世界的传播者,则“木兰之争”就变成了一场中国民间文学对外译
2、介中改编与翻译之间的较量。本研究从译介的角度重新审视汤、赵二人对木兰的改写,并从该个案延展出去,分析改编与翻译在中国民间文学对外传播中的不同职能与互动关系,探讨“改编+翻译”作为外译双路径模式的可行性与必要性。关键词:“木兰之争”;改编+翻译;中国民间文学译介;域外传播中图分类号:H315.9一、引言:汤、赵“木兰之争”回顾1976年,美国华裔女作家汤亭亭(MaxineHongKingston)发表了自传体小说女勇士(The WomanWarrior:Memoirs of a Girlhood Among Ghosts),该书一经出版便在美国文学界掀起讨论热潮,部分评论家对女勇士的创作表示认可
3、。例如,日裔美国诗人加勒特洪果(Garrett Hongo)称此书激起了读者对美国亚裔女子个人经历的关注,能给予亚裔文化在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社会被消音处理的“他者”以力量(Hongo1993:2 4)。也有不少华裔作家对这本书持批判态度,其中质疑声音最为响亮的,当属汤亭亭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英语系的同窗赵健秀(Fr a n k Ch i n),他对汤的秤击源头来自女勇士第二章“白虎”(White Tigers)中将岳母刺字嫁接到木兰身上,把木兰从军抵抗外敌改为木兰替乡亲报仇,并在叙事中注人了厌女症(misogyny)情节。赵健秀认为,写作就是战斗,作为华裔作家应该肩负起强化华裔族群意识的责任,
4、“反对主流社会对美国华裔族群的定型化偏见”(黄际英、魏艳辉2 0 0 5:12 8)。然而,汤亭亭为了迎合白人种族主义者的表达方式以及受行业利益的驱使,在女勇士中歪曲华人女性形象,8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 0 9 5-57 2 3(2 0 2 3)0 4-0 0 8 4-0 8并有意地放大中国封建社会弱肉强食、父权中心的特点,打着“女性主义”的旗号,击“中国文化中的性别差异”(赵文书2 0 0 3:7 1)。为证实自己所言非虚,赵健秀还通过其他方式向美国读者证明汤亭亭的改写确实与真实故事不符。例如,因郭茂倩收录在乐府诗集中的木兰辞(亦称木兰诗)被学界公认为最真实地记录木兰故事的版本(杨生
5、枝1985:3 9 9),赵健秀便在19 9 1年续编大喉咿(TheBigAiieeee!)时加人了一篇文真真假假华裔作家一起来吧(Come All Ye Asian Writers of the Realand the Fake),其中包含了他逐字翻译的木兰辞译本,并附评述道:“这首诗中根本就没有提到道德上的男性统治,也没有木兰需要承受的厌女暴力”(Ch i n 19 9 1:6)。此外,他还在文中称:她的版本对历史的篡改很容易就可以被一个简单的事实所证明:美国华人从来都不是文盲。与中国失去联系并不会导致美国华人与木兰辞失去联系,无论过去还是现在,依然有西半球唐人街的孩子吟唱这首辞。这就像与
6、英国失去联系并不会让说英语的白人与自由大宪章或莎士比亚失去联系一样。(Chin 1991:3)赵健秀言之凿凿,似乎无可辩驳,汤亭亭亦是义正词严,对赵的反击有理有据。针对赵健秀对她改写木兰故事的质疑,汤亭亭曾在接受采访时回应道:“我本就无意记录传说我又不是个档案保管员”“我把男性的故事移植到女性身上是因为木兰 要把男人的故事从他们身上拿走,从而获得其中的力量”,“我觉得传说就应该总被拿来改变和把玩,不然它们就死了”(Chin2008)。汤、赵二人的论战持续了十余年之久,许多学者也纷纷加人其中,形成了支持赵健秀的“纯粹主义派”与支持汤亭亭的“杂主义派”。前者阵营中,Li(19 9 8)认为汤亭亭对
7、美国亚裔身份的讲述是美国化的、理论化的、刻板化的,Wong(19 8 8)说汤亭亭营造的“东方主义效应”是由于她未能批判西方社会的父权价值观或制度性的种族主义,其对中华文化的评论是片面的、有偏见的;后者阵营中,Dong(2 0 11)认为汤的作品是对中国传说的“重写本”(p a l i mp s e s t),是她对自身(中华)文化传统与现在美国人身份的“融合”(combination),而不是对中国传说的“伪造”(faking),她笔下对中华文化的描述不是“伪”的,而是对其从未去过的中国的“想象”。同样赞成汤亭亭的还有Madsen(2 0 0 6),她认为汤的作品敢于推翻传统的叙事风格,在自
