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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英保罗科利尔 著刘波 译资本主义的未来THE FUTURE OF CAPITALISM:FACING THE NEW ANXIETIES上海三联书店THE FUTURE OF CAPITALISM by Paul CollierCopyright 2018,Paul CollierAll rights reserved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09-2020-142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资本主义的未来/(英)保罗科利尔著;刘波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20.7ISBN 978-7-5426-7072-4.资.保 刘.资本主义研究.D033.3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20)第09813
2、8号资本主义的未来英保罗科利尔 著 刘波 译责任编辑:殷亚平特约编辑:魏钊凌装帧设计:陆智昌内文制作:陈基胜责任校对:张大伟责任印制:姚军出版发行上海三联书店地址(200030)上海市漕溪北路331号A座6楼邮购电话021-22895540印刷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版次:2020年7月第1版印次:2020年7月第1次印刷开本:965mm635mm1/16字数:227千字印张:17.5书号ISBN 978-7-5426-7072-4/D452定价:68.00元(精装)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目录CONTENTS理想国译丛序第一部分 危机第一章 新的焦虑第二
3、部分 重建道德第二章 道德的基础:从自私的基因到道德的团体第三章 道德的国家第四章 道德的企业第五章 道德的家庭第六章 道德的世界第三部分 重建包容性社会第七章 地域分化:繁荣的大都市,破败的普通城市第八章 阶层分化:享有一切的家庭,分崩离析的家庭第九章 全球分化:赢家和落后群体第四部分 重建包容性政治第十章 战胜极端派致谢注释参考文献理想国译丛序“如果没有翻译,”批评家乔治斯坦纳(George Steiner)曾写道,“我们无异于住在彼此沉默、言语不通的省份。”而作家安东尼伯吉斯(Anthony Burgess)回应说:“翻译不仅仅是言词之事,它让整个文化变得可以理解。”这两句话或许比任何复
4、杂的阐述都更清晰地定义了理想国译丛的初衷。自从严复与林琴南缔造中国近代翻译传统以来,译介就被两种趋势支配。它是开放的,中国必须向外部学习;它又有某种封闭性,被一种强烈的功利主义所影响。严复期望赫伯特斯宾塞、孟德斯鸠的思想能帮助中国获得富强之道,林琴南则希望茶花女的故事能改变国人的情感世界。他人的思想与故事,必须以我们期待的视角来呈现。在很大程度上,这套译丛仍延续着这个传统。此刻的中国与一个世纪前不同,但她仍面临诸多崭新的挑战。我们迫切需要他人的经验来帮助我们应对难题,保持思想的开放性是面对复杂与高速变化的时代的唯一方案。但更重要的是,我们希望保持一种非功利的兴趣:对世界的丰富性、复杂性本身充满
5、兴趣,真诚地渴望理解他人的经验。理想国译丛主编梁文道 刘瑜 熊培云 许知远献给休生活使我们分离,焦虑令我们相聚第一部分 危机第一章 新的焦虑激情与务实深刻的裂痕正在撕裂我们社会的肌体。裂痕给我们的民众带来新的焦虑与愤怒,给我们的政治带来新的激情。这种焦虑的社会基础包括地理、教育和伦理因素。各地区皆在反叛大都市:英格兰北部在反叛伦敦,内地在反叛沿海地区。受教育程度低的人在反叛受教育程度高的人。辛苦拼搏的劳动者在反叛“不劳而获者”和“寻租者”。受教育程度较低、艰辛工作的乡下人和小镇居民已经取代劳工阶层,成为社会的革命力量:“无酷汉”取代了“无裤汉”。那么,这些人在为什么而生气呢?地域已经成为造成新
