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富裕与城市低收入人群:金融发展的盲点与着力点——基于全国31个省_自治区_直辖市城市户口样本的实证分析.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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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农村金融研究1July20232023年第0 7 期(总第5 2 0 期)农金融研究共同富裕与城市低收入人群:金融发展的盲点与着力点基于全国3 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城市户口样本的实证分析O陆岷峰许默烩裴璇摘要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社会结构的变革,城市低收入群体问题逐渐凸显。论文基于“中国社会综合状况调查(CSS)”2 0 2 1年的数据,运用logistic回归模型从个体、家庭、劳动力市场和金融参与层面对城市低收入群体的影响方向和影响程度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女性、年长者和低就业质量是导致劳动者成为低收入群体的主要因素之一。通过进一步研究分析,发现参与金融投资行为可以显著降低个体成为低
2、收入群体的概率,而金融借贷行为则会显著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基于以上结论,论文认为在进一步提高城市低收入群体人力资本的同时,金融发展的关注点和政府扶贫方向应适当向城市偏移,进一步下沉金融服务,让低收入群体能够以最小的负担,享受所需要的金融产品和服务。关键词共同富裕;城市低收入群体;金融行为中图分类号F83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 0 3-18 12(2 0 2 3)0 7-0 0 12-11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我国工业化和城镇化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改善,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使得中国在消除绝对贫困方面成效显著。在政府长期努力下,农村贫困人口大幅减少,我国农村贫困问题得到很大改善(程名望等
3、,2 0 16)。但经济增长所带来的经济结构转型、城镇化推进、收入分配问题和人口结构变化,使得当前贫富差距问题突出,尤其是城市的贫富差距有逐步扩大的趋势。学者发现,虽然推进城镇化发展有助于减少农村的绝对贫困,但是并未有效消解城市低收人问题。城市低收入群体的问题主要表现为不平等的收人、较低社会保障水平和公共服务水平。城市低收人群体还带有鲜明的社会属性。与农村的绝对贫困群体相区别,城市低收群体具有整体年龄偏大、人力资本储备不足、转岗转业困难等劣势,不仅面临着收人低下、就业机会丧失的可能,还要承受城市的高昂生活成本。城市低收人群体规模的增加以及程度的加剧不仅导致低收入群体人口自身及家庭生活陷人困境,
4、而且还容易引发广泛的社会问题。中国的城镇化进程还要面对不少难题,最后的贫困堡垒还有待攻克,脱贫成果还有待进一步巩固提升。在积极推行城镇化的同时,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增进民生福,提高人民生活品质的重要路径是“增加低收人者收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而“提低扩中”的一个重要途径就是促进高作者简介:陆岷峰,南京工业大学互联网金融创新发展研究中心(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重点建设基地)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许默恰,辽宁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研究所助理研究员;裴璇(通讯作者),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基金项目: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互联网金融市场跨界风险的协同监管长效机制与政策研究(编号:2
5、 1BJY022)、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基于区块链技术的供应链金融共生融资模式与协同决策研究”(编号:2 0 BGL009)的研究成果。July20231农村金融研究13金融发展的盲点与着力点共同富裕与城市低收入人群:质量充分就业和拓宽居民增收渠道。金融扶贫是扶贫开发战略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金融通过资金配置作用使贫困群体直接减贫增收,具有扶贫可持续性。与中、高收入群体相比,提升低收人群体的财产性收入仍然存在难点,低收入群体在财富增值能力方面,无论是人力资本还是财富资本均存在较大差距。那么,如何优化金融产品与服务,帮助缩小收人差距,补齐低收入群体金融服务短板,为低收入群体更好实现增收致富营
