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遗保护视域下红色歌谣的传承及发展.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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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非遗保护视域下红色歌谣的传承及发展歌谣总体呈现出多民族、多地域、多样态的艺术特征。红色歌谣作为文化多样性的承载单元,其中蕴含的革命传统与价值理念构建着情感依恋与价值认同。“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一话语的出现,为当下红色歌谣的传承及传播,开辟了一条崭新的发展路径。学界目前对红色歌谣的研究多从艺术学、音乐学、民俗学、生命哲学等角度进行的梳理及个案研究,其中对鄂豫皖苏区、井冈山、大别山等地红色歌谣的研究较为集中,研究者在对地方性、革命性的探求中,亦注意到其中的公共性阐释。一、红色歌谣的文化因袭及历史流变19世纪中后期,在“文明等级论”的影响下,持变革观念者开始对中国既有之文化资源进行重估,借“民间”
2、文艺资源以应对国内渐趋兴起的民族主义思潮,希冀将它们改造为“唤醒民族精神的催化剂”。20世纪初,新小说开始集中刊载一种名为“杂歌谣”的文学样式。如爱国歌四章出军歌四章 新乐府十章 爱祖国歌等,其中,出军歌一则亦被转载至杭州白话报1902年第26期上,歌谣前附有选录者读后感受:我们中国向来出兵的时候,只有什么征人怨从军行那些悲悲切切的苦话,自然那当兵的人,一个个垂头丧气,抽空儿便想逃了。单有这篇出军歌,和那种文字不同,当兵的人读了,真是兴会淋漓,欢天喜地的争涌上去。自此,许多近代报刊纷纷设立歌谣类栏目,多借用民间曲调形式来表达启蒙主题。1905年,直隶白话报第7期刊载送郎游学,标注“调寄十二月送
3、郎之鼓儿词”,其序中谈及作者“做出这个曲儿”是为了劝一劝那些口是心非、脑袋空空的“七尺丈夫”,使他们不至于成为一个“无用的废物”,表达了“东邻强,西邻悍,尽在车前跪”的理想信念。非遗保护视域下红色歌谣的传承及发展毛巧晖【摘要】20世纪上半叶的各种“劝学”“劝捐”“戒缠足”等带有“革命意味”的歌谣在当时的社会语境中呈现出巨大的生长潜力。随着时代发展,特定文化场域推动了红色歌谣的传承及发展,特别是在非遗话语引入之后,非遗保护视域下的红色歌谣中对革命生活及情感实践的描绘,被广泛运用于非遗叙事及实践活动之中,转化为构建文化认同的有效资源。近年来,红色歌谣中所呈现的民众生产、生活及精神领域的鲜活体验及“
4、历史、文学、艺术、科学价值”以高度包容性的框架为文化交流提供了更多可能。此外,红色歌谣在“改编”与“重述”中更是逐渐演化为一种“媒介化”及“符号化”的知识表达。从红色歌谣的文化因袭、历史流变、多维阐释及传承路径等不同层面展开论述,探寻对红色歌谣精神内核的承继及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建构路径,这不仅为构建具有国内外影响力、感召力和解释力的红色歌谣保护话语体系奠定基础,还为新时代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的凝铸提供经验。【关键词】非遗保护;红色歌谣;多维传承;发展路径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 2023年第5期24这一时期,仿“十二月体”所作之歌谣甚多,如劝国民捐歌(仿十二月花名)二百六十年痛史歌(十二月花名调)
5、十二月腊梅歌十二月花名颠倒歌建设道路歌(十二月花名调),等等。歌谣逐渐承担起移风易俗、劝化民众的“通俗教育”之责,如各种“劝学”“劝捐”“戒缠足”歌谣的创编及传播。早在1912年,浙江教育司征集歌谣令中就提出征集“牧童樵子之山歌俚曲”“沿门演唱之木铎道情”“赛会俱乐之各色歌调”“其他各种歌谣之有关风化足资感发者”,因流传于“山水之间”“市衢之内”的歌谣:语虽荒芜,意多规劝,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哲人君子,奉为棒喝,庸夫愚妇,视作箴规,设能随在征收,详加修校,制成编帙,散布民间实于通俗教育大有裨益。1918年,北京大学征集全国近世歌谣简章的发布及学人对歌谣、传说、故事等民间文学资源的“征集”,为新