6、的不满的重要因素之一。在此前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区域经济差距不断缩小,但近年来差距迅速拉大。在北美、欧洲和日本,大都市区域将其他地区甩在身后。大都市不仅变得比其他地区富裕得多,在社会意义上也变得疏离,不再能代表通常以它们作为首都的国家。但即使在充满活力的大都市里,这些非凡经济成果的分配也严重失衡。新的成功者既不是资本家也不是普通劳动者,而是受过良好教育、拥有新技能的人。他们组成了一个新阶层,他们在大学里相遇,形成新的共同身份,基于技能对彼此心怀尊重。他们甚至形成了一种独特的道德,将少数族裔、性取向等特征上升为群体身份,将其视为受害者。他们宣称只有自己关心受害者群体,从而对受教育程度低于自己的人
7、主张道德优势。受过良好教育的人组成了一个新的统治阶层,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信任政府并彼此信任。一方面,受过良好教育的人财富飙升,拉高了全国平均水平,另一方面,在大都市区域和全国范围内,受教育不足者已陷入危机,被污名化为“白人劳工阶层”(white working class)。衰退的首要表现是有实质意义的就业机会消失。全球化已经导致许多半熟练岗位转移到亚洲,技术变革正在使许多其他岗位消失。受失业冲击最大的是两个年龄范围的人群:大龄劳动者和找第一份工作的年轻人。在大龄劳动者中,失业经常导致家庭破裂、吸毒、酗酒和暴力。这导致失业者心理崩溃、失去生活目标,在美国的表现是没上过大学的白人的期望寿命不断降
8、低;与此同时,医疗技术以空前的速度取得进步,处于有利地位的群体的期望寿命正在迅速提高。1欧洲虽因为有社会保障体系的存在,后果没有这么触目惊心,但这种现象也很普遍,在布莱克浦(Blackpool)等最破败的城市,期望寿命也在下降。50多岁的失业者无所事事,喝着绝望的苦酒。但受教育程度低的年轻人也好不了多少。在欧洲很多地区,年轻人面临着大规模失业:目前有三分之一的意大利年轻人处于失业中,上一次出现如此大规模的岗位不足还是在1930年代的大萧条时期。调查显示,年轻人空前悲观:大多数年轻人觉得自己未来的生活水准将低于父母的。这并不是错觉:过去40年来,资本主义的经济表现不断恶化。20082009年的全
9、球金融危机把这一点凸显了出来,但其实从1980年代起,悲观情绪就一直在缓慢滋长。资本主义赢得人心的核心理由所有人生活水平的稳步提升,威信已经受损:一些人依然在从资本主义中获益,但其他人没有。在资本主义的象征性核心美国,1980年代出生的人中,有一半在绝对意义上比他们的父辈在同年龄时过得差。2资本主义并没有帮助到他们。考虑到1980年以来科技与公共政策取得的巨大进步,这场失败令人震惊。这些进步本身依赖于资本主义,本来完全可以显著改善所有人的生活。但多数人现在预计子女将来会比自己过得差。在美国白人劳工阶层中,持这种悲观看法者的比例升到了惊人的76%。3而欧洲人比美国人更悲观。受教育程度较低者的怨恨
10、中夹杂着恐惧。他们认识到,受教育程度更高的群体在社会上和文化上都在疏远他们。他们断定:这种疏远以及(被视为利益攫取者的)更受偏爱的群体的兴起,都在削弱他们求取援助的呼声。正当他们更需要社会保障的时候,他们对社会保障的前景却日益失去信心。焦虑、愤怒和绝望粉碎了人们的政治忠诚、对政府的信任,甚至还有对彼此的信任。受教育程度较低者是一系列反叛的核心:在美国,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击败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Clinton);在英国,脱欧派击败留欧派;在法国,玛丽娜勒庞(Marine Le Pen)和让吕克梅朗雄(Jean-Luc Mlenchon)领导的反叛政党赢得了逾40%的
