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童语言的设计.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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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海外专家谈儿童语言习得卡米尔乌德迪恩等语言跨界谈语输入中没有任何疑问词前置的证据,儿童依然会产出疑问词前置的特殊疑问句。此外,他们在产出疑问词前置的问句时,也会产出省略了疑问词的问句,或者在疑问词基础生成的位置填充复指性成分。托克皮辛语儿童产出的这些句子结构在他们的语言输人中是不可能出现的,尽管这些结构可以出现在世界上的其他语言中。那么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是:如果托克皮辛语儿童不是从语言输人中习得这些结构的,这些结构又从何而来?正如前文所讨论的,我本人遵循的是语言习得天赋观。在该框架内给出的一种解释是:人类语言所允准的疑问句类型是由普遍语法先天赋予儿童的。普遍语法不是某种特定的语法,而是一种先天
2、的语言机制,它决定了哪些语言知识是儿童先天所具备的。儿童无需特意去学习这些知识,因为这些知识是先验的、与生俱来的。此外,这些知识也决定了儿童如何习得语言,语言知识的学习需要经过普遍语法的过滤,它决定了儿童如何去选择语言中的选项。回到托克皮辛语。对于如何构造特殊疑问句,普遍语法给托克皮辛语儿童提供了两种选项:疑问词移位和疑问词留在原位。尽管他们的语言输入中没有任何支持疑问词移位的证据,但在普遍语法的指导下,他们知道疑问词移位是一种可能的操作,所以当他们需要产出疑问句时,就会使用这种操作。同样,和上文提到的泰语儿童的情况类似,托克皮辛语儿童要最终习得母语语法,就必须限制某些母语中不被允许的选项。具
3、体而言,他们要习得母语中的特殊疑问句,就必须摒弃疑问词移位这种选项。我们的研究发现,他们在4 6 岁之间还没有完全摒弃普遍语法所提供的这种选项。通过以上两个儿童语言习得的实例,我们可以发现,儿童具备的语言知识远远超过他们周边环境中的语言输人所能提供的知识。儿童在习得母语过程中所构建的关于语言结构的假设受到先验的、与生俱来的知识的引导,这些知识可以帮助他们厘清纷繁复杂的语言输入,克服语言习得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困境。这也就解释了儿童为何在语言习得上表现出了高度的一致性,不同语言背景的儿童都会经历相似的语言发展阶段,且无需纠正或指导,6 岁之前就已基本习得自已的母语。同时,这也可以解释儿童为何会如此有
4、规律地偏离他们周边环境中的语言输人。儿童习得语言并不是一种随意、没有条理的过程,他们对语言规则的假设以及相应所犯的错误也并不是随机、不可预测的。恰恰相反,儿童受规则的约束和引导,这些规则可能会出现在他们周边的语言环境中,也可能不会。支持这一点的证据有很多,我刚才已经谈到了泰语和托克皮辛语儿童语言习得的两个例子。尽管在我看来,这些证据足以支持语言习得天赋观,但依然有很多同行对此持怀疑态度。所以,我的研究目标之一就是发掘出更多来自儿童语言习得的实例,从而更好地揭示普遍语法的印记。(清华大学李婧,浙江大学周鹏译)儿童语言的设计【美 杨鹏要习得一门语言,儿童必须具备从有限的语言输人中得出抽象和能产的语
5、言规则的能力。因此,要理解儿童如何习得语言,就要考察语言输人的属性以及在语言输人的基础上形成的规则的属性。在大数据的时代,我们很容易忽略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儿童习得一门语言实际上只需要很少的数据。根据丹尼尔斯温利(DanielSwingley)教授一项研究的估计,儿童每年听到大约1 0 0 万个句作者简介:杨鹏(CharlesYang),男,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教授。7语言战略研究2023年第5 期总第4 7 期子,其中大多数都非常简短,平均只包含5 个单词。然而,相比于输人总量的稀少,儿童语言输入更为显著的一个特点是其所包含的语言结构的稀疏性。从统计上看,词汇的分布非常不均匀。例如,在英语母语
6、儿童接触到的语言输入中,出现频率最高的1 0 0 个单词占所有出现的单词的比例高达6 2%,其余的绝大多数单词都只是零星出现,落在分布的长尾上。如果类推到语法上来,显然语法的空间比词汇更加稀疏,因为罕见词构成的组合就更为罕见。当然,某种表达在语言输人中没有出现并不意味着这种表达就不存在,罕见甚至从未出现过的表达仍然可能是语言的一部分。一个经典的例子就是乔姆斯基的“Colorlessgreen ideas sleepfuriously”(无色的绿色念头愤怒地睡觉)。这个句子语义上毫无意义,统计上基本不可能出现,但它确实完全符合英语语法。即使是最短、最简单的结构也同样面临着稀疏性的问题。例如,在英
