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通用语种课程思政的难点和解决方案.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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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外语教育研究前沿(原名中国外语教育)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in China2023年8月August 2023第6卷 第3期Vol.6 No.31 引言2020年,教育部印发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简称纲要),要求“全面推进高校课程思政建设,发挥好每门课程的育人作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2020)。我国外语教育界产出了诸多相关研究成果,其中既有对英语课程思政的内涵阐释和整体设计(黄国文、肖琼 2021;刘正光、岳曼曼 2020;罗良功 2021;王会花、施卫萍 2021;文秋芳 2021a;杨金才 2020),也有对教材建设(黄国文 2020;孙有
2、中 2020;徐锦芬 2021)、教学设计(胡杰辉 2021;张敬源、王娜 2021)、能力培养(徐海艳、李晖 2021)的探讨,还有聚焦具体课程的分析(崔琳琳 2021;秦和 2021;孙曙光 2021;文旭 2021)。除英语外,相关研究还涵盖了俄语(李锦霞、刘 红 侠 2020)、法 语(文 秋 芳 2021b;赵静利 2020)、德语(郑峻 2021)、日语(尤芳舟 2021)、西班牙语(宁康 2021)和阿拉伯语(常晨光等 2021)。相比之下,上述7个语种之外的非通用语种受到的关注明显不足,间或有对“多语种+”外语人才内涵(姜智彬 2020)、关键土著语言教师课程力发展(王雪梅 2
3、021)、“英语+非通用语”模式下“中国文化失语”(王霄 2021)等问题的探讨,以及对教学改革路径的宏观设想(李宝龙 2022)。此类研究主要关注朝鲜语/韩国语(邓晓正 2021;闫钰卓 2020;张晓宇 2021),零星涉及泰语(石仁春 2019)、芬兰语(王烁 2022),以及部分中东欧语种(潘颖子 2022;杨彬、蒋璐 2022)。本文对非通用语种课程思政进行整体梳理和归纳,揭示其面临的普遍性和典型性问题,进而提出解决方案。除了本科专业外,本文的部分观点同样适用于相关学科(如区域国别学、印度语言文学、欧洲语言文学、亚非语言文学)或专业学位教育(如MTI)框架下开展的研究生课程思政。2
4、非通用语种课程思政的难点结合文秋芳(2021a)、胡杰辉(2021)、姜智彬(2020)等人的观点,本文将非通用语种课程思政的内涵界定为:在国家教育政策引导下,结1 本文系北京外国语大学高校党建与思想政治研究一般项目“高校加强非通用语学生思政教育的价值意蕴分析”(项目编号:2023DY001)的阶段性研究成果。非通用语种课程思政的难点和解决方案1董希骁北京外国语大学 2023 外语教育研究前沿(原名中国外语教育)(3),35-40 页提 要:新中国的非通用语种高等教育始终以服务国家战略需要为宗旨,具有鲜明的思政目标。本文对非通用语种课程思政中存在的典型问题进行分析,并从三方面提出解决方案:1)
5、确立与学生语言能力相匹配的思政子目标;2)通过教材建设培育和锻炼师资队伍;3)通过智库建设和人文交流拓展实践平台。关键词:非通用语种;课程思政;语言能力;教育资源;实践平台中图分类号 H0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6105(2023)03-0035-06DOI:10.20083/ki.fleic.2023.03.035一带一路语言人才培养非通用语种课程思政的难点和解决方案36合学科特点,以非通用语种专业课程为供给主体,将各种具备思政教育功能的因素融入培养目标设定、教学资源建设、实践平台拓展等环节,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三观,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所有外语类专业都以目的语国家的语言和文
6、化为主要学习内容,有着类似的知识构成体系和相近的能力发展过程,都遵循外语人才培养内在规律(姜智彬 2020)。同时,纲要明确要求结合专业特点分类推进课程思政建设,“要根据不同学科专业的特色和优势,深入研究不同专业的育人目标,深度挖掘提炼专业知识体系中所蕴含的思想价值和精神内涵”(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2020)。非通用语种专业的培养目标、资源配置、实践平台具有较强特殊性,课程思政也因此面临诸多难点,笔者将其总结如下。2.1 过高的产出目标与较低的知识起点新中国成立后,非通用语种高等教育经历过两波发展高潮:1)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为了培养国家急需的外事干部,特别是高级翻译人才,在北京、上海、洛阳