6、造良好的政策环境显得极为重要。当前学术界对国内共同富裕问题的研究大多集中于解决失业问题和农村低收入群体问题,而针对城市低收入群体的关注不足,并且主要研究均集中在宏观层面或理论层面,从金融发展的视角分析解决城市低收人群体的研究更是相对有限。此外,对于城市低收入群体的研究多为定性分析,缺乏定量分析。鉴于此,本文以城市低收入群体和城市失业群体为研究对象,以微观视角为切人点,深层次分析不同因素对两种劳动群体的影响程度,并进一步探究当前金融发展的盲点和着力点。本文可能的边际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梳理了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采用个体层面的微观数据,通过实证研究探讨导致我国劳动者成为低收入群体的主
7、要因素;第二,从金融发展的视角探讨如何缓解城市低收入问题,丰富了城市减贫的相关研究,为金融助力共同富裕提供参考。、相关研究(一)绝对贫困视角下城镇减贫问题研究传统贫困理论认为,贫困是劳动者因怠惰或劳动能力缺失造成的,学者通常认为只要一个劳动者可以就业并努力工作,就一定不会发生贫困问题(芦恒,2 0 12)。2 0 世纪9 0 年代,在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国有企业改革的大背景下,城市低收人群体问题开始浮现(李实、JohnKnight,2 0 0 2),中国产业结构的调整所产生的结构性失业、市场化转型导致的竞争性失业以及国有企业改制出现的改制性失业让失业性致贫成为我国城镇贫困人口致贫的主流(佟新,2
8、 0 0 9),大规模的下岗和失业的国有企业工人以及涌入城市的农民工因缺少工作机会而成为城市低收人群体的重点人群。因此,学术界普遍认为,贫困往往被认为是劳动者无法参与劳动的结果。基于这一共识,国家层面的扶贫政策也大多以帮助劳动者就业和培育劳动能力为主(涂丽、乐章,2 0 18)。(二)相对贫困视角下城镇减贫问题研究然而自2 0 世纪7 0 年代以来,学术界发现,欧美等国出现了一些劳动者即便拼命劳动,延长工作时间,但却依然无法避免陷人贫困的反常现象。在他们身上,贫困和就业两个“对立”的关系似乎已经变为“共生”,学界将这类特殊的人群称之为城市低收人群体(尹海洁、王翌佳,2 0 15)。区别于传统的
9、失业性贫困”,城市低收入群体作为一种新型社会现象,该群体即使实现了就业,但在多种因素的作用下,其就业性质多属非正规就业或临时就业,处于边缘状态。该群体时薪较低,用人单位不提供各类社会保险和相关福利;甚至合法的工资也可能被恶意拖延或扣除。这种低质量就业状况造成了大量的“贫困劳动者”,这些弱势和接近贫困的人对政府援助的依赖程度较高。一旦经济受到大的外生冲击或是面临较强的不确定性,大量临时性工作岗位被优先裁减,许多人的收入会明显下降,甚至失业。如果没有政府的救济,相当数量的弱势群体和近乎贫困的人将会直接进人贫困状态。14农村金融研究1July20232023年第0 7 期(总第5 2 0 期农村金融
10、研究不同于传统的城市贫困问题,城市低收人群体问题的出现使得学术界开始对其进行反思和更具广泛意义的探讨。其中,最为著名的是19 9 8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他对贫困的研究超越了古典福利经济学以福利、收人等为切入口的范畴,提出包含能力剥夺和社会排斥的全面贫困概念。阿玛蒂亚森认为传统的贫困理论把收入误解为纯粹的经济现象,忽视了收入不平等的根本原因是能力低下和剥夺社会权利这一事实,在其看来,贫困的真正含义是贫困人口收入创造能力和机会的贫困,例如疾病、人力资本不足、社会保障系统的不完善、社会歧视等都是造成人们收人能力丧失不可忽视的因素(马新文,2 0 0 8)。(
11、三)金融视角下城镇减贫问题研究通过上述研究可以看到,解决城市低收人群体问题,不能仅局限在劳动者是否就业和拥有工资收入多少的问题上,财产性收入相对贫困也是导致城市个体成为低收入群体的重要原因之一。这意味着本文不仅需要关注教育、就业等影响工资和就业的问题,还应关注财产性收入的问题,即除劳动性收入的不平等累积造成财产性收入的差距外,金融市场的不完善性及财产性收人的差异等都造成了我国巨大的贫富差距(韩海燕,2 0 18),劳动收人份额的降低会扩大劳动和其他生产要素之间的收人差距,不利于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裴璇等,2 0 2 3),而我国居民财产性收人的一大重要来源就是金融资产的投资收益,杨丽萍、陆岷峰
