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与赎:全面抗战前后晋西北农村的土地交易.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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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新压研究2 0 2 3 年第5 期典与赎:全面抗战前后晋西北农村的土地交易岳谦厚苏铭摘要:典地作为农村土地交易的主要方式之一,在全面抗战爆发前后的晋西北农村虽常见却不甚发达。一方面,典地交易多点散发,呈遍地开花之势;另一方面,各地典地发展状态存有差异,且典地户和典地数总体较少,又表现出相当程度的不平衡性和滞后性。尽管如此,参与典地交易的阶级来源仍十分广泛,基本涵盖了农业和非农业的各类从业者,其中高利贷者(包括商人高利贷者)、中农和上升中农构成承典主体,而没落地主及部分富农、中农和小商人成为出典主力。对出、入典双方而言,典地行为不仅是战时环境、政策调整和物价变化等外部刺激催生之物,更是两者依其自
2、身经济状况、生活习惯及风险偏好等作出的必然选择。晋西北农村地区典地回赎政策在全面抗战前后的不同时期几经流变,其中以中共的典地回赎办法最受瞩目,对确立农民主人翁地位、实现基层社会治理意义重大。关键词:全面抗战;晋西北农村;典地;押地;土地回赎D0I:10.16623/ki.36-1341/c.2023.05.002作者简介:岳谦厚,男,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暨历史学院教授,博导;(江苏南京210093)苏铭,女,山西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 0 2 0 级博士研究生。(山西太原0 3 0 0 0 6)基金项目: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后期资助重大项目“英雄的人民英雄的山一一太行山农民与中国共产党华
3、北抗战(1 9 3 7 一1 9 4 5)研究(2 2 JHQ007)典地作为土地交易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农村实现地权流转和资金融通的常见手段,在全面抗战爆发前后随着农村经济社会剧烈变动呈现出新陈代谢的发展态势。与之同时,身处战争与革命场域中的晋西北农村发生的典地交易亦在“变”与“不变”之间盘缠纠结。目前学14典与赎:全面抗战前后晋西北农村的土地交易界涉及这一时期农村典地交易的成果不少,但更多地是将其纳入农村借贷关系范畴内予以考察,而对于典地交易情形、发生原因、回赎政策或回赎办法流变,在一些细节考析上仍显薄弱。因此,本文拟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对晋西北农村土地典赎问题作进一步探讨,以期深化全面抗
4、战时期的中国史研究。一、晋西北农村典地情形全面抗战爆发前后晋西北农村典地活动比较常见,各地时有发生。据中共方面调查统计资料显示,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各县农村均有典地交易,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该地区农村典地交易的基本样貌。首先,各地典地交易相对普遍,而程度各不相同。据档案资料所载,兴县石岭子村于1927一1 9 4 1 年间发生5 宗典地交易,计有8 户参与典产活动,其中包括典产物不明者1 户和不以土地为典产者2 户,这就是说该村土地典当交易的实际户数至多6 户。其间,该村参与典地交易的土地数为1 0 6.8。假设该村全部户数和土地数未曾有过变化,仍保持8 1 户人家和1672.6土地,则参与典地交易