11、选票(使当政的社会党的选票缩减到不足10%);在德国,基督教民主联盟与社会民主党组成的联盟得票数大减,导致极右的德国新选择党(Alternative for Germany,AfD)成为联邦议会的最大反对党。除教育水平鸿沟外,地域鸿沟也造成影响。多数伦敦人投票支持留欧,多数纽约人投票支持希拉里,巴黎人不支持勒庞和梅朗雄,法兰克福人不支持德国新选择党。激进反对力量来自大都市之外的地区。这些对立与年龄有关,但不是简单的年长者和年轻者的对立。自身技能失去价值从而被边缘化的老工人变成了极端党派的支持者,刚开始找工作便面对黯淡就业市场的年轻人亦然。大量法国年轻人投票给以新面目出现的极右翼政党,英国和美国
12、年轻人则投票给以新面目出现的极左翼政党。大自然厌恶真空,选民也一样。现实与可能性之间的鸿沟导致的挫折感为两种伺机而动的政客提供了动力民粹主义者和意识形态分子。上一次资本主义脱离正常轨道的时候1930年代,发生了同样的事情。1932年阿道司赫胥黎(Aldous Huxley)的美丽新世界(Brave New World)与1949年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的一九八四精准刻画了这些新出现的危险。1989年冷战的结束似乎带来一种可信的前景:所有这样的灾难都已经过去,我们已经抵达“历史的终结”,一个永久的乌托邦。然而,我们现在却面临另一个非常可信的前景我们即将见证的反乌托邦。人们很快用
13、各种旧意识形态来解答新的焦虑,导致左派与右派陈腐而过激的对抗再次出现。意识形态提供了一种诱人的组合,简单的道德确定性和无所不能的分析,能够为任何问题提供自信的答案。几种复兴的意识形态,诸如20世纪的法西斯主义和17世纪的宗教原教旨主义,都曾引诱着社会走向悲剧。由于这些意识形态失败了,失去了大多数追随者,所以能领导这场复兴的意识形态型政客少之又少。仅存的一些此类人从属于小型的残余组织:他们持狂热的偏执心理,太过沉溺以至于不愿直面已经发生的失败。有的马克思主义者认为自己生活在“晚期资本主义”(late capitalism)的时代,这使得共产主义复兴成为可能:关于“晚期资本主义”的书又开始大批出现
14、。4还有一类政客拥有与意识形态分子类似的诱惑力:克里斯马式的民粹主义者。民粹主义者连意识形态的粗略分析也不做,直接跳向只有两分钟说服力的解决方案。因此,他们的策略是通过花样百出的娱乐表达来吸引选民,使其不进行深入思考。拥有这些技能的领导人来自另一个小群体:媒体名流。尽管意识形态分子和民粹主义者都因新裂痕导致的焦虑与愤怒而如鱼得水,但他们没有能力解决这些问题。这些裂痕不是历史的重现,而是复杂的新现象。但这些政客在实施其充满激情的蹩脚“疗法”过程中,可能造成巨大的伤害。对于我们社会中出现的破坏性进程,确实存在可行的补救方案,但这些方案无法从意识形态的道德激情和民粹主义的牵强附会中得出。这些方案建立
15、在分析和证据的基础之上,因此需要实用主义的冷静头脑。本书提出的所有政策都是务实的。但激情有其用武之地,而且这本书就充满了激情。我的人生跨越了我们社会中出现的三种严重裂痕。尽管我保持着冷静的头脑,但这些裂痕让我百感交集。我经历了繁荣大都市与破败的地方城市之间新出现的地理裂痕。我的家乡谢菲尔德(Sheffield)成为典型的破败城市,电影光猪六壮士(The Full Monty)反映了其钢铁业的毁灭。我就经历过这样的悲剧:我们的邻居失业了,一位亲戚找了一份清扫厕所的工作。而我搬到了牛津,那里是争取大都市成功的首选之地:我的邮编所在区域现在有着全国最高的房价与收入之比。我经历过极度成功的家庭与陷入贫