8、传体小说中融合了“真”与“假”,成功塑造了独特的艺术自我。虽说这些学者对汤、赵二人论争的解读呈现多样化,但似乎都没有跳出文学批评的框架,无一例外地将汤亭亭对木兰的挪用视作美国华裔文学的实践,而忽略了跨文化改写的本质,即文化的介绍与传播,从而陷入了结构主义思维会带来的二元对立僵局。若从解构主义的视角来分析这场论争,不把汤、赵二人看作观点相悖的美籍华裔作家,而把他们都视作木兰故事在美国的传播者;不把汤之改编与赵之翻译看作“歪曲”与“忠实”的代名词,而把它们视作木兰故事在美国传播的两种形式,或许可为学界提供斩新的思路。本文拟从译介的视角重新审视汤、赵对木兰故事的改写,并探讨改编与翻译之于当代中国民间
9、文学域外传播的意义。二、汤、赵对木兰故事的译介何为“译介”?许多学者都将其与“翻译”画上等号,其实不然。虽然文学译介的主要内容和形式是文学翻译,但还应该包括其他内容。江帆(2 0 0 7)曾详细讨论过“译介”的定义,认为它就是“跨文化改写”,这里的“改写”概念则是来源于Lefevere的“改写理论”(rewritingtheory)。Lefevere(2 0 0 0:2 3 4-2 3 5)认为,一个作家的作品主要是通过“误解”(misunderstandings)和“误释”(mi s c o n c e p t i o n s),即“改写”,来获得曝光度并产生影响;这种改写的本质其实是对某一
10、文化中的元素(主要是文学)进行互文性再创造,所以他认为改写的形式包含翻译、批评、评论、历史传记、文选作品集、戏剧演出等,其中翻译是最明显的一种形式。可是,改编算不算改写的一种呢?从词义上来讲,无论是中文还是英文,“改编”(a d a p t a t i o n)和“改写”(rewriting)都是近义词,而因为“改写”的范畴比“改编”更大,可视“改写”为“改编”的上义词,所以可认为改编是改写的一种。虽然Lefevere并未将改编列人与翻译平级的改写形式行列,但我们回看改写理论的发展基础多元系统论(poly-system theory),就会发现Even-Zohar(19 9 0:7 5)曾说过
11、:“把A系统的文本在B系统中的转化看成是翻译”(translation),而把A系统向B系统渗透(penetration)只看成是影响(influence),这是没有道理的。”根据语境判断可知,Even-Zohar 所谓的“翻译”应该是指广义上的翻译,即一种互文关系;Lefevere 的“改写”则与之相符,而改编亦属于Even-Zohar所说的A系统向B系统的“渗透”,所以改编应该被列为改写的范畴。那么,获得“新身份”的汤亭亭改编版木兰,会和之前作为美国华裔文学的女勇士木兰有所不同吗?(一)汤亭亭“不忠实”的改编赵健秀之所以称汤亭亭对木兰的改写是“伪造”和“谎言”,归根结底是因为汤没有忠实再现
12、文献对木兰的记载(Chin 2008)。由于汤的改编不是简单的翻译,准确来讲不是Jakobson(2 0 0 0)定义的语际翻译”(interlingual translation)或“正宗的翻译”(translation proper),而是一种偏离源语文本的语际转述,所以无法用源语文本与其改写直接对应起来进行比较,不过我们可以将木兰辞的情节与“白虎”的情节进行对应。余君伟(2 0 0 1)曾根据两首乐府木兰诗与两篇宋代碑文总结出木兰故事的十三个基本母题,但最后一个“自杀和追赠”与木兰辞的情节不符,因而本研85究只沿用前十二个母题作为木兰辞的基本故事情节,与“白虎”对比如下:表1木兰辞与“白
13、虎”情节对比木兰辞情节“白虎”情节(无对应)进人深山,师从神仙夫妇习武女儿本分,(未保留)如从事家务(织布)征兵替父从军(无对应)女扮男装征战与立功(无对应)胜利回归天子赏赐(无对应)天子欲纳宫中拒受官职返家恢复女儿身伙伴皆惊煌从表1不难看出,木兰辞中除了“女扮男装”“征战”“返家”这三个情节被“白虎”保留之外,其他情节都被大幅修改或删除了。因此,木兰原本对父孝顺、对国忠诚、善良勇敢的巾帼英雄形象,也就被汤亭亭改为反对父权、抵抗霸权的女性主义者形象。首先,汤笔下的木兰不再是在家“当户织”的传统女子,而是具有强大力量的习武之人,具体表现之一是木兰习武的描述占据了“白虎”大约三分之一的篇幅,说明汤