5、户数和土地数分占总户数和土地总数的7.4 1%和6.3 9%。保德县段家沟村战前(指全面抗战爆发之前,下同)共有6 6 户人家、7 2 5.2 土地,参与典地者33户,占总户数的5 0%,参与典地交易的土地有1 2 5,约占土地总数的1 7.2 4%。该村战后(指全面抗战爆发之后,下同)有地8 3 3.7,参与典地交易的土地有5 7,约占土地总数的6.84%。兴县黑峪口村战前2 4 5 户人家有地4 7 0 6.9,1 9 4 2 年缩减到2 0 0 户,土地下降到3648.41,全面抗战爆发前后共有2 0 宗典地交易,涉及3 7 户人家、2 9 4.3 7 土地;其中战前12宗、典地2 2
6、4.0 7,约占土地总数的4.7 6%,战后8 宗、典地7 0.3,约占土地总数的1.9 3%。任家湾村战前有地7 8 9.7 5,战时下降至7 6 5.7 5,全面抗战爆发前后有4 宗典地交易;其中战前2 宗,出典位于外村的土地1 2 9,约占土地总数的1 6.3 3%,战后2 宗,出典位于本村的土地8,约占土地总数的1.0 4%。西坪村全面抗战爆发前后有6 宗典地关系,包括战前4宗和战后2 宗。该村就土地出典而言,战前典出1 3,战后先回赎4 后又将其中2 典直接或间接涉及该主题研究的相关成果有李金:民国乡村借贷关系研究,人民出版社2 0 0 3 年版;徐畅: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华中地区农村
7、金融研究,齐鲁书社2 0 0 5 年版;岳谦厚、张玮:黄土革命与日本入侵:2 0 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晋西北农村社会,书海出版社2 0 0 5 年版;张玮:战争革命与乡村社会:晋西北租佃制度与借贷关系之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 0 0 8 年版;岳谦厚、张玮:2 0 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晋陕农村社会一一以张闻天晋陕农村调查资料为中心的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 0 1 0 年版;张玮:阅读革命一一中共在晋西北乡村社会的经历,北岳文艺出版社2 0 1 1 年版;王志芳:抗战时期晋绥边区农村经济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 0 1 5 年版;张玮:米脂县杨家沟马家地主租佃关系考察一一以1 9 4 2年张闻
8、天调查为中心,江汉论坛2 0 0 8 年第8 期;张玮:抗战前后晋西北乡村私人借贷,抗日战争研究2 0 1 1 年第3期,等等。中共晋西区党委:土地问题材料汇集(1 9 4 1 年1 2 月),山西革命历史档案,山西省档案馆藏,档案号:A22-1-7-1。保德县段家沟自然村调查报告(1 9 4 2 年7 月3 0 日),山西革命历史档案,山西省档案馆藏,档案号:A137-1-3。岳谦厚、张玮辑注:“延安农村调查团”兴县调查资料,南京大学出版社2 0 2 0 年版,第1 4,2 1、5 0 5 1 页。岳谦厚、张玮辑注:“延安农村调查团兴县调查资料,第8 8 页。15新压研究2 0 2 3 年第
9、5 期出。在土地入典上,虽无具体数据,但据其间使用土地中所包含的2 和5 左右典进地,基本可以推断典进土地数量极少。花园沟村战前2 3 户人家有地5 4 0,战后2 7 户人家有地602.1,其间发生7 宗典地关系,涉及1 1 户人家、4 3 地;其中战前6 宗典地关系中有1 0 户参与了3 8 典出活动,战后1 宗典地关系仅有2 户参与了5 典出活动,并在一年之后回赎。可见,花园沟村参与典地交易的户数虽在战前较多,即将近总户数一半,但参与典地交易的土地不算多;战后无论典地户还是典地数都少了,加之“土地价格的降低,买人土地的容易,该村今后典地恐将逐渐走向绝迹的道路”。柳叶村战前3 6 户人家有