12、(2 0 2 2)的研究认为金融在推动精准扶贫、乡村振兴、共同富裕战略目标的实施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但在早期,因城市低收入群体理财知识相对缺乏,投资风险意识薄弱,且投资渠道狭窄,无法进入金融服务门槛内,因而导致该群体主要以工资性收人为主,财产性收入占比较低,这种收入差距是导致贫富差距逐渐扩大的主要原因。大量数据表明,随着穷人逐步积累财富,最终也能获得与富人相同的收益率,收人差距也会逐渐缩小直至稳定状态,周慧珺、龚六堂(2 0 2 0)的研究也表明金融规模与收人分布的厚尾性存在“库茨涅兹”效应,当金融规模较小时,金融规模的增大显著拉大收人差距,在倒U形拐点之后,随着金融市场的发展,收人分布的厚
13、尾性减弱。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探索多种渠道增加中、低收入群众要素收人,多渠道增加城乡居民财产性收人。金融工具的使用能够显著提高资金配置效率、降低交易成本,数字金融与普惠金融的发展能够显著缓解收人与财富不平等,在新时期,金融带动国民经济和人民财富流动起来的核心作用被不断激发(陆岷峰、周军煜,2 0 2 1),金融可以发挥政府和市场都无法代替的作用(陆岷峰,2 0 2 1)。可以说,金融是实现共同富裕的最直接、最有效的工具之一(陆岷峰,2 0 2 2)。总结文献可以发现,前人的研究已然形成了诸多丰富而有益的学术成果,为我们深入理解和分析城市低收入群体的形成机理和对策思考奠定了重要而扎实的理论基础
14、。尽管如此,针对提高低收入群体收入水平的探索依旧存在拓展的空间:目前国内关于提高城市低收人群体收入推动共同富裕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再分配政策与完善公共服务体系方面,并且学界对于城市低收入群体的识别与划定标准尚未达成共识,多为定性研究。有鉴于此,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城市低收人群体进行特征分析,进一步丰富了城市贫困的治理理论,并重点研究如何通过金融手段外部拉动与人力资本内部驱动两种方式,有针对性地改进城市低收人群体的收入水平,达到缩小城市收人差距的目标。基于以上理论基础提出以下假设。Hla:受教育程度较低和年龄较大的城市劳动者会因其拥有较低的人力资本而更容易成为低收入群体;H2a:政治面貌、民
15、族和性别作为社会歧视的代理变量是造成个体成为低收人群体的原因之一;H3a:个体具有多子女、体制外就业、未签署合同等特征因缺乏社会保障而有更高的July20231农村金融研究15金融发展的盲点与着力点共同富裕与城市低收入人群:概率成为低收入群体;H4a:进行金融资产投资的劳动者有更低的概率成为低收人群体。、数据测量与描述性分析(一)数据来源本文的数据来源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的 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hinese Social Survey,简称CSS)。该调查是双年度的纵贯调查,采用概率抽样的人户访问方式,调查区域覆盖了全国3 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该数据包含了全国各省样本家庭的多种信
16、息,其中具体包含了个人基础信息、劳动与就业、家庭结构、家庭经济状况等内容,是一项全国性、大规模的社会跟踪调查项目。根据本文的研究目的,我们选取了2 0 2 1年调查数据中城市户口样本,剔除在校生及退休样本,将研究样本的年龄限制在2 2 6 0 岁之间,经筛选,符合本研究的城市劳动力样本总量为3 7 17 人。(二)因变量要对城市低收人群体进行观测和实证首先需要界定城市低收人群体的范围。然而由于中国官方未曾设立明确的衡量标准和定义,对城镇低收人群体的量化尚缺乏统一标准,也没有官方的城镇数据(陈志钢等,2019),因此,学术界对城市低收人群体的界定也并没有一个相对统一的标准。从工作维度划分,我国城
17、市低收人群体主要由两类人群构成:一是失业者,即完全失去工资性收入来源的下岗失业人员。二是在业低收入者,学术界对低收入群体的描述性定义为:劳动者为在业状态,且获得了工资性收入,但其个人和家庭依旧困(涂丽、乐章,2 0 18)。因此在本文的研究中,将城市低收入问题进一步区分为失业群体和在业低收人群体两大类进行探讨。从贫困维度来看,一部分学者采用世界银行所划定的官方贫困线来划分低收人群体。这种方法由于相对容易获取而被广泛应用,但世界银行所公布的大多数国家的官方贫困线是绝对贫困标准,而城市低收人者更多是相对的,因而以绝对贫困为标准线划分并不妥当,势必会遗漏一部分城市低收人群体。也有一部分学者采用最低工
18、资来界定低收人群体,这种方法虽然能够准确反映出参与工作的低收人者从劳动力市场获得收入的状况,但这种方法不能很好地反映低收人者的家庭收入状况,因为劳动者有可能除了工资之外还有其他收入来源,或者是其家庭成员的收人足以使整个家庭收入高出贫困线(姚建平,2 0 16)。基于以上对城市低收入群体测量方法的讨论,本文因变量划分如下:对于低收入群体,本研究采用家庭人均月收人低于各省划分的最低生活保障水平来定义,即在2 2 6 0 岁的城市户口样本中,如果家庭人均月收低于各省划分的最低生活保障水平,则属于生活困窘状态。对于城市失业群体,按照每月人均支出是否低于各省划分的最低生活保障水平,即如果家庭支出低于各省
