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当代文学史遗存材料的再认识.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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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0-文学史“遗存材料”,指的是研究者因文学史观和问题角度的不同,而出现的剪裁、排斥或遗忘材料的现象。这些被遗忘的材料,即“遗存材料”。有意思的是,某些遗存材料,在有的著述中被认为毫无价值,而在另外著述中却被放在突出位置,成为延伸出问题的新角度。当然,不光是距离过近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即使在大量史籍材料早就经过反复筛选、过滤和沉淀的中国古代文学和现代文学史中,“遗存材料”的现象也难以避免。这正如韦勒克和沃伦所说:“在文学史中,简直就没有完全属于中性事实的材料。材料的取舍,更显示对价值的判断;初步简单地从一般著作中选出文学作品,分配不同的篇幅去讨论这个或那个作家,都是一种取舍与判断。”a因此在
2、某种意义上,不断要面对遗存材料,正是文学史活动一直处在活跃状态的规律之一。本文就当代文学史的一些遗存材料,谈一点个人看法。一、文学史著作中的遗存材料1999 年,有两本当代文学史著作几乎同时出版(仅差一个月),又同是“当代”文学史的教材,按道理讲,它们所采用的社会事件、文学思潮、流派和作家作品等材料,应该是大同小异。但细做比较,发现出现了很大的不同。由于秉持“文学社会学”的文学史观,前一本文学史较多采集了十七年社会史的材料,例如第一次、第二次全国文代会,全国文联和中国作家协会,各种文学会议、杂志、文学批评运动,左翼作家阵营的分歧与调整,作家代际的更迭等属于“文学制度”的内容。该著认为文学杂志在
3、当代文学创立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在现代中国,文学期刊和报纸的文学副刊,对文学的发展起到重要作用。50 年代以后,*本文系江苏省社科基金项目江苏文脉研究工程“新诗的文化焦虑以江苏诗人为例”(S-DGS19001)的阶段性成果。作者简介 赵娜,南京财经大学新闻学院中文系副教授(江苏 南京,210023)。a 美勒内韦勒克、奥斯汀沃伦:文学理论(修订版),刘象愚等译,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33页。2023 年第 9 期赵 娜摘 要 中国当代文学建史时间不长、文学史共识分歧所导致的史观和史识的明显差异,将在一个时期内存在。由于史料建设刚起步,系统性的工具资料丛书编纂数量不多,资料的分
4、类整理和研究较为薄弱,因此对史料的辑存、提炼和利用仍需要进一步加强和提高。在这种情况下,造成“遗存材料”的缺失或遗漏,是难以避免的,但也不能任其存在,妨碍文学史研究的发展。对于遗存材料现象及问题,可以从文学史著作中的遗存材料、不断被认识的作家、材料改写事实等几个方面讨论;同时,即使是遗存材料,其价值和作用以及如何消化的问题,也应该引起一定重视。关键词 当代文学史 遗存材料 青春之歌 手抄本中图分类号I206.7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0-7326(2023)09-0170-07对当代文学史遗存材料的再认识*-171-对文学期刊也十分重视。文学期刊的数量,比起三四十年代来,有很大的增加。到
5、了 1959 年,全国文艺刊物(不包括报纸副刊)达到 89 种。其中,最重要的是中国文联和作协主办的那些机关刊物,尤其是文艺报和人民文学。后来陆续创刊的中国作协主办的刊物,还有新观察 文艺学习 诗刊民族文学 等。人民文学,尤其是 文艺报,是发布文艺政策、推进文学运动、举荐优秀作品的 阵地。”a而在此前若干年出版的当代文学史中,这些材料并没有被如此强调。该书的前三章因此受到学界的赞扬,认为这是它的贡献和特色:“这份不同与厚重不仅来自直面当代史所必需的勇气,而且更多地来自一种创痛和深思后的执著与平和”,对这段历史的触及,“与其说更需要勇敢与力度,不如说它索求的,可能正是某种冷静而寂然的姿态”。b但
6、是,当社会史材料大量增加的同时,也让人看到了教材对作家作品材料、尤其是作品内容的分析在收缩,当然这是在有意地取舍。在后一本文学史中,基于作者所持的“新启蒙”立场以及“文本细读”批评方法,前者所引用的大量社会史材料,在本教材中或被压缩或被一笔带过。某种意义上,它们重新变成了“遗存材料”。该教材主编对本书的史观和角度有鲜明的看法,他指出:“我在主编过程中所追求的第一个特点,是力求区别以文学作品为主型的文学史与以文学史知识为主型的文学史的不同着眼点和编写角度。以文学史知识为主型的教科书一般是以文学运动和创作思潮为主要线索来串讲文学作品,但对于本教材来说,突出的是对具体作品的把握和理解,文学史知识被压