10、地1 6 1 7,1 9 3 6 年有2 户贫农将1 7 地典给1 户上升中农,并于1 9 4 1 年赎回,此后未见典地活动。赵家川口村战前战后分别有地2 5 9 7.2 8 和2 4 6 4.1 1,其间发生1 6 宗典地关系,涉及7 户人家、1 3 6 土地;其中战前7 宗典地5 4.3,约占土地总数的2.0 9%,战后9 宗典地8 1.7,约占土地总数的3.3 2%。临南县郝家农村自全面抗战以来,全村5 9 户人家有地2 0 7 9 亩,其中有1 8 户本村户和3 2 9 亩土地参与了典地交易,分别占全村总户数和土地总数的3 0.5 1%、1 6.9 5%。兴县中庄村在土地典入方面,战前
11、有2 宗,典入土地3 4。换言之,若以中庄村战前土地总数570.5为参考,其参与典地交易的土地数所占比例不足5.9 6%。而高家村典地交易与中庄村正好相反,其在土地入典方面战前战后均未发生,战后则有2 宗典出活动,共典出土地16.24。再比之于战后土地总数2 9 1 7,参与典地交易者仅占0.5 6%。从以上数据可知,各村典地交易并不发达,无论典地宗数、参与户数还是所典土地数,占比普遍较低。而且,在全面抗战爆发前后不同时段内,各村典地活跃度亦有明显差别,如段家沟、黑峪口、任家湾、西坪、花园沟、柳叶村典地交易表现出战前比战后活跃的情势,赵家川口、郝家村则与之相反;中庄和高家村却又分别表现出战前战
12、后或无典出或无典入的情状。另外,还应注意到,晋西北农村典地交易不限于村庄内部,诸如黑峪口、任家湾和郝家村,村与村之间典地交易常有发生。总的来看,就纵向方面,晋西北农村典地交易基本上处于欠发达状态,典地交易频次低、数量少是其具体体现;就横向方面,各地区间典地交易程度不尽相同,有的相对发达,有的相对落后,更有甚者还出现了倒退现象。其次,各阶层均程度不同地参与了典地交易。黑峪口村战前1 户地主典出1 2 0,2 户小商人典出1 9.5,1 户富农典出1 2,3 户自由职业者典出1 5,2 户贫民典出9,1 户军警典出4.5;2 户贫民典入1 9.5,6 户小商人典人3 9,1 户小地主典人3 0,1
13、 户教员典入9。战后1 户富农典出5,2 户贫农典出7.5,1 户小商人典出3.3,1 户地主典岳谦厚、张玮辑注:“延安农村调查团”兴县调查资料,第4 7 2 页。岳谦厚、张玮辑注:“延安农村调查团”兴县调查资料,第4 6 4 页。岳谦厚、张玮辑注:“延安农村调查团”兴县调查资料,第5 6 9、5 7 2 页。岳谦厚、张玮辑注:“延安农村调查团”兴县调查资料,第6 3 0.6 3 2、6 3 5 页。岳谦厚、张玮辑注:“延安农村调查团”兴县调查资料,第3 9 7 3 9 8、4 1 3 4 1 4 页。郝家宸村自然环境与经济状况(1 9 4 3 年5 月),山西革命历史档案,山西省档案馆藏,档
14、案号:A88-3-35。岳谦厚、张玮辑注:“延安农村调查团”兴县调查资料,第1 7 5、1 7 9 1 8 0 页。岳谦厚、张玮辑注:“延安农村调查团”兴县调查资料,第1 6 1 页。岳谦厚、张玮辑注:“延安农村调查团”兴县调查资料,第3 1 8 3 1 9、3 2 1、3 2 3 页。16典与赎:全面抗战前后晋西北农村的土地交易出1.5,1 户中农典出3;2 户富农典人1 5.5,1 户地主典入3 6,1 户贫农典人3。这表明战前地主和小商人无论典出或典入土地数量均处于绝对优势,可以说是发起典地活动的主要推手;战后参与典地的主要阶层在典出典入数量上均大幅减少,仅富农和贫农超过战前水平。总体言