19、划分的最低生活保障水平,则判定为城市失业群体。(三)自变量为检验研究假设,本文中的自变量包括劳动者的性别、年龄、民族、婚姻和子女状况等人口学特征变量,代表人力资本水平的受教育程度变量和个体所处劳动力市场相关的单位性质及合同签订情况变量,以及个体政治面貌。其中,年龄、收人为连续变量,受教育程度为有序变量,其余变量均为虚拟变量。此外,16农村金融研究1July20232023年第0 7 期(总第5 2 0 期农村金融研究本文还将各省按照地理位置划分为华北、东北、华东、中南、西南和西北六大地区,如表1所示。(四)描述性分析描述性分析结果如表2 所示。表2 分别给出了城市失业群体样本和城市低收人群体样
20、本的基本情况。可以看到,符合条件的城市失业群体的样本量为10 16 个,占城市劳动力样本的3 9.8 9%;低收人群体的样本量为9 6 7 个,占城市劳动力样本的2 2.3 3%。城市失业群体的平均年龄为4 6.6 1岁,低收入群体的平均年龄为45.06岁。城市失业群体的性别比为0.2 7,低收入群体的性别比为0.3 1。在家庭方面,城市失业群体的样本中,已婚比例为8 4.9 4%,家庭平均子女数量为1.7 2 个,工作低收入群体中已婚比例为7 6.3 2%,平均子女数量为1.7 4 个。从受教育程度的角度来看,城市失业群体的受教育程度整体偏低,受教育水平主要表1模型变量赋值说明被解释变量11
21、=低收入群体,0=非低收入群体被解释变量21=城市失业群体,0=非城市失业群体金融投资1=有金融投资,0=没有金融投资性别1=男,0=女受教育程度1=大专及以上学历,0=高中及以下学历年龄实际年龄个体、家庭层面变量民族1=汉族,0=少数民族婚姻状况1=已婚,0=未婚是否多子女1=子女数量 1,0=子女数量1户口1=城市,0=农村单位性质1=体制内,0=体制外工作层面变量合同签署情况1=签署合同,0=未签署合同政治面貌1=中共党员,0=非中共党员控制变量地区1=华北,2=东北,3=华东,4=中南,5=西南,6=西北表2 描述性分析变量失业群体低收入群体未上过学5.02%5.79%小学22.05%
22、21.10%初中42.72%39.92%高中14.07%10.65%受教育水平中专5.02%4.34%职高技校1.48%0.83%大学专科5.91%8.17%大学本科3.74%6.97%研究生0%2.28%平均支出(元)906.971758.03平均收入(元)892.87金融投资2.07%3.31%借贷比例33.71%39.11%平均年龄46.6145.06已婚比例84.94%76.32%平均子女数量(个)1.721.74性别比0.270.31贫困发生率39.89%22.33%样本量(个)1016967数据来源:2 0 2 1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集中在小学(2 2.0 5%)和初中(4 2
23、.7 2%)上。城市低收人群体的受教育水平分布情况与城市失业群体类似,该群体的受教育水平以小学、初中为主,分别占总样本量的2 1.10%和3 9.9 2%。从描述性统计的结果来看,城市低收入群体具有平均年龄大,受教育程度低且大多数为女性的特征。这意味着,在劳动力市场中城市低收入群体具有年龄偏大、人力资本不足、转岗转业困难等问题,不仅面临着收入低下、就业机会丧失的危机,还要承受着城市高生活成本的压力。特别地,本文进一步考察了两个群体金融理财和金融借贷的比例,失业群体和低收入群体分别占2.0 7%和3.3 1%,整体来说占比较低,但在金融借贷方面,失业群体和低收人群体分别占3 3.7 1%和3 9
24、.11%。作为July20231农村金融研究17金融发展的盲点与着力点共同富裕与城市低收入人群:多渠道增收的主要组成部分,金融在实现共同富裕中有着基础性、根本性的作用(陆岷峰,2 0 2 2;陆峰、欧阳文杰,2 0 2 1),但从描述性分析的结果可以看到,城市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来源仍然较为单一,拓宽劳动者增收渠道仍然任重而道远。为进一步观察城市劳动群体陷低收入困境的原因,本文将关注城镇工作群体就业质量的问题,虽然城镇劳动群体陷人生活困境的重要因素之一是失业问题,但在本次调查中,还要注意到,出现生活困境的城市群体中仍有2 2.3 3%的人处于劳动力市场中,他们实现了就业却仍然没有摆脱生活的窘迫。这
25、是因为,虽然城市低收入群体实现了就业,活跃在劳动力市场当中,但这部分人在劳动力市场中大部分就业质量并不高,他们的就业单位以体制外为主,其中,在个体工商户中就业的占3 0.3 9%,私营企业占2 9.7 1%,并且城市低收入群体的合同签署现状并不乐观,约有5 7.7 0%的劳动者没有签订任何合同,这就导致了该群体时薪较低,用人单位鲜有提供相关保障及福利,甚至合法的工资也可能被恶意拖延或扣除,因此,劳动者的就业质量也是影响城市劳动群体陷入低收人困境的重要原因之一。三、模型分析(一)模型设定本文通过构建二项logistic回归模型从个体、家庭和劳动力市场三个角度对城市低收入群体的产生原因进行实证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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