7、语中,名词 sun(太阳)几乎总是和定冠词the连用,指的就是天空中那个炙热的等离子星球。但当语境中讨论的是其他行星系统时,英语母语者同样可以理解或使用a sun来表示某颗恒星、some suns来表达一些恒星。因此,我们可以把儿童习得语言理解为他们在习得如何填补稀疏的语言输人留下的空白。许多人对乔姆斯基提出的“语言学理论主要关注在一个完全同质的语言社区中的理想的说者和听者”这样一种观点表示质疑,因为他们注意到不同的语言显然存在着很多不同之处。然而,令人惊的是,对乔姆斯基这一观点最大的证据却来自威廉拉波夫,他是使用定量方法研究语言变异、使用与变化的一位先驱。拉波夫发现,儿童在同一语言社区中习得
8、的语法出奇地一致:“(儿童语言习得的)最终结果是,其语言产出中绝对的和可变的特征都高度统一,他们所表现出的个体差异并没有语言学上的显著意义。”近年来,研究者又开始重新关注儿童学习者的个体差异。作为两个孩子的父亲,我当然知道每个孩子都是不一样的。有的孩子喜欢小动物,有的喜欢运动,有的喜欢安静,并且每个孩子都有各自不同的家庭和成长环境。那么,现在我们面临的一个问题是:如何理解个体层面的变异性和群体层面的一致性,两者之间究竟什么关系?两者之间的张力集中体现在儿童词汇习得上(这也是近年来个体差异研究的焦点),以及儿童基于词汇所构建的规则之中。得益于儿童语言发展的纵向追踪记录,我们可以比较儿童习得的词汇
9、和相关的规则。通过比较,我们发现,从平均水平来看,任意两个儿童所习得的前1 0 0 个单词中,只有不到2 0%是相同的;前5 0 0 个单词的重叠率仅上升到3 0%左右,而前1000个单词(3 岁儿童词汇量的上限)的重叠率仅略高于4 0%。而在相同的发展阶段,儿童的语法却表现出高度的一致性:语序以及语言单元(如词和短语)的组合规则等语法知识早在两岁时就已经牢固建立;并且他们都习得了构词的基本规则,甚至会犯同样的错误,比如sleeped(正确形式为slept)和foots(正确形式为feet)。该发现表明,规则的掌握不可能依赖于特定单词的习得,这与基于使用的语言学习观的主张截然相反,根据该派学者
10、的观点,高度一致的学习结果是很难实现的。语言学家常说“所有的语法都有漏洞”(也可以理解为“任何语法都有例外”)。英语的过去时系统就是一个很好的验证。“加-ed”这一条规则并不适用于那1 5 0 个左右的不规则动词,这些不规则动词是随着语言的历时发展而遗留下来的,其过去时的构成具有任意性。然而,“加-ed”这一规则仍可以有效地扩展到新词上,例如,当google一词在2 0 世纪9 0 年代拥有动词属性之后,googled作为其过去时形式马上就被大家所接受了。过去的研究重视语言的规则部分以及基于有限规则的无限性,但我们也不应忽视不规则的部分,及其给语言学习带来的挑战。正如索绪尔所言,语言中总是包含
11、具有任意性的成分,这种任意性在语言的各个层面都有体现。例如,汉语普通话中有几十个量词:除了通用量词“个”之外,大多数量词都需要通过记忆来学习,8海外专家谈儿童语言习得卡米尔乌德迪恩等语言跨界谈尽管它们或多或少都带有一些语义倾向。汉语母语者对某些名词应该具体搭配哪个量词的意见并不一致,例如,应该说“一台拖拉机”“一辆拖拉机”“一架拖拉机”,还是视情况而定?再比如,在瑞典语这种标记词汇性别的语言中,“老虎”和“椅子”属于同一性别,但与其语义非常相似的“狮子”和“桌子”却属于不同性别。要学习这样的知识,只能通过死记硬背。语言的组合过程有时候也具有任意性。例如,每个人都知道不规则动词stride的过去
12、时形式是strode(如“I strode down the street”),但大家似乎都不能确定其过去分词的形式,感觉当需要表达“I二have英语助动词都可以和否定词进行缩合,如isnt、d o n t、c a n t、w o n t、s h o u l d n t 等,但美式英语使用者并不会将 am和may与否定词进行缩合而产出 amnt或maynt。问题是,amnt和maynt的语义和语音形式是完全自然的,为什么美式英语就不允许出现这样的组合呢?我们可以想一想,英语是所有屈折语中形态最简单的一种,在构词过程更复杂的语言中,这种组合的任意性会成倍地增加。即使是在看似最具规则的句法中,也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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