15、之,该村战前典地交易中不使用土地的阶层占大多数,而战后地主、富农和贫农成为典地交易的主要参与者。窑头村在1 9 3 7 一1 9 4 1 年的五年间,中农典入7 3.5,典出2 3.4;富农典人5 3.5,典出4 0.5;地主典入2 7.5,典出1 7.5;贫农典入2 2,无典出;工人典入2,无典出;商人典入6,典出4。可见,该村中农在土地典入上表现最活跃,富农次之,其后依次是地主、贫农、商人和工人;在土地典出中,富农以绝对优势居于首位,随之依次是中农、地主、商人,贫农和工人则无任何出典活动。这不仅显示出各阶层间典地情形存在巨大差异,亦表明频频参与典地活动的富农正在分化之中,集中于地主、富农手
16、中的土地已开始向其他阶层农民转移。段家沟村战前1 户富农典出8,3 户富裕中农典出7,1 0户中农典出4 0,1 4 户贫农典出3 2,1 户雇农典出3,1 户贫民典出4;2 户富农典人19,1户中农典入1 2。战后3 户富裕中农典出2 4,1 0 户中农典出5,1 4 户贫农典出25,2户富农典人3。这表明该村战前参与典地阶层广泛,基本涵盖了包括富农、富裕中农、中农、贫农、贫民和雇农在内的全部农民群体,且以中农和贫农两大阶层表现最突出,是典地交易的主要参与者。赵家川口村战前1 户地主典出2 5.7 1,2 户中农典出1 1.4 3,2户贫农典出9.3;2 户中农典人7.8 6。战后2 户地主
17、典出2 8,1 户中农典出8.5 7,3户贫农典出1 2.1 4;1 户富农典人1 4.2 9,1 户贫农典1 3.7,1 户中农典人5。其中地主在典地交易中占明显优势,中农和贫农在战前和战后分别位居第二。任家湾村战前1户中农典给1 户成分不明者6 9,1 户成分不明者典给1 户富农6 0;战后1 户中农典给1户贫农3 拘,1 户贫农典给1 户中农5。由此可见,该村典地关系是在富农和中农主导下进行的,且富农和中农是主要的出典方或承典对象。此外,有些发生典地交易宗数极少、涉及阶层相对单一的村庄,同样存在不同阶层参与典地交易且程度各异的情况。如临南县郝家村战后本村有3 户富农典出土地1 0 2 亩
18、,1 户中农典出1 2 亩;3 户中农典人3 9.5 亩,1 1 户贫农典人1 2 0 亩。兴县中庄村战前1 户中农、1 户贫农分别典人2 9 和5。高家村战后1 户地主、1 户中农分别典出7 和2。柳叶村战前2 户贫农典给1 户上升中农1 7。花园沟村战前4 户贫民分别典给1 户中农7、2 户贫农2 4、3 户不明成分者7。可以看到,以上各村参与典地交易者成分或错杂多样,如黑峪口、窑头、段家沟村;或简单明了,如赵家川口、任家湾、西坪村;或单一纯粹,如郝家、中庄、高家村、柳叶、花园沟村,均能岳谦厚、张玮辑注:“延安农村调查团”兴县调查资料,第5 0 一5 1 页。中共晋西区党委:土地问题材料汇
19、集(1 9 4 1 年1 2 月),山西革命历史档案,山西省档案馆藏,档案号:A22-1-7-1。保德县段家沟自然村调查报告(1 9 4 2 年7 月3 0 日),山西革命历史档案,山西省档案馆藏,档案号:A137-1-3。岳谦厚、张玮辑注:“延安农村调查团”兴县调查资料,第4 1 3-一4 1 4 页。岳谦厚、张玮辑注:“延安农村调查团”兴县调查资料,第8 8 页。郝家宸村自然环境与经济状况(1 9 4 3 年5 月),山西革命历史档案,山西省档案馆藏,档案号:A88-3-35。岳谦厚、张玮辑注:“延安农村调查团”兴县调查资料,第1 7 9、3 2 3、5 7 2、6 3 2、6 3 7 页
20、。17新压研究2 0 2 3 年第5 期在相当程度上清晰地反映出各阶层在典地交易关系中的不同参与度,以及各阶层在典地数量上的参差性。最后,土地出典多入典少。根据各村典地交易的具体情形,可以统计出一些具有代表性村庄的典出典人情况,如黑峪口村战前典出1 8 0、典入9 7.5,战后典出2 0.3、典入5 4.5;段家沟村战前典出9 4、典入3 1,战后典出5 4、典入3;赵家川口村战前典出46.44、典7.8 6,战后典出4 8.7 1、典入3 2.9 9;中庄村战前战后均无典出,仅战前典入3 4;高家村战前战后均无典入,战后典出1 6.2 4;柳叶村战前典出1 7,战后未发生典地交易。由此可以判