16、困的家庭在技能与志气方面的鸿沟。14岁时,我和表妹情况相同:出生于同一天,父母都没有受过多少教育,都凭自己的努力考入文法学校。她父亲的早逝使她的生活走上歧途:没有了父亲的管教,她十几岁就怀孕生子,失败和污名随之而来。而我先是念完了中学,然后又获得牛津大学的奖学金,生活节节上升。接着我又一步一个台阶,在牛津、哈佛和巴黎获得教职;我还获得了更多让我感到自豪的荣誉,工党政府授予我大英帝国勋章,保守党政府授予我爵士头衔,英国科学院的同僚们授予我院长奖章。分化一旦开始就愈演愈烈。我表妹的女儿们在17岁时也怀孕生子,我17岁的孩子则获得了英国最好的学校之一的奖学金。最后,我经历过富得流油的美、英、法(我曾
17、在这几国舒适地生活过一段时间)与穷得令人绝望的非洲(我现在在这里工作)之间的全球鸿沟。我的学生以非洲人为主,他们在毕业后做出人生抉择时都要面对这一强烈反差。一位一直在英国做医生的苏丹学生最近要决定是留在英国还是回到苏丹去总理办公室工作。他已决定回去。他是个例外,在伦敦做医生的苏丹人比苏丹全国的医生还要多。这三种可怕的分化不仅是我研究的问题,这些悲剧让我明白了我的人生目标是什么。这就是我写这本书的原因:我想改变这种状况。社会民主主义的胜利与衰退谢菲尔德是一座过时的城市,但居民之间的纽带却因此而增强,这些纽带曾经是强有力的政治力量。英格兰北部城市最早经历工业革命,此地居民也最早面临工业革命带来的新
18、焦虑。谢菲尔德等地的社群认识到,他们都同样依赖自己成长的地方,所以他们成立了合作组织来解决这些焦虑。他们利用这种亲密关系成立了从互惠中获益的组织。住房合作社使人们能为买房而储蓄,在约克郡的另一座城镇哈利法克斯(Halifax),诞生了后来英国最大的银行,保险合作社使人们能降低风险,农业与零售业合作社赋予农民和消费者相对于大企业的议价权。从英格兰北部诞生的合作社运动迅速扩展到欧洲大部分地区。通过联合,这些合作社成为中左翼政党即社会民主主义(socialdemocracy)政党的基础。随着社群扩大为国家,社群内互惠的好处也扩大了。像合作社一样,新的政策议程也是务实的,针对困扰普通家庭生活的焦虑。在
19、二战后,许多这样的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在欧洲各国上台,利用这一政策议程实施一系列务实的政策,有效缓解了人们的焦虑。医疗、养老、教育、失业保险通过立法不断涌现,改变了普通人的生活。事实证明这些政策很有价值,所以得到了政治中间派的普遍接受。中左翼与中右翼政党交替上台,但这些政策一直在实施。但现在,作为一股政治力量的社会民主主义面临着生存危机。过去十年里,各种灾难接踵而至。中左翼方面,因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拉走一部分选民,希拉里克林顿输给了唐纳德特朗普;曾以布莱尔(Tony Blair)与布朗(Gordon Brown)为代表的英国工党已经被马克思主义者接手。在法国,奥朗德(Fra
20、noisHollande)总统甚至决定不寻求竞选第二任期,而接替他成为社会党候选人的贝努瓦阿蒙(Benot Hamon)仅获得了8%的选票,惨败出局。德国、意大利、荷兰、挪威和西班牙的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的选民支持率都大幅下降。通常这会是中右翼政客的好消息,但在英国和美国,此类政客丧失了对本党的控制,而在德国和法国,他们的支持率也遭受重挫。这是为什么呢?原因是,左翼和右翼的社会民主主义者都偏离了自己的本源社群中的实践性互惠,而被一个截然不同的、影响力超出应有程度的群体所俘获,那就是中产阶级知识分子。左派知识分子被19世纪哲学家杰里米边沁(Jeremy Bentham)的思想吸引。在边沁的功利主义中