14、亭亭有意地通过这一叙事策略“增强女性的力量”(管建明2008:4 9)。另一表现则是前文提到过的木兰故事与岳母刺字故事的融合,汤试图通过故事嫁接将岳飞的男性力量转移到木兰身上,而保留女扮男装的情节亦是加强木兰力量的另一手段。其次,新版木兰敢于推翻象征着父权的封建专制。汤亭亭不仅让木兰杀掉皇帝和乡绅,还突出了他们是被“砍头”杀死的,说明了封建父权社会的彻底崩塌瓦解。此外,采用推举制选择农民领袖成为新皇帝,也体现了女性主义倡导的平等与自由。再次,汤版的木兰是一个可以自己做主的独立女性。进山习武,木兰并未告知父母,这是她自己的决定;出山复仇,她不顾师傅的劝阻,亦是她自己86的决定;在军营中,她见到自
15、己的未婚夫后未婚生子,不顾所谓“女德”,这还是她的决定。最后,木兰不仅受到村里男性的尊重和支持,还成为了自立军的主帅,并被新皇帝封为大将军,这都隐喻了木兰女性力量的觉醒,展现出女性不比男性弱的宗旨,淡化了男强女弱的传统观念,从而消解了父权中心产生的性别二元对立。正如赵健秀的判断,汤亭亭对木兰的改写是不忠实的,但是不忠实带领村男自成军队并不代表这种改编是错误的、被禁止的,也不代表为村民报仇母亲为木兰在背上刻字女扮男装征战与未婚夫在军中生子杀了皇帝和乡绅(未保留)推举农民领袖做皇帝新皇帝欲纳宫中被封为大将军返家恢复女儿身(未保留)这种改写对木兰故事的传播是无益的。正如汤亭亭所言,如果传说故事不被改
16、编,人们就会渐渐淡忘,而到人们再也不会“把玩”这些故事时,它们就真的死了,而文化传播的希望也就会随之破灭。其实细读“白虎”这一章,我们就能发现,汤亭亭并不仅仅对木兰故事进行了译介,还对中国的许多文化元素进行了译介(Kingston1976:19-53)。例如,文中多次出现“象形字”(ideograph)来形容事物的构造或形状,以此加深西方拼音文字读者对中国文字方块字的了解。再如文中提及的中国习俗,包括祭祖要献上祭品,过年要发压岁钱等。另外,汤亭亭还译介了一些中华文化负载词和典故,例如,解释“蝠”代表“福”、介绍“长城”(the Long Wall)与孟姜女(cried like thewome
17、n who had come here looking for their men solongbuildingthewall)等。虽说这些内容只是塑造木兰的辅助工具,但它们对于西方读者都是陌生元素,能够引起其对东方世界的好奇心,难怪美国评论界认为女勇士是一本具有“异国情调”和“神秘的东方色彩”而“不可理解的”书(Skandera-Trombley 1998:95)。总体而言,汤亭亭作为译介者,主要采取意译加扩展的策略一一意译主要体现在汤对木兰辞中木兰精神的灵活再现,扩展则是在前者的基础上加注中华文化元素与“译者”对木兰的想象及二度创作。事实证明,汤亭亭的这种译介策略是成功的,她不仅成功引起了
18、美国文学界的关注,还为19 9 8 年迪士尼动画木兰提供了创作的原始灵感,为木兰故事在英语世界的流传增添助力(Dong 2011:93-94)。(二)赵健秀“忠实”的翻译赵健秀的木兰辞译本是在他抵制汤亭亭“不忠实”改编时应运而生的。他认为,当历史证据摆在眼前,读者就自然会相信他对汤的批判合情合理,随之亦能巩固他作为“华裔传统主义者”“中华文献管理者”和“中华学者”的地位(Chin2008)。为了摆出“真实”的历史证据,赵采用直译的策略甚至为了“忠实”而不惜打破语法结构。如下面一例: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南市买箸头,北市买长鞭。East Market:buy a good horse.West
19、Market:buy a saddle and blanket.South Market:buy bridles and reins.North Market:buy a long whip.东西南北四市在上面四小句中均做状语,且四句都省略了买东西的主语木兰,但在赵译文中,四市与买东西的动作由冒号连接,成为了被解释名词与解释语的关系。虽说逐字直译的译文的确从字面上再现了原文的意义,但难免会让英语读者摸不着头脑,甚至会造成某市是专门卖某物的歧义。此外,赵将四市的英文首字母全部大写,而英文中只有专有名词,如“纽约”(NewYork)和“紫禁城”(Forbidden City)出现时才会如此处理,这