21、断,晋西北农村典地交易发展的基本趋势是典出多于典人,这表明该地区农村经济十分落后,农民尚无足够力量典人更多土地满足自身生产需要,相反地须依靠出典土地以获取短暂的经济收人来维持日常生产生活。二、农村各阶层典地缘由一般言之,农村发生典地交易主要是各阶层或主动或被动为应对外部环境变化、虑及自身经济状况而自发选择的结果。然对于切实参与到典地交易关系中的出典人和承典人而言,由于其立场、出发点及目的不尽相同,诱发双方进行典地交易的具体原因千差万别,与时局变幻、政策调整、经济变动,以及各阶层经济状况、生活习惯和风险偏好等因素密切相关。战争为农村各阶层典地交易提供了契机,其减少了一批农业熟练劳动力,催生了一批
22、新的农业劳动者,迫使许多原本不以农业或耕作土地为主要经济来源的家庭转向乡村,他们摒弃旧业,凭借典押买卖等手段挤入土地生产。如保德县,日军控制平绥路之后,该县传统的甘草销路骤然走向衰落,众多从事甘草行业的大小商人无奈转向农业,无数“走口外”谋生的草场工人纷纷被迫返乡,大量赶毛驴过活的赶脚户歇业转入农事活动,还有不少商人、小贩、市民、商号倒闭店员亦不断向农村转移,“他们都用各种办法弄得一些土地,农村经济朝着小农经济的方向发展了”。新政策的颁布与实施刺激了农村各阶层典地交易倾向。晋西北抗日民主政权成立后,大力推行减租减息、合理负担、统一累进税等政策,引起各阶层典地交易的剧烈变化。地主、富农的政治经济
23、地位被严重削弱,他们不仅丧失了传统的钱粮税收操控之权,还需承担更多的抗战负担,只好将田地予以典卖;而中农、贫农借减租清债和合理负担等政策所得实惠,纷纷典入或买进或回赎土地,不断扩大生产资本。如晋西事变之后,临南县郝家村典卖土地者甚多,其中出典卖地者多系地主、富农,人典买地者多系中农、贫农。战争与政策之间绝非相互孤立,而是互有关联,这种情形在黑峪口村表现得尤其明显。无论战前抑或战后,黑峪口均非一个纯粹意义上的农村,而是一个带有农村属性的市镇。该村战前依靠土地和农业生活的各阶层,从地主到雇工总数不过3 6.3 3%,而战后上升到4 5%。从这保德县段家沟自然村调查报告(1 9 4 2 年7 月3
24、0 日),山西革命历史档案,山西省档案馆藏,档案号:A137-1-3。郝家村自然环境与经济状况(1 9 4 3 年5 月),山西革命历史档案,山西省档案馆藏,档案号:A88-3-35。18典与赎:全面抗战前后晋西北农村的土地交易些变动趋向可以看出,战后黑峪口农村色彩日益加重,依靠土地和农业生活的各阶层占比大大提高,亦即基本不依靠土地和农业生活的各阶层在战后已与土地发生了更多的联系。出现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就在于黑峪口村许多不以土地和农业为生的人,诸如大小商人、地主兼商人及高利贷者等,在战争破坏和中共新政策双重作用下转商为农,补充进人到以土地和农业为生的农民队伍中。物价涨跌亦会诱发典地交易。如兴
25、县杏花沟贫民孟某于1 9 2 9 年欠白文镇商号货账3 0元,月利4.1 7 分,本利8 0 元。时逢粮价低迷,谷子仅值2 一3 角,孟某预测粮价未来可能更贱,于是借粮债变价归还了钱债。不料1 9 3 0 年晋钞贬值,一斗谷价涨至3 一4 元,所欠粮债本利在三四年间竟高达7 0 一8 0 石。为偿还高额粮债,孟某尽家所有变产还债,在将9 5 地、4 孔窑、1盘磨子、1 盘碾子和1 8 间马棚典粮5 0 石尚不够还债的情况下,又将一切家具变卖以充债款。1931年粮价回跌,1 石谷子值1.6 元,孟某又以先前所典5 0 石粮食作价8 0 元将上述全部家资典给债主。然孟某因另借他人7 石粮食,致使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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