7、等地的外语类院校共增设了24个非通用语种本科专业,主要涵盖原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和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的语言,体现了“一边倒”的外交方针及对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的支持;2)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我国对非通用语种人才的需求向更多领域延伸。20132022年间,教育部备案的非通用语种专业数量从56个跃升至93个,基本覆盖了与我国建交国家的官方语言或通用语言,本科专业点总数更是从345个激增至590个1。可见,非通用语种教育始终以“服务国家战略需要”为宗旨,体现出明显的政策导向性。当前,相关专业人才培养须主动服务“一带一路”建设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承担起“把中国介绍给世界”的重任,课程思政也因此
8、具有“重产出”的特点。非通用语种专业的学生多为零基础的成年学习者,要在短短几年间掌握一门全新的语言绝非易事。如果忽视语言习得规律,将思政产出目标设置得过高,便会与学生的实际语言能力不匹配。例如,有院校要求低年级学生翻译一些重要的政治话语或文化概念,并通过展板、网站或自媒体平台发布。在外交、外宣部门或学术界尚无权威译法的情况下,学生稍有不慎便可能词不达意,与“讲好中国故事”的初衷背道而驰。此类操之过急的做法不仅无法消除“两张皮”现象,还可能挫伤学生的信心和热情。2.2 海量的语言资源与稀缺的国产教材“信息时代外语专业师生能够更为方便地获取一手外语资料,也更为直接地面对世界范围内各种思想文化潮流与
9、价值观的交融和交锋。”(王会花、施卫萍 2021:42)“在面对不同意识形态、价值观念、文化信息的大量输入时,如何帮助学生确立伟大的理想信念、站稳正确的政治立场、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培养良好的道德品质是外语思政教育的重中之重。”(常俊跃、李辰超 2020:17)非通用语种学习资源总体上并不匮乏,真正短缺的是符合思政要求的教学资料,特别是我国自主编写、正式出版的教材。与飞速增长的专业数量相比,教材建设严重滞后。1949年至2019年 6月,中国(不包括港、澳、台地区)共出版各级各类非通用语种教材1356部,涉及49个语种,其中近半数语种尚无国产教材。考虑到教学对象差异性和教材迭代等因素,目前可供高
10、校选用的教材远低于这一数量。此外,教材建设还面临语种分布不均、发展周期不稳定、体系化和规范性不足、外版教材监管不力等问题(苏莹莹、董希骁 2021)。“教材是抓手,是推动和引导教师提高思政意识,增强思政能力,落实思政效果的现实依据与基本保障。”(刘正光、岳曼曼 2020:23-24)当前,非通用语种师资队伍薄弱,导致教材建设严重滞后。“两三名教师支撑一个专业的情况相当普遍,有的专业甚至只有一位教师。”(丁超 2017:7)一些新建专业的教师队伍年轻,教学科研能力尚待提高。由于过度依赖外籍教师和对象国的语言教学资料,课程思政存在不确定性。青年教师1 根据教育部历年公布的数据(2022 年的数据于
11、 2023 年 4 月发布)统计得出。人造语言“世界语”未统计在内;梵语和巴利语是两个独立的语种,但被列为同一个专业。董希骁37在强化业务水平的同时,急需提升思政素养,承担起教材编写,以及对外部资源进行筛选、甄别、引进、审核和改造的任务。2.3 长期的储备需求与有限的实践平台随着我国综合国力和全球影响力的提升,国家语言能力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对世界语言的认知和应用程度,以及对相关人才的储备,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体现。由于“一个国家很难准确预测何时何地会发生需要何种外语的突发事件”(文秋芳等 2011:5),因此非通用语种人才培养具有“养兵千日,用兵一时”的特点。在实践中培养学生的社会服务能力和报
12、国意识,是课程思政的重要环节。然而,“非通用”属性决定了国家对相关语种的需求具有长期储备、紧急动员的特征,常态化实践平台十分有限。在对外交往中,以英语为代表的国际通用语种和非通用语种发挥着不同的作用,周庆生(2018:52)将其概括为“国际语言通事,官方母语通心”。非通用语种的不可替代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两类场合:1)在高层次政府间交往,以及大型国际赛事、展会中,为体现平等与尊重,展现我国的语言能力和大国风范,须使用对象国的官方语言开展交流;2)在深层次民间交往中,选择对方的母语进行交流更易于拉近距离,产生共鸣,从而达到“民心相通”和“讲好中国故事”的目的。第一类实践机会可遇而不可求,且要求较高,
13、难以实现全员参与。第二类交往通常在非通用语种对象国或我国沿边自治区和省份(如广西壮族自治区、云南省)开展,交往频率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双边经贸和人文关系的紧密程度。从非通用语种产业发展的角度看,普遍面临供需衔接性差、基础建设(如翻译行业准入标准)滞后、整体规划缺失等问题(董希骁 2020),严重制约了实践平台的拓展。实践机会不足不仅会限制学生语言能力的提升,还会使学生对所学专业的价值产生怀疑,不利于培育学生的职业理想和报国信念。3 解决方案和具体措施在非通用语种课程思政的实施过程中,确立与学生语言能力相匹配的思政目标是前提,强化教育资源是基础,拓展实践平台则是提升和检验思政效果的必要手段。在“立