20、又可能让读者觉得真的有这四个市场的存在,从而与“东南西北”代指四面八方的古文词法相背离,因此无法真正做到“忠实”。除上述欲忠实反而不忠实的例子以外,赵译文中还有明显与原文不符的地方。例如: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不闻机籽声,唯闻女叹息。问女何所思,问女何所忆。Sniffle sniffle,sigh sniffle sniffle.Fa Mulan sniffles like her loom.Do not ask how the shuttle shifts.Do ask why a girl cries herself sick.Ask her:does she pine.Ask her:
21、does she yearn.首先,木兰辞中的木兰是没有姓氏的,而姓“花”的说法是在明代戏剧家徐渭创作的雌木兰代父从军剧本中才出现的,因为徐渭认为木兰之名取自于木兰花,所以以花为姓(马俊华1993:6 7 5)。然而,赵健秀却不加考证,直接将徐渭拟造的“花”(Fa)姓安在木兰身上,并未做到他一直强调的“尊重历史”。其次,除第一小句的翻译基本字面忠实外,其余五小句均与原文意义有(郭茂倩1 9 9 8:37 4)差。如“木兰当户织”一句被译成“花木兰像她的织布机一样叹息”,“唯闻女叹息”被译为“问问为什么一个小女孩着急地鸣咽”。此外,译文中像这样的误译还很多。种种迹象表明,赵健秀并不是一个合格的“
22、华裔传统主义者”“中华文献管理(Chin 1991:5)者”和“中华学者”,因此他用来驳斥汤亭亭的所谓“铁证”也就失去了公正性与可信性(赵文书2003:7 1),以致他对汤的整场批判都显得力度不足。不过,我们在这里并不是为了指责赵健秀的译文水平或是质疑他对中华文化的传承,而是想通过客观分析说明一个事实:无论是民间传说还是文学文化,在传播的过程中发生与源头的偏离在所难免。传播者可能为求新意的“添油加醋”(如徐渭),或自以为了解但其实不甚清楚的宣传(如赵健秀),再或为塑造个人身份而对原文的挪用(如汤亭亭),究其原因就是在改写文本的过程受到Lefevere(1 9 9 2)提到的“赞助人”(patr
23、on)、“诗学”(poetics)和“意识形态”(ideology)影响的结果。需要承认的是,他们的工作都是让古老的传说穿越千年再次浮现于更多受众的眼前,让故事在新时代继续口耳相传,让文化在一代代人的记忆中不断更新与留存。作为译者,赵健秀是合格的,因为他采用直译策略,较为忠实地再现了原文的所有情节。然而,作为“译介者”,赵健秀的表现则不尽如人意,他不顾目标受众的期待,未能通过译介引起英语读(郭茂倩1 9 9 8:37 4)者与木兰之间的共鸣,只是机械地完成了语言转换工作,这也就解释了他的译本在英语世界未能引起广泛关注的原因。三、改编+翻译:中国民间文学译介的有效双路径在翻译学界的讨论中,改编与
24、翻译一直是不可87(Chin 1991;5)分割讨论的两个重要话题。比如,Nida&Taber(1 9 8 2:1 34)认为改编等同于一种“文化翻译”(c u l t u r a l t r a n s l a t i o n),由牧师、老师等人群执行;而我们日常所说的翻译其实是“语言翻译”(linguistictranslation),其负责人就是译者。再如,Nord(1 9 9 l:32-33)认为所有类型的翻译过程,包括转录(tran-scription)逐字翻译(word-for-word translation)、意译(free translation)等,都或多或少包含对原文的改
25、编,只是不同翻译中改编所占的比例有差而已。Nord的观点与中国学者(谢天振2 0 1 4)常常提及的“连译带改”有异曲同工之妙,而采用这种翻译策略成功地将中国文学推介至海外的典型代表就包括助力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译者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许钧(2 0 1 4)认为,正是这种译改结合的翻译模式,让莫言的文学作品在对外传播过程中得以切合目标文化读者的视域,从而赋予中国文学新的生命力,因此应该提倡“连译带改”,可见改编的重要性并不亚于翻译。中华文化的“译人”与“译出”不能简单等同起来,因为前者是国外对我国文化有主动的需求,此时译者只需忠实翻译即可,而后者则是我国努力向外推介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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