7、缩到最低限度,时代背景和文学背景都只有在与具体创作发生直接关系的时候才作简单介绍。”c这个前言,勾勒了该教材的文学史面貌以及编写的主要目的,这即是:以作家作品为“中心”。例如在前四章,文学思潮、团体、杂志、会议和批评活动等都没有出现,与此相关的材料也被悉数隐去。相反,一系列当年比较著名的文学作品,构成了历史的系列和进程,如时间开始了 五月卅下十点北平宿舍 山乡巨变 锻炼锻炼 李双双 红日 林海雪原 百合花 三家巷 茶馆当然,它们并不是自然而然地排列在那里的,在此前经过了教材编写者的“挑选”,包含着某种取舍的判断和标准。就此而言,它也可以说是由当代文学史不同时期的作家作品来串连的一部文学史。这一
8、特色使它在采用教材的大学课堂的老师和同学那里受到了欢迎,因为便于同学们在一个较短教学时间和空间里及时准确地掌握作品。不过,也有人在称赞其特色之后指出它并非如主编所声明的纯粹以“作家作品为主型”的文学史,而实际有一个“新启蒙”立场在里面:“南史(指陈主编文学史)具有很强的主观性或倾向性,一看就知道是启蒙性的。支持南史的核心概念是民间 民间文化形态 民间隐形结构 民间理想主义 无名”潜在等,都是从民间派生出来的。”d由此延伸,民间指的是社会控制相对薄弱的区域,其文化是自由自在的,同时也杂糅了民主性精华和封建性糟粕,但它们都是相对于“庙堂”而存在的社会现象。“民间”概念的提出,与主编对 20 世纪9
9、0 年代中国社会的急剧调整所展现的新的社会结构、观念形态,以及为加大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力度而有意让渡某些权利给普通人群的判断有直接的关系。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民间”概念确实激活了当代作家对新领域的探索,如莫言小说中的民间世界;也带动了文学史观念的调整,如本教材有意在降低对社会史材料的关注度,而把注意力放在对作家作品内涵的充分挖掘、扩展和释放上。但该批评者对前一本教材对社会史材料的省略、压缩和简洁处理,显然是欣赏和赞同的,而对后一本教材进一步突出作家作品地位做法的积极意义,却没有认真面对。尤其是没有注意到,“民间”“无名”和“潜在”等概念的引入,实际上是在淡化当代文学史过去一向过于浓重的社会史色
10、彩,促使文学史回归自己本来位置这一深远的考虑。不过,从教材编写者的文学脉络和思想理路来看,上述两种不同的处理方式,与 80 年代“重写文学史”思潮都有着极大的关系。a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年,第 24 页。b戴锦华:面对当代史读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 ,当代作家评论2000 年第 4 期。c陈思和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前言,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 年,第 7 页。d昌切:学术立场还是启蒙立场,文学评论2001 年第 2 期。-172-尽管如此,我们不能不承认,虽然二者不同的文学史观和角度,促进了 90 年代当代文学史“重写”的百花齐放局面,但它们也把“
11、遗存材料”这个老问题重新摆到了人们面前。这么说,并非是要比较两本文学史之短长,而是在说,在文学史述史和编撰过程中“遗存材料”的出现频率和数量,反映了编写者某一时期的撰史理念。另外,也与当代文学史史料建设起步晚、不发达和重视不够,而导致的许多遗存材料没有被发掘、辑存和开发,有一定的关系。二、不断被认识的作家对于当代文学史来说,文学史教材是其核心部分,文学思潮和流派研究、作家作品研究也是重要构件。因为教材只是历史概述,并不能取代后者的研究,而在 90 年代文学史撰写越来越个人化的背景下,后者研究的不足,就愈发明显。因此有必要对“不断被认识的作家”这个常见问题进行再讨论。众所周知,作家的“传记历史”
12、会被标识在时间、地点和空间等具体区域之内,例如 1930 年代、1940 年代或者其他年代。文学史却是被数代人不断构筑、改造和修复的工程,即所谓文学史“重写”。这犹如一个不断被翻建的城市建筑,由于社会的发展、观念的更新,于是就促使人们想美化自己的生活环境,使之“更理想”。所以,这一代人对作家的认识,不可能与上一代人完全相同。换言之,上代学者的定论,不可能被原封不动地采信和使用,这一类似死火山不断被“复活”的现象,是文学史多变性格的根本特征。有人注意到,在莎士比亚时代,或以后很长的年代里,鉴于这位作家的“生平材料”极为稀见(不少人认为,根本就没有“莎士比亚”这个作者,“莎士比亚戏剧”实际上是由很
13、多人共同完成的),而且在研究者看来,他的“传记”通常是依据其作品来完成,因此必然充满了“戏剧中虚构的东西”。一部传记说,“莎士比亚有过一个失意的时期”,所以“在此期间写了悲剧和辛酸的喜剧,直至写暴风雨他才达到某种平静”。这种结论,几百年后被另一代人所推翻,他们质疑:“是不是一个作家必须处在悲伤的情绪之中才能写悲剧,而当他对生活感到快意时就写喜剧?这种说法正确与否还有待探讨”,因为“根本找不到有关莎士比亚的这种悲伤的证据”。a我们援引这个例证,目的不是证明后者的“新见”要优于前者的“旧见”,而是说,即使后者没有发现这位作家新的“遗存材料”,他们所处时代的社会观念和文学意识也必定会对作家重新取舍,