21、,道德从理性原则中推导出,与人的本能价值观相分离判断一个行为是否道德,要看它有没有促进“最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因为人的本能价值观达不到这条神圣标准,所以社会需要道德健全的技术官僚作为先锋队来治理国家。这支先锋队、父爱主义的社会守护者,就是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描述的“卫国者”的更新版。另一位为功利主义奠基的思想家、边沁的门徒约翰斯图尔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在八岁时就开始读希腊文原文的理想国了。遗憾的是,边沁和穆勒并不是近代的道德巨人,无法与摩西、耶稣和穆罕默德相提并论;他们都是奇怪的不合群的个体。边沁行为怪异,今天人们认为他可能是自闭症患者,无法形成任何团体意识。穆勒也无法像常
22、人一样:他从小就被有意地与其他孩子隔开,他对古希腊也许比对自己所处的社会还熟悉。考虑到这两位创始人的情况,他们的追随者信奉的伦理观与其他人大相径庭也就不足为奇了。5边沁怪异的价值观如果没有被经济学采纳的话,本不会产生任何影响。我们将会看到,经济学形成了一套针对人类行为的描述方式,与功利主义道德观大相径庭。经济人(economic man)完全自私,无限贪婪,只关心自己。这是关于人类行为的经济学理论的基石。但为了评估公共政策,经济学需要一种衡量方法,把所有这些心理反常的个体的幸福感(或曰“效用”)加总。功利主义成为这种计算的理论基础:“最多数人的最大幸福”这条原则,碰巧适用于求最大化的标准数学方
23、法。“效用”被认为来自消费,随着消费的增加,效用的增量越来越小。在社会总消费量固定的情况下,要实现效用最大化,只需以一定方式进行收入再分配,以使每个人的消费完全相等。社会民主主义经济学家认识到,消费“蛋糕”的大小并不固定,税收会降低人的工作热情,使蛋糕缩小。为解决激励问题,“最优税收”和“委托代理问题”这两套高阶理论逐渐成形。本质上,社会民主主义的公共政策就是利用税收进行消费再分配,同时尽量减少税收对工作热情的负面影响,其具体方式在变得越来越复杂。更多好书分享关注公众号:sanqiujun事实很快就证明,以机械的方式从个体的“效用”出发,推论出关于社会福祉的理论,是无论如何也达不到理论连贯性的
24、基本标准的。经济学界赞同这一点,但做法并没有改变。大多数学院派哲学家抛弃了功利主义,认为该学说具有诸多不足之处,但经济学家对此视而不见。他们发现功利主义是一套极为好用的学说。公允地说,功利主义对解决许多公共政策问题确实很有用;该学说的不足之处会不会导致严重后果,取决于具体的政策是什么。对于像“应不应该在这里修公路”这种相对简单的问题来说,功利主义有时是可用的最好的方法。但对许多更大的问题来说,功利主义是绝对不适用的。有了功利主义计算法后,经济学迅速渗透进公共政策领域。柏拉图设想的“卫国者”是哲学家,但实际上通常是经济学家扮演了这一角色。他们设想普通人是精神反常者,借此使自己有权充当道德优越的先
25、锋;他们认为国家的目的是实现效用最大化,因此应该把消费再分配给“需求”最大的人。不经意间,社会民主主义政策发生了往往难以察觉的变化,不再关注构建所有公民的互惠性义务了。这两种假设结合在一起,产生了有害的结果。所有的道德义务都由顶层的国家承担,责任由道德上可靠的先锋肩负。公民不再被视为负有责任的道德行动者,而仅仅扮演消费者的角色。社会规划者和作为先锋的功利主义天使们是最高明的父爱主义的社会管理取代了社群主义。这种自信的父爱主义管理的典型例证是二战后的城市政策。汽车越来越多,需要立交桥,人越来越多,需要住房。为解决这些问题,人们用推土机把成片的街道、居民区夷为平地,代之以现代化的立交桥和高楼大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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