6、文化运动提供了有力的文化及政治支撑。1923年,黄朴在歌谣增刊上发表歌谣与政治一文,其中谈到歌谣作为“民俗学中的主要分子,平民文学的极好的材料”,与政治具有相当的关联,这些或为德政之颂赞,或为政治任务之抨击,如三国演义中预言董卓覆败的童谣“千里草,何青青,十日上,不得生”。又如“梧宫秋,吴王愁”,短短六字,则是对于时政的“总攻击”:不顾群情,一意孤行的夫差终于到了“愁”的境况:因为君主对于人民的疾苦,不表同情,人民也自不为他所用,宣告脱离,让他个人去自生自灭了这些带有“政治意味”的歌谣,“由于切身的政治状况,措施而生,而能深入人心,与将来的实见,有或然的适合”。这种“适合”是因为歌谣深远的影响
7、,能造出强健的“群众精神”。如楚人谣:“楚虽三户,亡秦必楚。”此歌谣一面将“人民失君”的悲哀彰显人前,一面展现楚人爱国的精神。以致后来的“乱秦者”多诈称项燕,或佯尊义帝,以利用“群众精神”。以这一维度看待歌谣,其间接产生了一种监督政治的效用,如萧梁时的“荧惑入南斗,天子不殿走”。淮南子主术训亦称:“古圣王出言以副情,发号以明旨,陈之以礼乐,风之以歌谣。”20世纪上半叶,在歌谣运动、通俗文艺运动、左翼文艺运动、延安文艺运动等影响下,歌谣在传递民意、美刺时政等方面的作用引起了广泛关注,具有报纸、广播等媒介形态无法比拟的优势:“不受文字的限制”“不受金钱的限制”“不受势力的限制”。在当时的社会语境中
8、,此类歌谣呈现出巨大的生长潜力。如国难歌谣“急国难,竞生存,覆巢之下无完卵,大声疾呼唤国魂”;时事歌谣“民众救国志未移,怎奈政府尽委蛇,请愿许多成画饼,画饼如何可充饥”;兵役歌谣“提起当兵莫要愁,喝杯甜酒醉心头,甜酒解得心头苦,当兵才会报国仇”,等等。其中,由于当时特殊的社会历史环境,鼓励民众当兵抗敌内容的歌谣相对较多,如出征别母:穿起戎衣别我娘,尊声我娘听端详。今天我要当兵去,请你在家莫凄惶。奸淫掳掠又烧屋,东洋鬼子太疯狂。假若大家都怕死,将来国破家必亡。你想那时多么苦,那有这时当兵强。不但把我家国保,而且把我姓名扬。再如载于战时民众的抗敌歌谣,采用比兴的手法描摹了民众对“东洋鬼子”的恨意及
9、迫不及待上战场杀敌的决绝:“大田薅秧行对行,面前来了一娇娘。我问娇娘那里去?她要当兵打东洋。”此歌谣用“娇娘”之反讽当世男子“怕出头”,由此彰显自己“快把鬼子来杀绝,大家同唱太平歌”的美好愿景。1937年七七事变后,全面抗击日本侵略的战争爆发。歌谣的发展也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从歌谣的本质出发,才容易听取人民真正的声音。”此时的歌谣出现了诸多关于“战争”“国家”“未来”的话语表达,如新歌谣:“吃水要吃长谷川,种田要种土肥原。无柴就向松山砍,砍了松山劈板垣。”1945年,李岳南在论歌谣中将“正在流行的”“反映出当前农民的辛勤、悲苦、希望和愤怒”的歌谣分为10项,其中即有“抗战歌谣”一项。他列举陕西
10、儿25歌打冲锋、河南儿歌日本娃、山西民歌杀汉奸、河北民歌骂鬼子,谈到这几首民歌是得自“沦陷了的故乡,流行于太行山一带,这里面包容着对敌寇无限的愤激,只要机会一到来,我们朴质的农民:会拧成一股伟大的力的洪流,将使敌寇汉奸们走头无路啊!”这些歌谣中,可以看出中国善良的农民对于毁灭他们性命财产的日本帝国主义者是怀着怎样的仇恨,“这民族的仇恨,深深种在人们心里,在茁长着,在壮大着,象征出中国民族抗战胜利的到来是不远了”。抗日战争以来,文艺界提出了“民族形式”的问题,于是学人们尤为注重歌谣,如老向、光未然、王亚平等都对收集民歌下了番苦心。如老向的居官书绅歌鼠窃横行抗日三字经抗日千字文,光未然的拓荒歌我嘲