14、势必会更新对于他的认识。在当代文学,尤其是十七年作家中,这类例子也常会见到。举一个杨沫的例子。1958 年她的代表作青春之歌出版后,立即爆红,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在短暂的争论平息之后,大部分批评家对作家作品取得了比较一致的认识。茅盾指出,这部长篇小说真实反映了“当时青年学生的思想状况”,一方面是北京这一“个人自由”“个性解放”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策源地,另一方面则是处在“一二九”运动的时代洪流中,这本身就是青年知识分子从个人走向革命人生道路的缩影。b何其芳评论说,“读着书中关于这些人物的描写,我们会感到他们的血液还在我们身上流着”,这是因为,“林道静这样一个人物走向革命的道路”,是“近情近理”的,
15、“是她的社会地位和生活遭遇决定的。只有革命才是林道静以及其他许多青年知识分子的出路”。c这种从“个人”到“集体”的人物评价和认识,被七八十年代之交的当代文学史著作当代中国文学概观 中国当代文学史初稿所吸纳,就连 90 年代后洪子诚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和李杨的5070 年代中国文学经典再解读等,也基本吸收了这一看法。但是,对作家杨沫的认识,则被定位在青春之歌这一文学书写的维度之中。到 2005 年,人们却在一本回忆性著作中看到了杨沫的大量“遗存材料”。这些遗存材料改变了对杨沫这位“一本书主义”作家的认识,而把她放置在一个更加辽阔的历史视野当中。该书认为,青春之歌只是杨沫的“半本书”,另一本“半本书”
16、则是她虽然完成但并不十分成功的长篇小说东方欲晓。如果说前者揭示的是作者投身革命的前一阶段的生活,那么,后者则是她抗战时期从北平到a 美 勒内韦勒克、奥斯汀沃伦:文学理论(修订版),刘象愚等译,第 77 页。b茅盾:怎样评价青春之歌?,中国青年1959 年第 4 期。c何其芳:青春之歌不可否定,中国青年1959 年第 5 期。-173-冀中根据地后,成为一个“抗日战士”的惊心动魄的战斗经历。1972 年,杨沫开始了东方欲晓的创作(1980 年出版),这一创作历程因青春之歌的盛名而被遮蔽,成为认识她的一个盲区。然而事实证明,杨沫曾于 1937 年奔赴冀中,投入抗日游击战争之中:1937 年 12
17、月,担任安国县妇救会主任;1938 年 5 月,调任冀中区妇救会宣传部长;1939 年 5 月,调任冀中十分区妇救会宣传部长;1943 年 4 月,回十分区任抗联会宣传部长;1944 年 8 月,调至十分区黎明报社任编辑;1945 年 11 月,调至晋察冀日报任编辑、文艺副刊主编。这一长达十年的战士经历,并不为当时青春之歌的批评家以及后来的文学史家所知晓,因而造成了关于杨沫人生道路的一大段难以避免的“空白”。在这种情况下,阅读该书所披露的遗存材料是很有意思的:“母亲主要搞妇女工作和宣传报道工作,并不在第一线打仗作战,但就是这样,她作为根据地的文职人员,每天的生活也充满危险。她这个昔日的大小姐得
18、以有了一段无比艰苦和难以忘怀的经历。”“她曾亲眼目睹叛变投敌的霸县县大队副大队长将丈夫抓走;她为躲避鬼子搜捕钻进狭小的炕洞里,几乎闷死;重病中,她曾被地主房东的儿子调戏过;还曾冒险藏在一卷苇席里,在鬼子眼皮底下溜了过去。”杨沫所在的冀中十分区,邻近北平、保定和天津,处于敌人心脏地带,驻有重兵,碉堡林立,扫荡频繁。不像边区政府所在的阜平,虽然生活艰苦,但因是山区,偏僻遥远,也相对安全。这里是敌后根据地,斗争本来非常残酷。因此,“这里敌我阵营犬牙交错,短兵相接,相互渗透,彼此都是对方的眼中刺,肉中钉。互派特务,互相对杀。工作十分危险,说死就死,干部的伤亡率非常高,递补频繁。十分区所辖的几任县长、县
19、委书记都是一个一个或牺牲,或被俘,又一个一个上任。”杨沫身边的战友一个一个倒下,有的牺牲得还很惨烈。例如,1942 年 4 月 5 日,二联县六联区区长王泰和警卫员李尚亚(外号小厉害)被敌人包围在雄县马浒村,为不牵连群众,他们从老乡家里冲出来,躲进了一个磨棚,敌人久攻不下,便放火烧,王区长和李尚亚在尽可能杀伤敌人的情况下壮烈牺牲。又如,1942 年 10 月 22 日,三联县县长胡春航驻永清县庞各庄,因暴露目标遭敌包围,突围中左臂和右腿被打断,伤重被俘,日寇将他抬往县城的路上,指使叛徒劝降,被坚决拒绝,最后乘看守的敌人不备,果断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杨沫还有一个战友马敦来,是黎明报社的刻字员,牺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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