14、德树人”总目标的宏观引领下,本文通过课堂教学、课外实践、形成性评价将三者串联在一起(见图1),具体落实措施如下。图1 非通用语种课程思政改进方案3.1 细化思政产出目标,分级分类匹配语言能力在逻辑体系上,实施课程思政的课程在结构和体系上应该充分尊重学科的规律性和课程知识的体系性、独立性,思政逻辑必须服务于专业知识和能力培养的大体系。在知识内容上,“思政内容不能喧宾夺主,代替专业知识内容”(罗良功 2021:63)。对于知识起点低、思政要求高的非通用语种专业而言,要达到“溶盐于水”的效果,非通用语种课程思政的难点和解决方案38更应将内涵丰富的思政总目标加以细化,使之匹配不同阶段的语言能力目标。思
15、政产出目标设置过高的主要原因是对思政内涵的理解狭隘。以“讲好中国故事”这一宏大思政目标为例,并不一定要通过阐释中国的政治制度、经济成就、传统文化才能实现,“中国故事”存在于每一个中国人的自我认知及日常生活中。用所学语言介绍自己,讲述身边的故事,有时更容易打动受众,塑造真实且有温度的中国形象。此处仅举两例。1)北京外国语大学(简称“北外”)在更新罗马尼亚语教材时,计划将“Eu sunt chinez,mi-e drag ara mea.”(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祖国。)加入第一册第一课的句型中。2)笔者曾要求本科二年级学生结合课文内容,用所学语言介绍学校的食堂和图书馆,并将其拍成短视频后在网络上发
16、布。此类尝试有助于增进中外青年的相互了解,当短视频获得对象国网友点赞时,学生的自豪感和成就感更是油然而生。因此,课程思政应“将价值理念自然融于知识学习、技能训练、素质养成等教学目标”(王会花、施卫萍 2021:43),注重思政目标与其他教学目标的适配性。不同阶段的思政目标需结合外语教育规律分级设置。借助量表来设计大纲、编写教材、开发课程、实施测评,已成为各国外语教育界通行的做法。2018年,中国英语能力等级量表正式发布。学者也曾探讨研制和编写非通用语能力等级量表的可行性(董希骁 2019a)。除了对语言能力目标的描述外,此类量表中还应纳入思政目标。从教学方法看,罗马尼亚语(董希骁 2019b)
17、、朝鲜语/韩国语(汪波 2019)、马来语(邵颖 2019)、僧伽罗语(江潇潇 2019)、印度尼西亚语(王丹丹 2019)等非通用语种专业曾尝试将“产出导向法”运用于教材编写和课程设计。课程思政同样可以遵循“产出导向法”,在细分思政目标后,通过“驱动促成评价”三个环节落实,鼓励学生结合思政产出目标提升语言技能和思辨能力。此外,思政目标设置还需兼顾语种和国别差异。例如:1)对于拉丁语、梵语或巴利语等古典语言,可相应增加中外文明比较和互鉴的教学内容,以培育文化自信;2)多数非洲国家和太平洋岛国曾受殖民压迫,介绍本土语言演变时可适当提及语言殖民主义的危害;3)一些东南亚国家位于中华文化圈内,在教授
18、相关语种时可酌情将介绍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容前置。3.2 强化教育资源,师资教材齐头并进非通用语种专业普遍面临师资队伍和教材建设“双薄弱”的局面,如待师资力量充实后再启动教材建设,显然无法满足国家的迫切需要,大量参差不齐的境外语言材料也会“趁虚而入”。因此,师资培育和教材建设作为两项基础工作,必须齐头并进,相互磨砺。“外语专业教师是推进课程思政教学改革的关键之关键。外语类课程思政教学实践中,教师要有高度的责任意识,选取合适的教学材料有效区分、甄别教学资料和课堂话题中的价值取向,深入挖掘教学内容中的思政元素,储备丰富多元的知识以开展多元化教学。”(王会花、施卫萍 2021:43)针对队伍规模较小、学
19、历层次偏低、专业背景单一、教学经验不足等问题,非通用语种专业教师应更积极地参与教材建设,在工作中“边干边学”,深入领会课程思政要求,系统梳理专业知识体系,合理运用前沿教学理念。相关院校需从三个方面着手,为教材建设提供支持。1)政策激励:包括立项资助、教学工作量减免、教材成果认定等举措。例如,2021年启动的“理解当代中国”系列教材建设项目涉及葡萄牙语、意大利语、朝鲜语/韩国语等语种,其他非通用语种教师也迫切希望参与其中。2)选题策划:由学校、院系或学科牵头,结合思政要求统一部署,开发系列专题教材。例如,北外策划编写的“多语种讲中国文化”系列读本共涉及38个非通用语种,目前已有22本教材正式出版
20、。3)学术指导:由相关语种、应用语言学、思政教育专家组成团队,以讲座、工作坊、咨询会等形式对教材编写给予理论和方法引导。在外版教材和境外语言资源的选用方面,应加强备案与审核。当内容涉及对象国价值观念、宗教信仰、意识形态时,建议教师通过注释引导学生从跨文化视角展开思考,使外语学习成为“培养学生人文素养、董希骁39价值取向、国际视野、文化自信乃至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的课程思政过程”(孙有中 2020:47)。3.3 拓展实践平台,提升和检验思政效果为进一步满足常态化实践需求,可从三方面入手构建长期稳定的课程思政实践平台。第一,加强智库建设。2012年,借助非通用语种优势设立的北京大学南亚研究中心和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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