11、笑,王亚平的春云离婚(唱词)宋江河(鼓词)张羽煮海(唱词),等等。然而亦有学人认为,当时有许多人未能“以批评地去呼取歌谣的真纯、淳朴清新、自然的长处,反囫囵吞枣,旧瓶装新酒”,结果“制造”出一些死气沉沉的抗战大鼓词、三字经来。1949年之后,以战争、革命为主要内容的歌谣逐渐被纳入新中国文艺体系的建构之中。20世纪50年代,更是集中刊印了一批关于革命歌谣的书籍。如上海文化出版社于1958年出版的革命歌谣选,“编者的话”中开篇即提到,“红色的歌谣,是革命的号角,又是革命的颂歌。同时,它也是人民革命的各历史阶段的珍贵资料”。又说: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前后,在当时各革命根据地内,产生了千千万万支红色
12、歌谣,正像一个红军战士说的,“把土地革命时代的歌子搜集起来,一辆马车也拉不动。”这些歌谣,在当时紧紧地配合了政治任务和革命战争,教育了广大人民,在今天,读着这些洋溢着鲜明党性和阶级感情的红色歌谣,对广大群众仍有极强烈的教育意义。其后,又陆续有太阳出来满天红:老根据地革命歌谣两条半枪闹革命:关于方志敏的歌谣革命歌谣选集四明山革命歌谣选革命战士歌谣选,等等。20世纪80年代,新时期的特定文化场域为红色歌谣的传承与发展提供了崭新的历史语境,围绕红色歌谣的挖掘与保护迅速兴起。这一发展趋势在非遗话语引入,特别是在具有中国特色的四级名录体系建立之后,呈现出一种崭新的图景。二、红色歌谣的多维阐释及传承路径“
13、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一理念在短短数十年间迅速发展,随着各地方政府如火如荼开展非遗项目申报及保护工作,红色歌谣的演述类型及其文本形态日益呈现出多样性的特征。尤其是在提倡对传统文化资源进行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当下,红色歌谣更是以其独特的艺术品格被利用、转化为弘扬地方文化,促进文旅融合的优秀文化资源。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共和国是红色的,不能淡化这个颜色,要把红色基因传承好,确保红色江山永不变色”,“要用好这样的红色资源,讲好红色故事,搞好红色教育,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红色歌谣中的“革命文化”“民俗文化”等文化样态并非静止呈现,而是始终以活态传承的方式存在于我们的生产生活中。红色歌谣对革命生活及情
14、感实践的描绘,被广泛运用于非遗叙事及实践活动之中,并转化为构建文化认同的有效资源,如“红诗红歌比赛”“红歌快闪”“红歌故事会”“红歌汇演”等具体实践中的个体经验经由重述、表征及再创造成为塑造地方乃至整个中国的价值观念与文化认同的有效阐释。近年来,红色歌谣中新时代的文化内涵与时代精神引起较多关注,对于其阐释大致有三个维度:其一,红色歌谣中所呈现的民众生产、生活及精神领域的鲜活体验,因其具有的流动性、延续性和共享性至今仍旧存续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其核心内涵在代际传承中得以保留与发展,包括民俗信仰、仪式、节庆活动、民间音乐、民间舞蹈、传统戏曲、曲艺,等等。其二,红色歌谣具有极为重要的“历史、文学、
15、艺术、科学价值”。非遗叙事中的文本内容具有多样性、开放性等特点,并以高度包容性的框架提供了文化交流的更多可能。非遗保护视域下红色歌谣的传承及发展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 2023年第5期26其三,红色歌谣在“改编”与“重述”中逐渐演化为一种“媒介化”及“符号化”的知识表达。红色文化的缩影经由流光溢彩的舞台展演得以呈现,如歌谣沂蒙山小调 被广泛运用于民族歌剧沂蒙山、歌舞剧沂蒙颂、吕剧补天、大型民族交响乐沂蒙畅想、柳琴独奏曲春到沂河等艺术创编中,赋予作品强烈的认同感与归属感。近年来,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中提出的“二分保护模式”“三分保护模式”,实行的产品经销、空间再造、文化创意、文旅融合等推广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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